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汉娜·阿伦特在其晚年，尤为关注“思考”（thingking/Vernunft），这其实可以视作她对于“平庸之恶”的持续反思。在这里，她区分了“知”（knowing）和“思”（thingking）的区别。“知”对于阿伦特而言，可以带来知识，或者一种触手可及的成果。而“思”却更多地只是提出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总是没有答案。为了理解“思”（thingking）的这一特质，她列举了康德对于“理性”（Vernunft）的使用，对于康德而言，理性并不能够给我提供知识，但理性却有一种本能地，向上的统合能力，以至于它总是想要突破现有的一切界限，以寻求一种更高的统一。

总结起来，“知”与“思”不同。例如，艾希曼他可以具有各方面的知识，但他却不具备最基本的道德判断能力（这被阿伦特归为“思”的能力。）。正是“思”的能力的丧失，使得他只知道服从：“你越是听他讲话，越能明白他不能正常说话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缺乏思考的能力，或者说，缺乏从别人的立场上来思考的能力。跟他无法有任何的交流，这不是因为他在说谎，而是因为他被某种‘卫兵’所包围，这些‘卫兵’使他远离言词，远离别人的想法，因此也就远离了现实。”这一点可以从艾希曼的自白中发现：“从我小时候起，服从就是我整个系统中无法摆脱的一部分。当我在二十七岁进入军队时，我觉得这种服从并不比我曾经体验过的哪些更困难。无法想象我会不遵守命令。现在我回过头看看，我认识到，一种已经被预设为完全服从、履行命令的生活其实是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使一个人思考的必要降到了最低点。”

对于阿伦特而言，尽管“思”与“知”有着明显的不同，但“知”却离不开“思”，离开了“思”的“知”其实就是无源之水。比如，在生活之中，我们总是力求知道，知道某些现成的东西，而不管这样一种东西是怎样来的。在中学，乃至于大学，因为缺乏对“思”的能力的重视和训练，导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企图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去获取“知识”。当然，为什么会如此，我想可能跟某种意图有关。毕竟，教育也可以是一种使人驯服而丧失思的过程。将话回到正题，阿伦特认为有力度、有深度的“知”离不开“思”：

通过对意义进行拷问，提出那些无法回答的问题，人们把自己塑造成了善于发问的存在。在所有人们寻找答案的认知类问题的背后，潜藏着看起啦无聊的以及被抨击为无法回答的问题。更有可能的是，如果人们不再愿意去探求思考的意义，停止去问无解的问题，不仅会失去产生思想物（我们称之为艺术作品）的能力，并且会失去问所有可解答的问题的能力，那些可解答的问题是每个文明建立的基础。（《精神生活》）

“思”对于阿伦特而言，仿佛是与虚空搏斗一般，这样一种搏斗似乎永无止境，但在这个搏斗的过程中，我们却仅仅通过这个“过程”就训练了我们的各种技能。同时，这样一种“思”（thingking）,非但能够帮助我们守护人生的意义，还能帮助我们鉴别平庸的恶（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

思考处理的是不可见之物，……，必会解放出判断力作为其副产品，判断将思考现实化，使它再表象世界中明白无误地展现出来；在表象世界中，我永不孤独，但总是太忙而不能思考。思想之风的展现并非如知识，而是判断对错美丑的能力。而在紧急时刻到来之际，这确实可能会避免大灾难的降临，至少能使得我独善其身。（《思考与道德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