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TOP创新区研究院,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导读
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是美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和作者。作为三次普利策奖得主,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简洁生动的写作风格,在国际新闻界享有极高声誉;同时他对中美关系、气候变化和全球产业变迁的独特见解,分析深刻影响了美国政界、学术界和普通读者。
弗里德曼以其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闻名,该书探讨了全球化如何改变了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方式。他还撰写了《热、平坦与拥挤》(Hot, Flat, and Crowded),关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问题,以及《感谢你迟到》(Thank You for Being Late),探讨科技和社会变革的加速。
2024年12月,弗里德曼访问了北京和上海,之后发表了三篇专栏文章——《我从中国之行中学到了什么》《“马斯克-斯威夫特模式”与中美制造业较量》和《中美关系的未来》——深入探讨了当前中国的高科技崛起、中美关系的深刻变化以及全球化新时代的挑战。TOP研究院综合了这三篇文章,通过弗里德曼对中国的实地观察和数据分析不仅是对当前局势的记录,更是对未来世界格局的思考,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文章以弗里德曼的第一视角叙述。
01
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我刚刚(12月)在北京和上海待了一周,见了不少中国官员、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我可以直接说一句:
“当我们还在睡梦中时,中国已经在高科技制造领域实现了巨大的飞跃”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还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他: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他有个绰号叫“川建国”——意思是“特朗普,中国的国家建设者”。这是因为他在第一任总统期间对中国采取了严厉的关税政策,并不断抨击中国,结果反而促使北京加倍努力,在电动汽车、机器人和稀有材料等领域争夺全球主导地位,同时尽可能摆脱对美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
“中国迎来了属于它的‘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而这个‘斯普特尼克’就是唐纳德·特朗普,”在中国生活了30年的商业顾问吉姆·麦格雷戈这样告诉我。“他让中国意识到,他们必须全员出动,将本土的科学、创新和高端制造水平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斯普特尼克时刻Sputnik Moment来源于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美国被苏联的太空技术领先所震惊,随之进入了一段史以及推动了“阿波罗计划”。
如今特朗普面对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出口机器。在过去的八年里,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无论在规模、复杂程度还是产量上,都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尽管中国的国内消费水平依然有限,但出口能力却日益强大。
如果要用一个人来比喻今天的中国经济,它就像是一个上半身肌肉发达、像大力水手一样的制造业巨人——还在不停吃着菠菜;而下半身代表消费,却细得像一双瘦弱的小棍子。
中国的出口能力已经如此强大,只有极高的关税才能对其出口速度产生显著影响。但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做,中国可能会以切断关键供应链作为回应,而这些供应链几乎在其他地方无法替代。这种供应链战争对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是好事。
02
马斯克-斯威夫特Musk-Swift 模式
我在访问中与一些中国专家讨论过,他们也希望避免对抗。虽然中国的出口仍然需要美国市场,但他们也不会轻易妥协。北京和华盛顿更倾向于达成某种协议——比如逐步提高美国关税,同时双方都做一些各自需要完成的事情。
那会是什么事情?
我称之为“马斯克-斯威夫特模式”。
美国可以利用更高的关税争取时间,培育更多像伊隆·马斯克这样的本土制造商,制造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减少对进口的依赖。
而中国则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吸引更多像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全球文化消费力量,给年轻人创造更多消费机会,鼓励他们花钱购买国外制造的娱乐和消费品,同时进一步发展本国商品和服务,特别是在医疗保健领域,这是中国人越来越想花钱的地方。
但如果我们(美国)浪费了这段时间,没有像1957年应对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时那样,靠自己的全面科学、创新和工业推动来应对中国的挑战,那么可能就真的陷入危机了。
到2030年,中国将占全球制造业的45%,超越美国及其所有盟友。
要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你必须亲身去到中国感受。
然而,自2019年以来,直至2023年10月由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率领的国会代表团才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再加上疫情期间许多美国企业将员工撤出中国后未再返回,华盛顿的许多人已经错过了见证中国制造业惊人增长的机会。
以下是制造业专栏作家诺亚·史密斯近日在文章中引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数据:
2000年,美国以及其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盟友占据了全球大部分工业生产,而当时中国即使经历了20年的高速增长,也仅占全球6%。史密斯写道,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占全球制造业的45%,超越美国及其所有盟友。“历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曾在制造业上达到如此主导地位——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史密斯提到,
“这意味着,即使全球联合起来,也未必能在一场长期的制造业竞争中击败中国。”
让我用几个具体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规模。
2019年,特朗普总统任期即将结束时,中国银行对国内产业的净贷款为830亿美元。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2022年这一数字飙升到了6700亿美元,这可不是笔误。
2019年,当我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小米和华为还只是智能手机品牌。而就在几周前,当我再次来到中国时,这两家公司已经转型为电动汽车制造商,它们依靠自身的电池技术生产出了一些非常炫酷的电动车型。例如,小米的SU7在去年4月的北京车展上成为了热点话题。而中国著名的电池公司比亚迪,不仅早已涉足汽车制造领域,如今更是大幅加码。我在上海乘坐了一辆由滴滴运营的比亚迪电动车,超级舒适。比亚迪推出了一款超小型电动车“海鸥”,售价不到10,000美元。
为了出口大量汽车,中国已经开始打造一支由170艘巨型运输船组成的船队,这些船只一次可以运输数千辆汽车穿越海洋。而在疫情之前,全球造船厂每年只能交付四艘这样的船。
此外,中国凭借全国范围内广泛覆盖的电网,在各地建立了大量充电站,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新车销量中超过一半都是电动汽车。
相比之下,苹果公司过去15年一直在谈论制造电动车,
但你见过有人开苹果汽车吗?
我乘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这段距离相当于纽约到芝加哥。由于高铁时速超过200英里,每天有近100趟列车往返,因此只需4.5小时就可完成旅程。而且列车运行平稳到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你把一枚硬币竖在窗台上,从出发到终点,它都不会倒下。试试在纽约到华盛顿的Acela列车上这么做,恐怕火车一开动,硬币立刻就会掉地。
与此同时,通用汽车在中国的处境却不容乐观。
根据路透社报道,今年前11个月,通用汽车与上汽的合资公司销量暴跌59%,而比亚迪的销量是它的10倍以上。
但不用担心,援助可能正在路上。
特朗普誓言,通过大量能源投资以及取消对美国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补贴,他将“让美国再次伟大”。然而,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世界其他国家可能会逐步转向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电动车,而美国或许会成为“新的古巴”——一个人们还能开着老旧燃油车的地方。
如果情况真的发展到这一步,某一天我们可能会发现,中国不仅主导了全球电动车市场,还掌握了自动驾驶汽车的未来。
毕竟,自动驾驶技术几乎只能应用于电动车,而这正是中国在下一阶段的优势所在。
03
2025后完全不同的中国
对于2025年的特朗普来说,他将面对一个与上次竞选时完全不同的中国。如果特朗普甚至提议,“只要你们在美国多建几家工厂,我就免除关税”,中国可能会答应:“没问题,你想要四十家还是五十家?”但别忘了,中国会加上一句:“不过,这些工厂全部由机器人操作,甚至可以远程操控。”
这次访问中,我学到了一个新词:
“黑暗工厂”
一位退休的中国官员告诉我,她想买一张高科技床,便亲自去工厂考察产品。然而,当她到达时,发现工厂一片漆黑——灯是为了她临时打开的。工厂黑暗并不是因为停产,而是因为整个工厂实现了完全自动化,没有必要为机器开灯——除了清洁和维护机器的工程师外,没有其他人需要亮光。
正如《中国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从钢板和手机,到家用发动机和火箭点火装置部件,中国的许多行业都在利用人工智能推动生产,同时引入了‘黑暗工厂’。这些工厂具备24小时不间断、无人值守的生产能力。所谓‘黑暗工厂’,也叫智能工厂,完全由编程机器人运行,不需要照明。”
还记得那个老笑话吗?“现代化的工厂只有一个人和一只狗。狗负责阻止工人碰机器,而工人负责喂狗。”
在中国,这可不只是笑话,而是现实。
如果美国人到中国的酒店亲身体验客房服务,可能会对那里的情况更有感触。一位德国旅行博主最近在《环球时报》上讲述了他在上海酒店的经历:“‘电话响了,说明机器人来了,’他在视频开头这样说。当他打开门时,看到一个机器人在门口等着他。当他按下机器人上的‘打开’按钮时,机器顶部的盖子打开,里面是他点的食物。他取出食物,按下‘完成’,机器人便自行返回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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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推行机器人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
人口问题。
在美国,强大的工会和不断增长的人口让机器人常常被视为蓝领工人的威胁,因为它们取代了人类的工作岗位。而在中国,急剧下降的人口数量和对工会的严格限制,使得引入更多机器人不仅是经济上的必要,更是政治上的可行。
仅过去七年间,中国的出生率就从每年1800万降到900万。最新预测显示,到2050年,中国目前14亿的人口可能会减少1亿,而到本世纪末可能减少7亿。为了维持生活水平并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照护,中国必须推动国内乃至全球的机器人化进程。
特朗普和拜登在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实施关税的做法是正确的,只要中国没有给予美国对等的市场准入。以往,美国每从中国购买4美元的商品,中国仅从美国购买1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大豆和其他农产品。
但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已经无法再生产足够多让中国感兴趣的商品。
中国几乎可以生产所有东西,而且通常成本更低、质量更高。
金威科技的创始人埃里克·陈是一位中国年轻企业家,他的公司在材料科学领域的竞争对手包括杜邦。他告诉我,像他这样的中国创业者从腾讯、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身上学到了“快速创新和迭代”。
他说:“外国竞争对手的产品升级速度要慢得多,通常需要五到六年才能建好一座新工厂。而我们每30天就能升级一些产品,六个月内就能生产出一条新生产线。”
“我们从埃隆·马斯克和史蒂夫·乔布斯那里学到的是,你们擅长从零到一的创造,而我们擅长从二到一百的扩展。”
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的制造能力在不断增强。
陈解释道:“今天,无论你需要什么——从微小的零件到稀土化学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供应。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如此完整的生态系统。无论你有什么创意,你都能在这里找到全部的生产链支持。我们的目标是在三年内,通过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实现零劳动力的生产和仓储。”到那时,“我们可以坐在中国远程控制国外的生产,同时在离客户更近的地方建厂。”
不过,他也提醒道:
“未来美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不是中国,而是人工智能。它会冲击我们双方,影响全球。”
在中国经营的外国企业高管会告诉你,以前如果想进入中国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就必须在中国设立业务。而现在,虽然依然需要在中国落地,但更多是为了融入这个快速扩大的创新市场。
未来,世界将看到更多的“中国设计”,
而不仅仅是“中国制造”。
如果我们仅仅认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崛起是因为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就是自欺欺人。
中国制造业的成功源于多个因素:
无数人仍然怀揣着通过工作改善生活的强烈愿望;还有中国在世界一流基础设施上的巨额投入;对消费支出的有意抑制;以及数不清的工程专业学生——相比之下,体育管理、社会学和性别研究专业的学生则少得多。
“在中国,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就像我们对体育的狂热一样,”上海纽约大学的一位教授韩申林这样评价道。
04
中国会因此“超越”美国吗?
那么,中国会因此“超越”美国吗?
并非必然。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我既被中国的优势所震撼,也看到了它的弱点……
而对于我的美国同胞,我也要坦白:
我对伊隆·马斯克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敬佩。
虽然我对马斯克用X平台(推特)欺凌他人、奉承特朗普的行为感到反感,但我无法否认另一个马斯克的存在——
一个天才的工程师和企业家。
他能制造出大规模的产品,比如电动汽车、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和卫星互联网系统,这些产品的质量往往不输于中国,甚至更胜一筹。
马斯克是中国既敬畏又尊重的美国制造者,他的才华本应被充分发挥,但特朗普却让他浪费时间在缩减美国官僚机构的项目上。
这真是太荒唐了——美国官僚机构的缩写是 DOGE,即非正式的“政府效率部”——而他本应该领导另一个 DOGE,即一个让更多美国人“做好工程(Do Good Engineering)”的政府办公室。
总的来说,美国需要更紧缩的政策,而中国则需要更宽松的政策。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举动让我感到欣慰。他在4月26日结束会面后,顺路去了北京艺术区的唱片店LiPi,买了两张唱片,一张是中国摇滚歌手窦唯的专辑,另一张是泰勒·斯威夫特的《午夜》。
这或许传递了一个简单的信息:中美两国的消费者需求都是存在的。
05
特朗普的邀请
2024年12月,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这一举动让不少人感到意外并议论纷纷。当然,外国领导人一般不会出席美国的总统就职仪式,但特朗普的提议并非毫无道理。
我刚从中国回来,如果让我形容当前中美两国的关系,
我会说这就像两头隔着稻草对峙的大象。
中美之间的大国战略竞争从网络黑客攻击到对彼此飞机和海军舰艇的监视,竞争始终存在。
然而,像中美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有着共同的利益。
两国之间每年仍有近6000亿美元的双向贸易(美国从中国进口约4300亿美元的商品,同时向中国出口近1500亿美元的商品)。
这也让我回到特朗普为什么试图打破传统,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华盛顿是一个正确的尝试。
如今,美国和中国之间需要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多,已经不仅仅局限于贸易和中国台湾问题,还包括21世纪谁将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导者。
当今世界面临三大时代性挑战:
失控的人工智能、气候变化,以及失败国家导致的混乱局面。
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上人工智能的两大强国、最大的碳排放国,同时也是拥有全球范围内海军投射能力的国家。
换句话说,在全球日益融合的今天,中美是仅有的两国能够联手应对超级智能、极端气候和全球动荡的国家——更不用提新冠疫情这样的超级病毒了。
06
21世纪的《上海公报》
12月在上海时,我的同事、NYT北京分社社长柏凯斯建议我们去参观锦江饭店。1972年2月27日,两国领导人就在这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指明了方向。
公报中,美国首次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政府做出的让步——但同时强调,台湾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以和平方式进行。此外,公报还制定了两国经济关系和民间交流的目标。
锦江饭店大厅里依然挂着那时的褪色照片。
看到这些照片时,我不禁感叹:“那真的发生过吗?”
正因如此,中美亟需一份类似1972年《上海公报》的新文件。
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数据,仍有超过27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但在中国的美国留学生数量仅约1100人。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懂中文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官将从何而来?同样,了解美国的中国人又从哪里产生?
一份新的《上海公报》能够帮助两国应对这一新现实。
首先,美国和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争相开发通用人工智能——即使通用人工智能的全面实现还需五到七年时间,北京和华盛顿也应合作制定一套规则,用于管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同时让全球其他国家共同遵守。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最近在秘鲁峰会上的一次会谈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尽管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他们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中,必须保持人类控制权。”
换句话说,发射核武器的决定权不能交给人工智能,必须由人类直接参与。
美国官员告诉我,这仅仅是17个英文单词的声明,却耗费了数月的谈判才最终达成。围绕人工智能建立国际合作机制和规则的讨论,这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这也是中美需要共同努力的重要领域之一,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和安全的希望。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碳排放国,中美需要共同制定战略,目标是在2050年前实现全球净零碳排放,减少因气候变化导致的健康、经济和极端天气灾害。
这些灾害不仅对环境造成破坏,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失败国家的混乱局面。
近期洛杉矶大火
正如我在这次访问中,向中国对话者所说:“你们认为我们是彼此的敌人,也许确实如此。但现在,我们有了共同的大敌。
与1972年的情况类似,不过这次的大敌不是苏联,而是混乱。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分崩离析,移民潮也不断涌向秩序相对稳定的地区,造成人才和资源的流失。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合作方式,共同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
目前,只有美国和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合作,才具备足够的资源、权力和影响力来控制这种全球范围的混乱。
在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全球贸易和地缘政治的游戏规则主要由美国制定,并以维持全球稳定为目标,而中国则从一个贫穷孤立的国家逐步发展成为工业大国和崛起中的中产阶级社会。
如果我是特朗普,我会尝试一次类似“尼克松访华”的战略——
恢复中美友好关系,并将俄罗斯和伊朗完全孤立。这种做法不仅有可能结束乌克兰战争,还能够削弱伊朗在中东的影响力,同时缓解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特朗普的行事风格一向难以预测,但他或许可以试试这样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