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网站首页即时通讯活动公告最新消息科技前沿学人动向两岸三地人在海外历届活动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申请加入
栏目导航 — 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两岸三地百家论坛
关键字  范围   
 
真实的​商鞅,不过是游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恐怖幽灵
来源:苍山夜语 | 2024/10/13 20:46:18 | 浏览:1195 | 评论:0

真实的​商鞅,不过是游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恐怖幽灵

虽然商鞅最后的命运是在秦国高层内部权斗中被“车裂”,但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
——谌旭彬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历史常识。但往往越常识的东西,越远离历史的真相。真实的商鞅,既不是什么“伟大的改革家”,更没有“推动历史的进步”;充其量,商鞅不过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正所谓:“商鞅不死,鲁难未已”。

真实的​商鞅,不过是游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恐怖幽灵

▍其人:懂儒懂法懂兵,自身可能并无固定政治信仰

商鞅的出身,历史资料已不够详尽,目前可以知道的大略有:他原是卫国公族的远支,卫是小国,不得不依附强大的魏国获取生存;商鞅成年后,投到魏国执政大臣公叔痤的门下,自称“卫国公孙”,因而也被世人称作公孙鞅或者卫鞅。商鞅,是他后来在秦国受封于商地后的称呼。

据说公叔痤临终前,曾向魏王推荐由商鞅接替自己做执政大臣,并告诫魏王如果不能用之,就应将其杀之。这恐怕不是史实,应该是商鞅入秦之后,为了推销自己,而编造出来的一套说法——因为公叔痤的推荐不合常理。

其一,商鞅自己虽然很强调自己的“卫国公族”的出身,但其出身卑微是毋庸置疑的,西汉《盐铁论·非鞅》里很明确地说“夫商君起于布衣”,可见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再者,此时的商鞅,年不足30,职位不过是一介家臣,魏王此前更对其从未有所耳闻,公叔痤久历政治,岂能将这样一个人物当作自己的接班人推荐给魏王呢?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公叔痤临终前确实向魏王推荐了商鞅,但只是一种普通推荐,并没有让商鞅做自己接班人的意思。

公叔痤的死(公元前361年),让商鞅在魏国丢了饭碗;需要寻找新工作的商鞅,想起了上一年(公元前362年)新即位的秦孝公发布的一道招聘启事:“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遂决意去西方碰一碰运气。

商鞅在秦国耗费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得以在公元前359年通过贿赂宫廷宠臣,见到秦孝王。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前后三次见秦孝王,先后谈了“帝道”、“王道”和“霸道”;前两次谈话秦孝王都很不满意,第三次才眉开眼笑。商鞅自己如此解释:

“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所谓“以帝王之道比三代”,大意是说按上古五帝三王的套路,需要三代的时间,才能完成帝王之业;秦孝王的意见,是要在自己生前“显名天下”,绝不愿再等上“数十百年”;于是商鞅换了一套“强国之术”推销给秦孝王,孝王大喜。

后世对商鞅这段话,有许多有趣的解读。如钱穆先生认为可以据此判断商鞅其实不是“法家”,而是一位“儒家”。因为他最先拿出来推销给秦王的,是儒家的“帝王之道”;秦王选择了法家的“霸道”之后,商鞅又感慨“难以比德于殷周”,所谓“殷周”,其实也是儒家(周公之治)。

不过,这种解释,恐怕只是钱穆先生这类做思想史研究的学者们的一厢情愿。商鞅确实拿儒家游说过秦王,但这并不能证明商鞅本人的思想皈依,因为商鞅同样也拿出了法家那一套东西,而且在日后运用得炉火纯青。

一种合理的解释是:商鞅不过是在拿各种统治术迎合秦王罢了——儒家在当日虽很少有各国采用,但传播很广,商鞅能高谈“帝王之道”并不奇怪;何况商鞅本身所学就相当庞杂,除法家之外,他至少还是一位“兵家”,他的兵书,至少到西汉,还在广泛流传。

简而言之,如果秦孝王当日对“帝王之道”表现出浓厚兴趣,商鞅日后确实很可能会被归类到“儒家”范畴;但秦孝王当日选择了“霸道”,商鞅为个人政治前途计,遂成了“法家”的代言人;进而开启了一场反文明的“商鞅变法”。

真实的​商鞅,不过是游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恐怖幽灵

▍其法一: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盛

商鞅变法的具体内容,长期被有选择性地传播和有选择性地屏蔽。这种传播与屏蔽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一个长期被主流价值观所不齿的的“改革者”,和一场长期遭受历史谴责的“改革”,被彻底翻转。商鞅成了“伟大的改革家”;他的改革理论变成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变法理论”;这场改革变成了“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商鞅在秦国先后搞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6年,也就是见到秦孝王后的第三年。这一年商鞅荣升为“左庶长”,随即颁布了自己的第一份变法令,史书一般称作“变法初令”。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47年,这一年商鞅升任“大良造”,相当于秦国国相,借迁都之机再次推动变法。前后两次的主旨并无太大差异。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第一次变法颁布的“变法初令”,主要内容包括:

1、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2、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3、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4、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按军功授爵这条规定,近百年以来,被称颂最多。或说它打击了顽固腐朽的秦国旧贵族势力;或说它体现了某种公正、公平的原则,给了底层平民一个平等的上升通道。

这些效果,当然是有的。但在商鞅的本意,却并不关心这样的效果,他只不过想要将秦国改造成一个“军国主义国家”——秦国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消灭诸侯称霸统一;秦国民众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给秦国这辆战车添砖加瓦。在《商君书·靳令》中,商鞅表达了一种“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战争”的逻辑,原话是这样说的:

“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大意是:国家贫穷的话,一定要多搞战争,将毒害输送给敌人,本国没有“六虱”,国家一定强盛;国家富足的话,也一定要多发动战争,因为如果不发动战争,那么“六虱”就会在本国内部偷生,国家就会衰弱。

换言之,就是国家穷,必须要多发动战争;国家富,也必须多发动战争;总之,国家要想强盛,一定要时刻保持一种战争状态,一定要时刻把所有资源,包括财力、物力、人力都牢牢地捆绑在战车上,如此,国家才能一直强盛下去。

至于什么是“六虱”呢?《商君书·靳令》也有详细描述,原话是这么说的: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原文如此)

在商鞅眼里,一切符合人类最基本的文明标准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都是妨害国家强盛的“虱子”。

商鞅的变法令里没有讲“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进行战争”,也没有讲“仁义和平善良孝悌都是国家强盛的死敌”,因为这些话不能明讲。但必须要了解到这些,才能了解到他大搞“军国主义”的逻辑。公元前的时代,当然还不存在什么“普世文明”,但为了国家强盛,连“仁义和平善良孝悌”都可以不要的变法理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变法理论”。

真实的​商鞅,不过是游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恐怖幽灵

▍其法二: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

除了“军国主义”之外,商鞅理想中的强国,还应该是一个遍地告密、人人互相监视的“特务国家”——所谓“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大意是:编民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个编制里的百姓,若有某人犯法,其他人不去向政府告密,会被株连腰斩,而去告密的人则可以得到重赏——如此做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一个“特务国家”。

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商鞅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逻辑。在《商君书·开塞》中,商鞅如此说道:

“刑加于罪所终,则奸不去;赏施于民所义,则过不止。刑不能去奸而赏不能止过者,必乱。故王者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细过不失,则国治。国治必强。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寝。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罪行发生之后,政府再对老百姓依法实施刑罚,并不能起到“去奸”的效果;老百姓自发产生义举之后,政府再出面奖赏老百姓,并不能起到“止过”的作用。刑罚不能“去奸”;奖赏不能“止过”的话,国家就要混乱。

所以,统治者必须要在老百姓违法之前,提前刑罚他们,如此就不会出现“大邪”;统治者必须要赏赐那些告密的老百姓,如此,则不过出现“细过”。统治老百姓,能够做到没有“大邪”、没有“细过”,如此,国家就大治了,就强盛了。天下就稳定了,“至德”就重建了。

最后,商鞅说了一句祸害历史数千年的话:“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以酷虐的杀戮,同样能够抵达“德义”。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告密”纳入国家体系并将其制度化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搞“事先惩罚犯罪”制度的人。这种体制化的告密之风、体制化的“事先惩罚犯罪”,蔓延了整个秦国乃至秦王朝,直到汉文帝时代,才得以改变。据《汉书·刑法志》记载:

“及孝文即位,……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

孝文帝与众大臣吸收秦朝暴亡的教训,以宽厚为务,以告密为耻,上行下效数十年,终于使得“告讦之俗易”,纠正了遍地告密的社会风气;所谓“罪疑者予民”,则非但不再有“事先惩罚犯罪”的制度存在,而且已经开始推行“疑罪从无”的理念了。汉文帝时代的刑罚制度,才真正“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商鞅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反文明的歪门邪道。

告密最终成为一种人人所不齿的行为,依赖于西汉之后,儒家意识形态的上升。苏轼讲过一个《神宗恶告讦》的故事,其中可以见到“禁止告密”的制度化:

元丰初年,开封府白马县发生盗案,有人知道谁是盗贼,但畏惧报复不敢直接告官,便向县衙投了封匿名信。后来盗贼被抓,捕贼的衙役争功,闹到上司那里,把匿名信事件引了出来,因为发生在京城,连皇帝也知道了。按宋朝的法律,告密是要被流放的,当时的开封府府尹苏颂认为出发点是为捕盗,惧怕报复也情有可原,上殿奏请对投匿名信者免予处罚。宋神宗却批示不准,理由是:“此情虽极轻,而告讦之风不可长。”最后的处理办法,是用板子打了投匿名信者的屁股之后,再给予一定的抚恤。

宋神宗的“严禁告密行为”,这才是历史的进步,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才是文明正确的前进方向。

真实的​商鞅,不过是游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恐怖幽灵

▍其法三:必须要“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变法初令付诸实施之后,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这段文字,近百年以来,被作为商鞅变法“符合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进步”的证据,被各种各样地引用。《史记》的这段记载大体上应该是事实,理由如下:

1、在一个推行强制告密的特务社会,每个人都感觉处在他人监视的目光之中,行为必然谨小慎微,能够出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并不奇怪。

2、商鞅在经济上推行绝对的农本原则,《商君书·农战》里面说得非常明白:“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在他的变法理论中,只有农业和战争,才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其余职业都是多余的,都对国家强盛有害。这些多余的职业包括:知识分子、商贾、隐士、手工业者、游侠勇士。从事这些职业的人,被商鞅称作“五害”,成了改革过程中重点清除的对象。如此改革的结果,是全民从事农业,“家给人足”是必然之事。但同时造就了另一个严重后果:社会结构彻底单一化,一切有流动性的职业都从秦国消失了。“职业即原罪”,这是商鞅的伟大“发现”,被后世继承,带来灾难无数。

3、《史记》中所谓的“家给人足”,过于简单抽象,并不能完整反映商鞅时代秦国百姓的基本生存状况。实际上,这种“家给人足”,仅仅是一种半温饱半饥饿状态的“家给人足”,而且这种半温饱半饥饿状态,正是商鞅所刻意谋求的。其变法理论对此有详细的说明,《商君书·弱民》中说得明白: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赤裸裸地将“民”与“国”彻底对立起来的“改革家”;也是第一个赤裸裸地宣称“强国之道在于尽最大可能剥削民众”的“改革家”。自西汉以来,儒家约束帝制,一直讲的是“民本”;近代以来,“民主”则已成世界大势——商鞅倒行逆施,竟能被歌颂成“符合历史潮流的伟大改革家”,真是奇哉怪也!当然,商鞅这套倒行逆施,也有自己的理论逻辑,其原话是这样说的: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故国富而贫治,重强。”(《商君书·弱民》)

这段话的大意是:老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上进心(“力富”);富有之后,就会“淫”,有多余的想法;“淫”了之后,国家就会有“虱”,国家就不能强盛。所以,老百姓富裕之后如果不主动消耗,就应该让他们拿出自己的粮食给国家(换取国家褒赏的爵位),如此,老百姓再度陷入贫穷,就会重新激发上进心,就不会偷懒,也不会“淫”,国家也不会有“虱”了。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强上加强(“重强”)。

此处需要特别解释一下商鞅所谓的“淫”和“虱”。《商君书·外内篇》是如此解释“淫”的:
“奚为淫道?为辩智者贵、游宦者任,文学私名显之谓也。”

什么是“淫”呢?商鞅说:“淫”就是“辩智”,就是“游宦”,就是“文学”,总而言之,“淫”就是谋取知识。商鞅理想中的治国之道,老百姓只能依靠农耕或者战争获取官职爵位;而“淫道”则提倡老百姓靠知识获取官爵名声——“辩智”、“游宦”、“文学”,是当时最主要的知识分子职业——像商鞅自己,依靠知识去游说秦王获取官职,就是典型的“淫道”。商鞅希望老百姓保持贫穷,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去追求“淫”,不会去追求知识,这样的话,就不会出现威胁国家稳定的“虱”。

什么是“虱”呢?前文已经说过,“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商鞅把一切符合人类文明主流的东西,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都看成是妨害国家稳定和强盛的“虱子”。

这样的改革理论,怎么可以说是先进的呢?怎么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呢?难道说,“历史发展的潮流”,就是让老百姓保持贫穷,不让老百姓拥有知识吗?

将国家利益与老百姓的利益彻底对立起来;鼓吹为了国家利益,必须让老百姓保持愚昧和贫穷,这是商鞅变法的理论核心,《商君书》中对此有大量不厌其烦的陈述和解释,试举几例:

“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者也”(《商君书·画策》)——能够制服天下的统治者,必须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战胜强敌的国家,必须先战胜他的百姓。百姓的安居乐业,不是国家存在的理由;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成了国家的敌人。

“民愚则易治也,此所生于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书·定分》)——民众越愚昧越容易治理,其前提是:国家的法律制定得很通俗明白,而且刑罚的执行力度很高。

“(民)朴则弱,淫则强;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商君书·弱民)——“朴”是“淫”的反义,没有知识的意思——老百姓没有知识就弱,有知识就强;老百姓弱,就安分守己,老百姓强,就会逾越本分对抗政府(“越志”)。商鞅在其变法理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民众越愚昧,国家越稳定,越容易治理;民众越弱,国家越强。这才是商鞅变法的真实理论逻辑。

“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勉农不偷;民不贱农则国家不殆。国家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如何才能让老百姓自发去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也是商鞅在改革过程中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商鞅给出的答案是:光强制性地驱逐知识分子、烧毁《诗》、《书》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在奖惩上积极引导,其具体措施就是:不要因为战功和农耕以外的任何理由赐予任何官爵,尤其不要因为知识而给与官爵,如此久而久之,老百姓自然就会鄙视学问专心务农了;老百姓不重视学问,就会愚昧;老百姓愚昧,就不会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信息交流,老百姓就会一心务农;老百姓一心务农,国家就会强盛。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国家的大臣和士大夫们,不许去做任何展示自己博学多闻、能言善辩的事情,不准外出游历,不许寄居他乡,不许施展自己的智巧,尤其不许到各县去居住活动,这样的话,老百姓就没有任何机会听到任何开启智慧的知识,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机会脱离农业;农民愚昧无知,不喜欢学问,就会一心一意务农。

商鞅所推行的,是彻彻底底的“愚民强国政策”。其彻底到何种程度,《史记·商君列传》有案例可资说明: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老百姓一开始反对变法初令,商鞅把他们抓起来排着队在渭水边上砍头,砍到河水都变成了赤红色;十年之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老百姓倒转过来,称赞变法实实在在地好,结果又被商鞅抓起来全家流放到边关。

为什么在商鞅这里,反对者要被杀头,称颂者也要被流放?原因很简单:商鞅需要的是“愚民”,愚民就不应该思考国家政策的好坏,他们不应该拥有思考国家政策好坏的能力,他们只要会下田耕地、会上战场杀人就足够了。这就是商鞅变法的本质,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反文明的变法,是中国历史的一颗毒瘤。

真实的​商鞅,不过是游荡在历史长河中的恐怖幽灵

▍儒法之争的真相:“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

商鞅是法家的鼻祖。把商鞅的问题谈透了,可以解决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认识误区:法家是什么?儒家是什么?什么是“儒法之争”?

自西汉以来,古今的学者们就已经有一种共识,认为中国历史长期以来存在一条基本线索,就是“儒法之争”;长期以来,国体一直都是“儒表法里”,也就是以儒家政治理论为外表装饰,以法家政治理论为实际统治术。

这种论断,在近代以前的学者们的讨论中,本来是相当精准的。但不知为何,近代之后,学者们稀里糊涂,开始拿西方近代化过程中兴起的“法治”观念对应“法家”,进而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儒家主张以德治国。虽然学者们很谨慎地在区别着“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的区别;也没有直截了当地将法家的政治理念定义为“法治”,而只是谨慎地称赞其理念接近“法治”——但无论学者们如何谨慎,这些理解,统统还是都错了。

“儒法之争”的实质,不是什么“法治”与“德治”,而是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的问题。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乃是高举“以民为本”的旗帜;商鞅大谈“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乃是高举“以国为本”的大旗。

孟子说“君视民如草芥,民当视君如寇仇”,乃是高举“以民为本”的旗帜;商鞅大谈“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乃是高举“以国为本”的大旗。儒家说“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了家庭伦理,可以抛弃君主,这就是“以民为本”;商鞅则事事从国家利益出发,是典型的“国家至上主义”。

这种区别,古人本来是看得非常透彻的,“法家”和“法治”是八杆子打不到一起去的两码事——“法家”所谓的“法”,其制订者是单方面的当局,其制订时的立场,完全站在“国家利益”一侧,丝毫不为“老百姓利益”考虑;“法家”要老百姓遵守法律,是要老百姓无条件接受国家利益至上,无条件接受自身利益被国家“合法”盘剥;“法治”精神的核心是平等,“法家”的“法”里,岂能见到半个字的“平等”?

儒家在西汉之后势力上升,当局不得不将其吸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同样也重视制定法律,而且儒家制定法律的出发点是“以民为本”——北宋宋神宗变法,搞出来一大串旨在增加国库收入的“新法”,儒臣司马光就非常愤怒,大声抗议“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不在民则在官”,痛骂朝廷通过变法“与民争利”——这是儒家搞法律的出发点,但从未见到有学者将儒家的这套法律治国理念,称作“法治”,也真是奇哉怪也!

把“法家”和“儒家”的基本概念搞清楚之后,“儒表法里”是什么意思,也就很容易明白了。汉宣帝对他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句话表达的,就是当政者热衷于搞“儒表法里”这套东西。“霸道”就是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王道”就是儒家的“民本主义”。

商鞅愚民失败——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是商鞅愚民政策的继续而已,只不过商鞅当年在秦国小范围内能够成功愚民数十百年,但秦朝疆域包括其余战国群雄的领土,在那些国家,知识分子数量庞大而且活跃,那些国家的民众也不能认同“知识越多越反动”,秦始皇继续按照商鞅旧例焚书坑儒,就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了,其结果就是遗臭万年——早在西汉初年,知识分子就把焚书坑儒这个事情批判得臭不可闻——

商鞅愚民失败的结果,就是此后的统治者不得不违心地接受“民本主义”的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其居于执政者的位置,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很自然地也会被其继承。只不过因为儒家强大的“民本主义”批判能力,“法家”的“国家至上主义”不得不转入地下,成为数千年的暗流而不能见天日。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两千年“儒表法里”的真相。

将“法家”逼入地下,只能做不能说,是儒家两千年来对中国政治最大的贡献。两千年来,儒家始终坚持不懈地批判商鞅的变法逆流,以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为例,与《史记·商君列传》相比,《资治通鉴》对商鞅及其变法的描述,做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更改。譬如:

1、《史记·商君列传》说:“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已”;《资治通鉴》把这句话改成了“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

2、《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秦本纪》也说:“法大用,秦人治”、“宗室多怨鞅”,还说:“居三年,秦人歌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改成“为政十年,秦人多怨”。

3、《史记·李斯列传》载有李斯的《谏逐客书》,其中如此说道:“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至今治强”。《资治通鉴》则改成:“孝公用商鞅之法,诸侯亲服,至今治强”。删去了“民以殷盛”、“百姓乐用”等辞句。

很显然,司马光是在刻意地增加或者删改《史记》。其增删的指向非常明确:决不能让读者感受到“老百姓很支持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给老百姓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而应该是恰恰相反。

司马光的这种增删,体现了一个信奉儒学的史家的细微用心——秦民在接受了数十百年的愚民、弱民、贫民改革之后,已然丧失了自我判断能力,《史记》中所谓的“秦人歌之”,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真相。《资治通鉴》本是一部教给世人吸取历史教训的史书,司马光删掉“秦人歌之”,而增入“秦人多怨”,正是为了否定掉商鞅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

虽然商鞅最后的命运是在秦国高层内部权斗中被“车裂”,但这种愚民、弱民、贫民改革的逆流,从来就没有被彻底清扫出历史舞台——被视为“儒臣”代表人物的诸葛亮,教导后主刘禅时,交待他必须阅读的书籍当中,赫然就有《商君书》。


商鞅之术在中国有那般顽强的生命力,真是令人窒息。然而商鞅虽恶,却不过是迎合帝王。后代帝王并无商鞅,却用其术,这不是商鞅一个人的败坏,而是延续几千年的整体堕落。古人常说“以史为鉴”,历代治国者并不愚蠢,他们不断汲取前朝覆灭的历史教训。但吊诡的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充分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却仍然难以逃脱历史的惩罚?

即便今天,也很少有人能认真回答这一问题。但这些问题,恰恰是我们认知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中国历史说穿了,其实就是这一头一尾两场转型、剧变,前面这场“周秦之变”,是从周制走入秦制。而后面这场从1840年开始的剧变,其实关乎的就是如何走出帝制,或者说怎么走出秦制的变化。

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这一大变局——秦制的兴衰,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
 


相关栏目:『百家论坛
知识分子是如何持续走向败坏的? 2024-11-23 [138]
为什么时下中国很难出现真正的哲学家 2024-11-16 [300]
诺贝尔奖院士工作站介绍 2024-11-16 [274]
《乡下人的悲歌》读书笔记 2024-11-12 [443]
简单直接:特朗普当选,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这几点 2024-11-12 [457]
特朗普大获全胜,说明美国人对政治正确已经深恶痛绝 2024-11-12 [413]
也许特朗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只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特朗普! 2024-11-12 [418]
特朗普胜选演讲里特别感谢的这位女性是谁? 2024-11-12 [408]
全世界都在蹲特朗普曝光萝莉岛大瓜 2024-11-12 [457]
任正非最新讲话:世界走向人工智能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2024-11-06 [586]
相关栏目更多文章
最新图文:
:Sail Through the Mist - SoCal Innovation Forum 2019(10/5) 游天龙:《唐人街》是如何炼成的:UCLA社会学教授周敏的学术之路 :“为什么海外华人那么爱国,但是让他回国却不愿意?...“ :学术出版巨头Elsevier 彻查433名审稿人“强迫引用”黑幕 :中国33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布局 :中澳政府联合出手打击洗钱和逃税漏税 大量中国居民海外账户遭冻结 :摄影师苏唐诗与寂寞百年的故宫对话6年,3万张照片美伦美奂 :大数据分析图解:2019中国企业500强
更多最新图文
更多《即时通讯》>>
 
打印本文章
 
您的名字:
电子邮件:
留言内容:
注意: 留言内容不要超过4000字,否则会被截断。
未 审 核:  是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申请加入后台管理设为主页加入收藏
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版权所有,谢绝拷贝。如欲选登或发表,请与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联系。
Copyright © 2024 ScholarsUpdate.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