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十年里，在社会学领域和心理学领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亚文化和社会阶层对行为，尤其是对学习的影响。许多研究者已经证明了亚文化、阶级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虽然仍没有统一的理论来解释他们之间的实证关系，但发现工人阶级儿童潜在成就和实际成就之间存在差异。

    尽管包括芝加哥学派在内的许多研究成果一直遭到方法论上的严厉批评，但是人们依旧认为这些研究指出了社会阶层、行为和表现之间的关键关系。J. floud报道了P.E.Vernon教授的说法：

    “环境的影响被认为是累积的。儿童从出生到成人的生命过程的每个阶段，环境的影响必须被赋予一个日益增加的分量，并成为个体之间差异的决定因素，尤其是通过智力和学业测试来衡量的个体差异的决定因素，而我们主要基于这些差异来做出我们的教育决策。”

    希尔德·希默尔维特（HildeHimmelweit）博士在一项讨论社会阶层和教育的文章中写道：“这里提到的事实都不能解释不同社会阶层儿童表现不同的原因。”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社会阶层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关系的现有知识的差距。

    理解引起“促进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复杂态度”的原因似乎很重要，也即是要理解那些影响工人阶级儿童在文法学校表现不佳、早退、难以融入文法学校价值观的诸多原因，影响工人阶级儿童在文字智力测试中表现不如非文字测试的原因，以及影响在基础学科受教育程度的原因。一个新的框架是必要的，在这个框架中，许多现存数据可以被重新检查和系统化，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本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认知表达方式和特定社会阶层的关系。以特定的方式与客体产生关系的倾向是一个重要的感知因素，并且可以与认知能力区分开来。不同的措辞，或者是表示同一客体的相同措辞，可能会暗示着不同的经验，这与更通用的排序关系方法有关。在此将提出两种类型的排序关系：一种是由于对客体内容的敏感性而产生，一种是由于对客体结构的敏感性而产生。这种结构与内容之间的划分是分析性的，且这两种倾向并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一个逐渐演进的社会连续体。我们将和一些正规教育机构合作起来调查这两个阶段的社会学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有必要去调查对某种教育过程的倾向和抵制。有观点称，社会阶层越低，对正规教育和学习的抵制就越明显，并且这正是社会阶层结构的一个作用方式。这种抵制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程度表现出来，比如，严重的纪律问题、不能接受教师的价值观、难以发展和感知到对大量词汇的需要，偏爱描述性而非分析性的认知过程。有观点称，抵制是感知和感觉模式的一种作用方式，其特征是对内容敏感，而不是对客体的结构敏感。还有观点称，相对于中产阶层，非技术工和半技术工阶层的成员不仅对不同类型的客体赋予不同的重要性，而且他们的感知顺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对结构的敏感性在这里被定义为对客体的认知和根据关系矩阵定义对客体做出反应的学习能力；对内容的敏感性是另一种学习能力的一种表现，表现为能够对客体的边界作出反应，而不能够对客体和其他客体所处的关系、相互关系的矩阵做出反应。这种区别是完全定性的。

    被称为“中产阶级及相关层级”的群体的基本需求是一个这样的家庭：父亲可能接受过文法学校教育或一些形式的继续教育或技能培训证书，母亲大概接受过小学以上教育或在婚前从事优于父亲的职业或从事非体力劳动工作。这样的家庭可能在某些赚取工资的体力劳动者中找到。中产阶级及相关层级包括在这个基本线以上的职业等级。这个基本线被认为是过渡性家庭结构，它改变了社会认知，并倾向于对客体结构的敏感。术语“工人阶级”包括非技术工和半技术工群体的所有成员，除去作为中产阶级及相关层级的基本线的家庭结构类型。这些群体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第一个群体拥有：

（a）在认知和情感上，对手段和长期目标的重要性的意识；

（b）将行为导向于某些价值观，但又能强调个体差异的行为准则。

（c）采取适当措施，并通过一个目标明确的方式-目的链，实现遥远目标达成的能力。

    因此，“中产阶级和相关层级”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对社会关系和客体的工具性态度，而对于第二个群体而言，则是非工具性态度。本文不可或缺的一个论点是，对于客体的内容或结构的敏感性根据上述因素的范围和影响而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中产阶级及相关层级的儿童在一个表达清晰的正式结构中被社会化。从情感和认知角度来讲，影响成长中儿童的当前决策受到对实现长期目标的有效性的支配。行为被改变并导向于一系列明确的目标和价值观，这些目标和价值观创造出一个更稳定的奖励和惩罚系统，尽管这其中的心理影响可能因家庭而异。未来被认为是与儿童的教育和情感生活直接相关。因此，中产阶级儿童成长于一个有序的理性结构中，他的全部经历从小就被组织起来。在中产阶级及相关层级中，不鼓励直接表达感情，尤其是敌意。情感的表达和他承认的社会认可之间的联结在于，情感的语言化被赋予了一种价值。在所有的社会中皆是如此，但这里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于词汇的本质和语言使用的类型，并不一定是词汇量的多少，而是社会在多大程度强调联结思想和情感之间的关系的语言结构。语言的存在、表达和交流的愿望有关，因此，语言结构的模式（即词汇和句子联结的方式）反映了情感结构中的特定形式，反映了互动和对环境反应的特定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讲，语言设施和语言障碍有极高的重要性，并且必须同许多其他使得思想和行为模式变得或易或难的因素相互作用进行研究。此外，社会学家（如Sapir）必然对出现在任何大型社区的社会意义上的语言差异的象征意义感兴趣。

    Sapir继续说道：“奇特的发音方式、有特色的措辞、俚语表达、各种职业术语，这些都是社会自行安排的众多方式的象征，并且对于理解个人和社会的态度发展至关重要。”他还说，“语言是启发式的，更深远意义上来讲，语言的形式为我们预先决定了观察和解释的某些模式。”

    当一个中产阶级的母亲对他的孩子说：“亲爱的，我宁愿你少制造点噪音。”这个孩子会倾向于服从，因为之前的不服从得到了不被认可的表情或其他惩罚措施。中产阶级孩子回应这句话中的关键词汇是“宁愿”、“少点”。这个孩子已经学会了对这种句子形式和这个话题很多可能的句子敏感。在这种情境中“宁愿”和“少点”这两个词，可以被认为是直接的翻译信号，快速地被中产阶级儿童回应。然而，如果给来自非技术工人家庭的儿童说同样的话，则不会被理解为包含同样紧急的命令暗示来回应。“闭嘴”可能包含着更恰当的暗示。当然，“闭嘴”的陈述对于中产阶级的儿童来说是有意义的，一个必须强调的重要事实是，中产阶级儿童已经学会了能够在一个精细表达的意义世界对这两种陈述做出反应。我们正讨论两种语言模式，工人阶级儿童只学会了对一种模式做出反应，所以尽管他可能能够理解这两种模式，他并不能有效区分这两种模式。此外，如果第一种陈述由一个中产阶级的人说给一个工人阶级儿童，这个儿童会把它翻译成“闭嘴”，并且将两种陈述之间的差异与不同社会阶层联系起来。他不会拥有亦无法直接回应的，是第一句话中的不同语言结构。工人阶级儿童必须翻译并通过他自己阶级的、逻辑上更简单的语言结构来理解中产阶级语言结构，从而使句子对自己来说变得有意义。当他不能进行这种翻译时，他就无法理解并感到困惑。

    在《思维研究》的一个附录中，作者认为，一系列的经验可能在一种语言的词汇中有区别，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没有区别。尽管陈述的上下文是在讨论原始语言内部和原始语言之间的区别，但是人们认为，这里还保持着评论的力量。艾莉森·戴维斯（Allison Davis）为理解文化用法、象征形式和手段的重要性做出了贡献，但是他并没有解决他自己所陈述的结果，“较低的社会经济群体与较高的社会经济群体有着不同的语言结构，他们说各种非标准的方言”。同样，Eells 和 Murray似乎也是从不同方言的角度思考，而不是从不同语言使用模式区分经验的影响角度来思考。例子中儿童的不同反应差异，涉及了对语言暗示、语言所蕴含的关系和象征的不同程度的接受性。调查发现，中产阶级儿童的早期语言化受到重视，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如语言化模式、语言结构及其功能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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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产阶级家庭的目标之一是培养一个以某些价值观为导向，但在这些价值观中有个体差异的儿童。这个儿童出生在一个他被当作拥有自己权力的个体来看待和回应的环境，也即是说他有一个特定的社会地位。这种早期的个性化过程是由两个重要因素来完成的：父母对儿童的细致观察，以至于非常细致的发展阶段和新的行为模式的出现能够作为关注和评论的对象；以及个人特质（名字）被大量使用，儿童学会使用它作为回应的语言结构中的认可和交流。儿童与环境的关系是这样的：他对于不同语言的反应的范围和表达，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结构的培养。一个良性循环被建立起来，这个循环会随着母亲精心设计和拓展儿童胚胎时期的个人特质而持续强化。因此，儿童越能区分经验，他区分和详尽阐述周围环境中客体的能力就越强。

    接下来要考虑的事实是沟通的条理、语言的表达方式如何改变感知。在任何沟通过程中，区分非语言和语言的意义表达是必要的。手势、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特别是说话的音量和语调，所起的作用可称为“即时的”或“直接的”表达，而使用的词语将被称为“联结”或间接表达。强调直接表达或间接表达，以及口头交流形式的本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所使用的词语是某种语言的一部分，它包含大量的简短命令、简单的陈述和问题，在这些命令、陈述和问题中的表达符号是描述性的、有形的、具体的、视觉的、普遍性较低的，它强调情感而不是逻辑含义，那么它将被称为公共语言。*用这种语言表达的感情会受到所使用的表达形式的影响。当使用一种公共语言时，所传达的感情可能是分散的和粗糙的，因为如果要赋予这种语言个人特质，它只能通过非语言手段来实现，主要是通过音量和语调的变化，伴随着手势、身体移动、面部表情、体态。因此，如果母亲和儿童之间的语言是一种公共语言，就像在工人阶级中那样，那么儿童就会倾向于通过非语言的表达手段对情感的质量和强度变得敏感，个人特质将通过这些手段获得。而这对经验的建构以及与客体的关系有许多影响。

   （*公共语言的特点是：简短、语法简单、通常是未完成的句子，句法结构蹩脚; 简单而重复地使用连词（so, then, and），修饰语、限定语和逻辑重音倾向于用非语言手段表示; 频繁使用简短的命令和疑问句; 形容词和副词使用死板而有限; 不经常使用非人称代词（it, one）作为条件句的主语; 以疑问句的形式表述，形成一种同感的循环，例如：“只是幻想吗?“这不是很可怕吗?”“这不是很可惜吗?”“这是很自然的，不是吗?” 对事实的陈述通常既可用作理由也可用作结论。“你不能出去。”“我告诉过你要抓紧。”（在电视上，母亲反复回答孩子的“为什么” ）从一组传统短语中进行个人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语言符号的普遍性较低。个人特质被排除在句子的结构之外，因此它是一种隐含意义的语言。）

    中产阶级的语言使用具有丰富的个人特质，其形式隐含着一系列高级的逻辑运算；音量和语调以及其他非语言的表达方式虽然重要，但却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的最初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单词的数量或词汇的范围，而是他或她对某种特定形式的间接或间接表达变得敏感，在这种表达中，单词的巧妙排列和句子之间的联结传递感情。孩子最初努力获得的是后者（即对某种特定形式的间接或间接表达），以便体验与母亲的完整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学会对特定形式的语言暗示作出反应。由于母亲和儿童之间这种联结关系的重要性，在儿童和他所处环境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状态，因此需要以个人语言来表达这种联结关系。因此，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一种相对复杂的语言使用形式变得敏感，而这种语言使用形式反过来又作为他或她对物体感知的动态框架。这种语言使用方式被称为形式语言。如前文所述，在中产阶级社会结构中，强调用语言表达个人及差异意识，这种强调增加了环境中客体的重要性。对一种特定形式的语言结构的接受能力决定了与客体建立关系的方式，以及对特定语言运用的取向。

    处于中产阶级及相关层级的儿童在一个被精细而广泛控制的环境中成长，空间、时间、社会关系在家庭中被明确控制。参照遥远的未来对环境的组织越有目的性和明确性，（即方式与遥远目的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合理性越大）客体在当下的意义也就越大。客体不被视为给定的，而是成为探究的中心和关系的起点。这对儿童经验的影响是使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更普遍、更具体地意识到各种各样的客体，这将增强他的好奇心并使他的探索得到回报。这里的关键因素是关系的模式，这是他对结构敏感的一个结果。一种动态的互动得以建立：采用个人合理的方式，以及用语言表达感受和所学语言的含义，两者结合起来决定了他对结构暗示作出反应。对结构敏感的倾向使他能够理解和解释任何一个客体，这增加了孩子好奇心和接受能力的范围和强度。这导致了他对环境的正式秩序的意识，对其在时间和空间概念的扩展是原始解释性概念形成的开始。当然，这是任何儿童社会化过程的一部分，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建立关系的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决定了可能的概念化水平。由于其他因素，如，心理因素，提供了利用正规教育设施的方式，不同的儿童将能够从这种环境中受益更多。

    学校是这样一种机构，在这里，当下的每一件事都与遥远的未来紧密相连，因此，学校和中产阶级的儿童之间的期望没有严重的冲突。儿童发展的预期时间跨度使得现在的活动与未来联系在一起，这是有意义的。老师和儿童之间很少有价值观冲突，更重要的是，儿童倾向于接受和回应沟通的语言结构。学校旨在协助发展自我意识、区分认知和情感，以及发展和鼓励和谐关系。在儿童身上，有一种以个人特定的或修饰的方式使用和操纵单词的愿望，特别是一种日益增强的时态（时间）感，这些结合在一起减少了英语教学的问题：阅读、拼写和写作。中产阶级的儿童倾向于对符号关系进行排序，更重要的是，接受排序并得到新的关系。他的好奇心程度很高。不管他的性格与心理关系如何，他都遵从权威、接受教师的角色。这并不等于他们不会叛逆。中产阶级的儿童有能力操纵两种语言：一种是社会平等者（同辈群体）之间的近似于公共语言的语言；另一种是允许对角色和地位敏感的正式语言。这导致了在广泛的社会环境中行为的适当性。最后，学校是一个重要的、被社会认可的，可以使成长中的儿童提高其自尊的途径。因此，学校的社会结构、教育的手段和目的，创造了一个中产阶级的儿童能够接受、回应和利用的框架。

    在考察工人阶级环境中对认知方式有影响的某些因素之前，可以提出以下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阶级、教育和职业同质性，该样本特别有趣。本研究在伦敦一所走读学院进行，对象为笔者在教学过程中与之有过个人接触的309位男学生。样本由15到18岁的男孩组成，平均年龄16岁，他们都是 G.P.O.雇佣的信童（年轻邮递员）。他们来自非技术和半技术工背景，他们的家庭随机分布在伦敦内外。在这组人中，有 295 人上的是中等现代学校，5人上的是初级技术学校，3人上的是中央学校，6人上的是文法学校。所有男孩都在15岁时离开学校，没有考试成功的记录。他们在1948年接受了米尔希尔词汇测试（Mill Hill vocabulary test），在1938年接受了高中一年级和进步矩阵测验（Progressive Matrices）。据预测，进步矩阵测验（Matrices）的分数越高，它与米尔希尔分数（Mill Hill）之间的差异越大。也就是说，在这组受试者中，这两个分数之间不会存在线性关系。（16分或16分以上是分数之间显著差异的任意指示（arbitrary indication））

    在测试结果中，81名男孩的进步矩阵测验（Matrices）与米尔希尔测试（Mill Hill）差异大于16 分或更多，差异范围在16-37分之间。其中，19名男孩的进步矩阵测验（Matrices）智商（I.Q.）得分在105-115分之间;米尔希尔（Mill Hill）智商得分在 83-102分之间。而另外 62名男孩进步矩阵测验（ Matrices）智商得分在116-126 +分之间；米尔希尔（Mill Hill）智商得分在 82-110 分之间。在整个小组中，只有18个男孩的进步矩阵测验（Matrices）智商得分为116分，更多的男孩表现出不到16分的差异。正如预测的那样（见表），分数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即进步矩阵测验得分越高，米尔希尔和进步矩阵测验得分之间的差异越大。可以看出，所有的米尔希尔平均值都在平均范围内。

    进步矩阵测验智商超过101分，则米尔希尔的得分低于这个分数；进步矩阵测验智商低于100分，则米尔希尔分数除三个最低分数外，分数略高于这个分数。

    很明显，由于这些男孩中有很大一部分在正规科目的能力和教育程度上处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大量潜在的能力正在丧失。他们在正式科目中的能力与他们的米尔希尔分数有关。在进步矩阵测验分数上，80个受试者可能是文法学校的潜在候选人；事实上，只有6人去了文法学校，5人去了技术学校，3人去了中央学校，这14人没有一个人在考试成绩方面受益。在整个群体中，有20.7%的人有上文法学校的潜力，但由于教育程度和语言测试的表现，他们可能不能成功入学。（116的智商是进入文法学校的最低要求。）

    米尔希尔词汇测试得分平均值的聚类与进步矩阵测验得分无关，这表明解决涉及逻辑加减法的非语言关系问题的能力，与解决概念或分类顺序的纯语言问题的能力之间存在差异。虽然这里没有提供证据，但作者与这些男孩的经历表明，在正式科目上的成就水平与词汇量有关，而不是与矩阵智商有关。根据米尔希尔比较组得分的理论预测到，来自中产阶级阶层的年龄相仿的受试者不会显示出与矩阵的非线性关系。这些结果在接下来对工人阶级环境的分析中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家庭结构没有中产阶级组织地那么正式。虽然家庭内部的权威是明确的，但它所表达的价值观并没有产生中产阶级儿童在空间和时间上精心安排的世界。权威的行使与稳定的奖惩制度没有关系，往往显得武断。长期目标的特殊性往往会被更普遍的未来概念所取代，在这种概念中，机会、朋友或亲戚比严格的关系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当前或近期的活动比当前活动与实现遥远目标的关系具有更大的价值。期望系统或预期的时间跨度被缩短了，这就产生了不同的偏好、目标和不满足。这种环境限制了成长中的儿童对时间的感知。当下的满足或剥夺变成了绝对的满足或绝对的剥夺，因为不存在一个发达的时间连续体，在这个时间连续体上，当下的活动可以进行调整。相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为了将来的满足而推迟现在的快乐是很困难的。由此可见，在工人阶级中会出现一种更不稳定的情感和表达行为模式。

    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语言是公开的：一种几乎不包含个人特质的语言，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强调情感术语的语言，采用具体的、描述性的、有形的和视觉的符号。语言的性质往往限制了情感的口头表达。孩子只从母亲那里学习一种公共语言，感情是通过非语言的方式来沟通的。必须强调的是，通过使用公共语言，孩子将倾向于做出个人的要求并作出反应，这些要求是通过口头或非口头的直接交流来表达的。

    使用语言的方式限制了他们利用语言进行情感表达，这造成了语言的情感表达功能难以从语言本身中分化出来。因此，工人阶级儿童的情感和认知差异相对发展较差，对环境中的暗示的反应主要是在性质上顺序不同。他对客体的内容很敏感。因为语言是公共的，随着对情感内容的相应的强调，交流的载体本身就排除了客体结构作为主要参照点的可能性。重要的是依赖于语言使用类型背后的价值观，因为一旦价值观确定，那么语言的使用将强化导致最初偏好的情感倾向。

    必须清楚地看到，结构和内容之间的区别是概念层次结构中的一个程度区分。其背后隐含的是：如果主体对内容敏感，则客体只有最简单的结构的逻辑含义或边界将被识别。更确切地说，客体的某些方面将不会被主体视为有意义的暗示；或者即使它们被视为有意义的暗示，主体的语言反应也将是不充分的。

    在主体这种认知结构中，由于其所蕴含的许多关联是相互依赖、互相发展强化的，我们很难区分其中涉及的复杂的动态因素。儿童出生在这样一个世界：个人特质是通过非语言方式建立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被排除在句子的结构之外。关系通过使用从公共语言中进行的个人选择、手势、语调、音量变化和体态等建立，即通过一套“表达符号体系”来表述。因此，儿童很早就学会了对客体直接相关的暗示并做出反应并回应。这种符号体本身并没有其他意义。通过这套表达符号体系，儿童不需要学习除了它所在阶级环境中的公共语言之外的其他语言，就能够学会对即时的刺激作出反应。尽管不能阻断对于先前有限的客体的认知，这种对当下瞬时沟通意义的强调，阻碍了主体对整个连续时间段内客体意义的感知。诚然，儿童生活在对世界此情此景的感受中，其所涉及的预期或期望的时间段非常有限，这一点填补了先前研究中对所用方式与长远目标的联系之外相关研究的空白。这种认知模式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产生了描述性认知过程，例如，将事件A、B、C、D识别为相互独立的、未连接的事实，或者充其量只是建立了粗略的因果关系。儿童持续的好奇心没有得到培养或奖励，对问题的答案很少超出客体本身，或仅仅是对客体的简单陈述。社会结构继续强化了这种早期的感知模式。

    接下来我们要说明这种感知模式与其适配感知结构是如何引发与正式教育的冲突和抵触情绪的。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冲突：一方面要形成对于正式教育所需的间接性反应，并对其保持敏感；另一方面儿童从他的社会环境学到的是一种直接性的反应。由此带来重重困难：对工人阶级儿童来说，教师使用的非个性化的语言，导致儿童缺乏建立个人关系的适当手段。尽管在中产阶级的角度来看，公共语言因为很少涉及社会地位等结构化的对象，被视作一种平等性话语体系，但由于其排除了表示社会地位的术语等内容，在部分关系中，如上下级关系（或对医生、教师）中使用，或被视作是粗鲁或冒犯性的。仅掌握公共话语的工人阶级的儿童，不得不在任何情况下都使用公共话语，造成他们的表达和反应可能时常被教师误解。最终造成了学生和教师之间价值观上的误解，反而造成了阶层话语差距的实质化。

    从根本上说，两种不同的语言模式的使用，可能会阻止教师和儿童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当教师没有感觉到被尊重，这种情况可能会加深。中产阶级儿童受到过区分不用表达语言方式和内容的训练，但缺乏这种训练的工人阶级儿童无法做到有效区分。当儿童与教师没有私交，教师的职能和他所讲授的学科就会不被儿童所喜欢；尽管工人阶级儿童可能与此同时仍怀有一种不安和对失败的预感。

    工人阶级的儿童将意义附着在与学习情境所要求的不同的语言方面，这一事实是他抵制词汇扩展、词语操作和有序句子构建的原因。因为他之前已经学会通过符号体系来表达个人资质，所以他没有动力去获取新词汇或以表达这种资质的方式整理他现有的词汇。事实上，从儿童的自身角度出发，他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儿童口语中的“我”是通过语调、音量和身体姿态来充分传达的，而不是通过他使用的语言。然而，在正式的学习情境中，这种沟通方式并不被认可，而且必然被贬低。尝试用不同的语言使用方式来替代，以及改变交流的顺序，对于工人阶级的儿童来说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因为这试图改变他的基本感知系统，从而影响他的被社会化的过程。学会一个新词，或者词汇的不同用法，由于儿童无法确定这个词在自身情感认知框架中的位置，他并不会将该词加入到自己的表达语义库中。这样就产生了机械学习的情况：其含义是当原始刺激被移除时，就意味着遗忘。工人阶级的儿童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要学这些怪词。重要的是，他在造句和连句中的困难（包括对一个对象、质量、想法进行定性的问题，对时间和其延伸及修改的敏感性，以及建立持续关系的问题）这些都与他感知环境和作出反应的方式格格不入。这样的感知系统导致他对内容的敏感远大于对结构的敏感，所以他难以理解句子结构。

    虽然运算速度上可能有差异，工人阶级儿童和中产阶级儿童在加法、减法和乘法等数学计算和机械操作与原理方面认知并无差别。人们认为，工人阶级的儿童在将这些基本原理应用于涉及分数、小数和百分比的新符号时会遇到困难。他不理解这些基本原理，因此无法拓展运用。这些原则和操作只适用于单一的情况。此外，基于这种符号系统的表达问题，需要初步对关系进行排序，这会造成困难。最后，对于工人阶级的儿童来说，代数、公式的转换等抽象语言的理解对他理解数据至关重要，但实际学习过程也困难重重。

    无论这个有争议的术语如何被定义，现存困境的关键可能并不是直接由于智力缺陷所导致的，而是因为一个客体的本质及其象征关系（这里指的是数字的含义），许多东西在感知中丢失了，同样无法被认知。工人阶级的儿童在基础学科上遇到的困难与中产阶级儿童遇到的困难是不同性质的，这些困难可能会影响学习，或对所学知识的利用，或两者都影响。简单来说，由于在学习环境中的个体感知差异，中产阶级儿童的所学所得对他来说的意义与工人阶级儿童大相径庭。

    有人指出，与中产阶级儿童相比，工人阶级儿童的好奇心水平相对较低，他们的好奇心方向不同。该观点排除了课堂这样一个有重大影响的刺激因素。工人阶级的儿童更倾向于描述性的认知反应，他们的反应是即时的，只有模糊的时间和空间延伸，因此他的注意力将是短暂的，抑或在没有惩罚性措施的情况下难以维持。他们更倾向于面向对一系列不同客体的单一粗略概览，而不是追求一个客体或一个想法的详细含义和关系，从而建构有关其结构和扩展的问题。

    霍加特（Hoggart）在他的著作《识字的用途》（The Uses of Literacy）中描述了这种以碎片化和逻辑简化作导向为特征的态度。学校对儿童的期望与儿童自己的期望之间没有连续性。在学校里，一项活动或一系列活动与一个长远的目标有关，并且当下在时间和地点上具有关键性的延伸。工人阶级的儿童主要关注当下，他所处的社会结构与中产阶级儿童不同，几乎不提供激励或有目的的支持，使学校的教育方法和目标对个人来说有意义。纪律和课堂管理问题，并不出于抵抗与逆反，而是来自试图用情绪调控整个认知模式，这可能会造成任何一种反应的强度和产生的特定刺激之间的不成比例。最后，学校为中产阶级儿童提供重要的手段来增强他的自尊，而这对工人阶级的儿童来说并非如此。事实上，工人阶级儿童的自尊在这种环境下往往受到损害，而他的自尊从别的遵循他自身阶级符号的地方获得。

    本文试图展示两种不同感知顺序的社会起源和含义，这些感知顺序以对结构的敏感性或对内容的敏感性为特征。必须强调：这是一种一般性的倾向性区分。有研究指出，中产阶级儿童通过与工人阶级儿童不同的秩序结构认知内容，并响应不同性质的认知暗示。对中产阶级儿童有意义的暗示对工人阶级儿童并不适用，他们的感知能力结构是由他的社会阶级环境的语言使用的含义决定的。本文的核心论点是，中产阶级儿童能够回应、控制和理解以下三种：公共语言、表达符号和一种结构化的用于调节个人资质的正式语言，并且是他与所在阶级环境下相互作用的结果。前文已经表明，中产阶级的儿童可以利用更复杂的关系，从而使高级秩序系统化。由于工人阶级环境的结构差异，工人阶级儿童没有学会一种结构化用于调节个人资质的语言，而仅会使用表达符号和公共语言。这极大地缩小了对客体关系的范围和类型的理解，并在行为方面具有社会学上的重要影响。其中的影响很多，本文只指出了那些与正式教育相关的影响。

    正是由于这种对结构差异的敏感性，最终形成了他们对于促进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复杂态度。即使工人阶级的儿童拥有高智商，对内容的敏感似乎导致了他们在正规教育学科中的失败表现。这种感知模式（对内容的敏感性）可以解释语言和非语言测试之间的一些差异（见研究），以及为什么工人阶级儿童在纯粹的文字测试中往往表现不佳。尽管研究发现工人阶级儿童尚未能真正融入文法学校的社交和文化生活，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解释问题，也不必然导致教育表现欠佳。事实上，研究表明，文法学校的工薪阶层儿童的家庭目标和学校目标之间几乎没有差别。基于本文给出的原因，尽管工人阶级儿童拥有被测试出的智力潜能，他们的父母明显持有中产阶级的教育态度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儿童们在情感和认知上已经准备好应对文法学校。根据本文的观点重新考虑霍格本模型也更加重要，因为，要将能力等同于机会，就需要准确理解决定能力的变量。这在目前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为了生存，必须能够从其所有成员所表现的潜力中获利。

    这个概念框架内，目前与概念智能有关争议的许多方面，人们会有不同的看法。具体来说，它可能会通过指出感知的社会化阶段，来揭示潜在能力和工人阶级学生的可测量的成就之间的差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幼儿园的比较研究意义重大。基础学科学习困难的心理原因是另一个问题。似乎最重要的是区分社会学和心理因素，以便制定出建设性的策略，以防止工人阶级教育潜能的浪费。如果这个理论是有效的，则可能将许多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在成就和行为上的差异有关的假设和数据加以系统化。

    最后，尽管非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阶层的低流动性率可能意味着教育资源浪费，但同样值得思考的是，由于教育和职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能会很快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即教育机构通过个人化失败来使社会不平等合法化。教育手段的民主化，以及工人阶级阶层成员对成就伦理的内化，可能会导致个人化失败和自尊的丧失，这反过来又改变了个人对他所在的群体的态度以及社会对他提出要求的态度。如果本文提出的理论具有实际价值，那么它也将间接指明当前社会政策内在困境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