【《美国学院与大学史》书摘】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影响下，在美国自身现实需求的推动和已有社会结构的激发下，美国式大学开始出现。

这一时期，在塑造美国高等教育的前景和期望方面，最重要的事件是芝加哥大学的成立。这是美国历史上最能够凝聚时代精神的事件之一。它所涉及人物本身就值得大书特书：1888年，正忙于做好事的约翰·洛克菲勒得出结论，他应该在芝加哥建立一所新的学院，但他一直等待着他所在的浸信会教派对他的召唤；芝加哥浸信会联合神学院（Baptist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秘书托马斯·古斯比（Thomas W. Goodspeed），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洛克菲勒决定将学院设在芝加哥；罗切斯特神学院（Roche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奥古斯塔斯·斯特朗（Augustus H. Strong），他则试图让洛克菲勒决定将学院设在纽约；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T. Gates）牧师，美国浸信会教育协会的秘书，正是他支撑着全国范围内那些瘦小而饥饿的小型浸信会学院；还有威廉·雷尼·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年轻的浸信会平信徒和希伯来学者，他在1888年32岁的时候，承担了耶鲁的三个教授席位，是大学里最具传奇色彩的人之一。

在1890年到1892年的两年里，芝加哥大学逐渐初创成形，在此过程中，人们观察到一种通常与工业巨头相关的活动。哈珀拉拢了芝加哥的百万富翁们与洛克菲勒这个外来者进行友好的竞争，尽管他们所有人的捐赠加在一起也不可能超过约翰·洛克菲勒的数额，他们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协议，约定到1916年，芝加哥将提供价值800万美元的土地和建筑，而洛克菲勒将提供价值3500万美元的捐赠。当然洛克菲勒在一开始没有任何地产方面的考虑，但随着哈珀计划的发展，他开始注意到芝加哥一个又一个街区的房地产。当哈珀在1891年末招聘了他的第一位教师时，他就开始需要更多的钱了。他让盖茨，后者当时是洛克菲勒在芝加哥慈善事业的首席顾问，再向洛克菲勒争取两百万美元。洛克菲勒在收到盖茨发来的电报后回答说：“这真让人惊喜。”但很快，他就在最初60万美元的基础上又追加了100万美元，这60万原来是他为自己的芝加哥冒险所设定的限额。90天之后，芝加哥人也追加了100万美元。

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建设规划图（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藏）

这些追加的数百万美元消除了东部某些人的疑虑，他们认定没有足够资金的芝加哥大学将会永远停留在规划阶段，而且毫无疑问，当哈珀去东部招聘教师时，他们阻挠和延宕了他的事业。但这也刺激了哈珀的雄心，他想要更多——更多的美元，更多的教授，更多的大楼，而芝加哥正在发生大事的消息传遍了全国。

芝加哥大学校园建筑（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藏）

申请教授职位的人来自全国各地，哈珀得以痛快地对美国大学教师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检阅。当他最终完成招聘时，这支队伍里有八位前学院或神学院校长，包括韦尔斯利学院的爱丽丝·弗里曼·帕尔默（Alice Freeman Palmer）；他从耶鲁聘来了五位教授；他突然造访被分歧撕裂的克拉克大学，并带走了大多数学术人员，包括研究员，讲师和15位教授。哈珀到达伍斯特的那天，16位生物系的师生正在进行研究工作；其中12位后来跟着他到了芝加哥。威斯康星大学的校长则喜之不尽地接受了地质系系主任的职位。哈珀的招聘工作完成得非常好，他用聘用80位教师的预算，最终在第一年就聘用了120位教师。难怪盖茨在给洛克菲勒的信中会如此说道：“它每个月的成长都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站在它面前，我饱含敬畏。上帝以一种最奇妙的方式参与其中。这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于1892年10月1日向公众开放。前一天晚上，哈珀对一位同事说：“我不知道明天那里是否会有学生！”其实他根本不必担心。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来自33个州和15个国家和地区：328名本科生，210名研究生，204名神学院学生。他们看到的是一所新型的美国大学，该大学将一年的12个月分成4个学期，并邀请学生参加至少3个学期或附加的第4个学期；该大学还将传统的大学四年制分为两个时间相等的部分，第一个部分称为初级学院或学术学院，其理念是学院式和预备性的，第二个部分称为高级学院或大学学院，其理念是高深性的或学术性的；这所大学的主修和辅修制度还允许学生深入学习一门学科，与此同时可在另一门学科上投入较少的时间。

芝加哥大学阅览室（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藏）

这是芝加哥大学的高光时刻。在其中一间宿舍里，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学生建议：“任何想要建立传统的人都应该以书面形式提出，在桌子上公示两周后，进行投票，如果三分之二多数通过，那就可以建立传统。”

哈珀本人也深感满意，因为在连续性学期制的影响下，“每年毕业一次的整个习俗”已经消失了。面对本科生对餐厅条件的抱怨，他只是简单地将其管理移交给了学生团体。1866年，在康奈尔大学，安德鲁·怀特发布的一项政策，“在一所学术机构中，用于传授真理的能力和力量要比用于发现真理的更有必要。”这显然是对学院传统尊重。但现在，不到三十年后，强大的大学理念使得哈珀可以大胆宣布：“在这个机构里，我们提议把研究工作放在首位，把教学工作放在第二位。”在芝加哥，晋升取决于发表。所有人都被要求牢记，在芝加哥建造的不是一所学院，而是一所模范的美国大学。

约翰·洛克菲勒与威廉·雷尼·哈珀（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藏）

到1906年，尽管威廉·雷尼·哈珀对捐赠和增长有着贪婪的欲望，尽管洛克菲勒不愿承担最终的巨额赤字，但洛克菲勒还是会说：“这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好的投资”。实际上，洛克菲勒已经被自己的这项事业征服了。如今，一座新的伟大大学理念的纪念碑宣告了美国时代的来临。

相比之下，在西海岸，一所曾被寄予厚望的新机构，最终却被证明是一场令人失望的灾难。早年的斯坦福和初创时的芝加哥大学之间的对比极为强烈鲜明。洛克菲勒作为一名捐助者是不干涉的典范；而利兰·斯坦福在提及斯坦福时会称之为“我的大学”，在他死后，斯坦福夫人认为自己是大学的主人，事实上，在放弃专有控制权之前，她一直是大学的主人。对斯坦福的财务安排是草率的，斯坦福先生的去世，1893年的金融恐慌，他靠从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借钱生活的习惯，以及政府起诉要求追偿价值1500万美元的财产，都令继任者手足无措。

斯坦福大学校园建设规划图（斯坦福大学档案馆馆藏）

丧失事业的动力（唯一的儿子的早逝）是令人感伤的，在政府败诉之后，斯坦福夫人开始树立一栋又一栋建筑，而不再考虑任何其他需求，甚至拒绝允许任何人从别处筹集资金，因为这是她为儿子建立的纪念碑。斯坦福第一任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与哈珀不同，他不是一个有自由精神的人，而以谄谀和宿命论的态度对待工作。在1911年，他曾建议教职员工去其他地方就职。几年前，当一位教师看到同事们憔悴、紧张的面孔和最新的斯坦福夫人纪念碑时说：“一个新的花费2万5千美元的石制入口将取代旧的狮身人面像……可惜的是，人们不能用砂岩石片养活他们的家人；但似乎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它。”

1878年利兰·斯坦福一家合影（斯坦福大学档案馆馆藏）

芝加哥和加利福尼亚这些截然不同的经历证明，美国现在已经足够富有，足以支持一个人的成就和另一个人的愚蠢。但这两所院校的意义远不止此。它们提醒人们，不一样的捐助者、不一样的捐助者顾问、不一样的校长会带来多大的差别；它们提醒人们，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大学精神还不是特别稳固，但正如斯坦福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每个以建立大学为目标的人都有可能如愿。芝加哥大学的创建经历提醒人们，在学院时代难以支撑人们上大学的物质条件，现在却能支持美国高等教育进行全新的冒险。它提醒人们，美国人民正处于有能力调动庞大物质和人力资源创造美国大学的伟大进程之中，正如芝加哥所证明的那样，它们将成为拥有非凡的力量和影响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