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蕴的聚落

话说浦东的“场”“灶”“团”

到东滩熬盐去！先民们筚路蓝缕，迎着初升的太阳，来到东海边。他们平整滩池，四周筑以小堤以蓄海水；他们棹水灌浸、撒灰摊铺、卤水浇淋、架镬熬煎······

自五代后，先民们渐聚于东滩，陆续办起了盐场。初时，各家用铁镬分散熬盐，至北宋中期后，政府为对灶户进行集中管理，便在“场”下设“分场”，一个“分场”下辖十“灶”，一“灶”之下拥有二十家。也就从那时起，盐场里的大小生产组织者，开始称为“灶户”或“亭户”，盐工称为“盐丁”或“灶丁”。“灶”作为盐业生产的基层单位，就此诞生了。为便于管理，在“灶”前冠以序数，如五灶、六灶等。久之，灶名成了先民聚落的地名。至今，浦东的东南部仍留有“三灶浜”“六灶”“八灶”等地名。“灶”源于盐，盐源于海水。

元代，浦东盐业蓬勃发展。下沙盐司从外地招进大量盐工，到元至正年间（1341-1368），下沙盐场的灶丁已达1.56万人。这些盐丁在盐场下属单位“团”“灶”定居了下来。元代盐场打破宋代分散生产的形式，并灶聚团，以两三灶为一团，集中劳力，使用直径数丈的大型铁镬熬盐，一昼夜可得盐三千斤左右，产量大增。所以“团”是元代盐业生产的基层单位，又因元明时浦东由盐政官员代理行政，“团”就成了地方的一级行政单位。现今浦东新区祝桥镇的江镇社区那时叫“七团”，川沙新镇、合庆镇（含蔡路社区）叫“八团”，曹路镇（含顾路、龚路社区）叫“九团”。而“六团”“大团”作为地名，则沿用至今。“团”也因海水而来。

五代至清中期，盐业作为支柱产业，促进了浦东集镇的发展。境内有下沙盐场，清浦盐场（今高桥地区）、南跄盐场（今高行镇东沟社区），各盐场都设有管理机构，如盐课司、盐仓等，辖有大批盐丁。因此在盐场范围内，出现了服务于盐业生产，以盐民为主的一批早期聚落，有的还逐渐发展为市镇。如下沙盐场，自南宋起至元代中期，下沙盐场的盐课司署先设在浦东鹤沙（今航头镇下沙社区），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下沙集镇。自元代中期至明朝中叶止，下沙盐场逐渐向东南延伸，此时盐课司署迁至原下沙盐场南场址，新场集镇因此而繁盛。自明代中叶起至清朝中叶止，随着长江口逐渐向东南延伸，盐课司署又迁到了一团址，大团集镇得以形成。

雨天劳作时穿的蓑衣

盐场的盐丁灶户所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早期集市就因之而诞生。伴随着盐业兴起的是食盐的买卖，商人往来贩运，带动了集镇的发展。盐业生产是早期居民点产生的第一个因素，盐丁也就成了浦东经济的第一个开拓者。

元朝的陈椿在《熬波图》中是这样描绘先民们的：“男子妇人若老若幼，夏日苦热，赤日行天，则血汗淋漓，严冬朔风，则履霜蹑冰，手足皲裂。人面如灰，汗如血，终朝彻夜不得歇。”这是先民们一个何等艰辛的劳作场面和伟大的创业场面。

熬波煮盐场景

南宋乾道八年（1172），浦东修成了一条逶迤向南，经南汇向西、并由奉贤直达浙江乍浦的老护塘。在它沿线的一些出海口，舟楫往返如梭，人口渐渐增加。久而久之成了经济渐趋繁荣、交通日益便利的集镇，就像是以老护塘为线串联起的一颗颗珍珠。这些出海口居民们称之为“路口”，又冠以各“路口”居民中旺族的姓氏，这就有了“徐家路口”（今徐路）、“顾家路口”（今顾路）、“龚家路口”（今龚路）等等。

这些路口以及连同五百年之后筑在“钦公塘”沿线的朱家码头、沙泥码头、大码头等，后来都是因为长江口的南移、泥沙不断地沉积而使近海的海水变淡，致使盐业渐衰而无奈地淡出了航运历史的视野。

曾任两浙都盐运使的瞿霆发

（1251-1312）

然而多情的历史却并没有因这些“路口、港浦”失去了“出海口”的作用而忘却它们，后人们不正是从这些“路口”“码头”“港浦”的聚落命名，发现其中或现或隐地蕴藏、关联着的一个“水”字，从而又自然想起这些“路口”“码头”“港浦”曾经是帆樯林立的“出海口”。

浦东临江濒海，自明朝起为抵御从海上入侵的倭寇，朝廷设立海防兵备，沿老护塘东侧自一团至九团地界每隔三里修筑一个烽火墩，共12座，即头墩、二墩、三墩至十二墩。戍边守疆的官兵为便于联系，在沿海每隔三五里处，就用土堆筑起数丈高的一座座烟火墩。每每遇有险情便点灯笼或生火冒烟为号，互为守望、联络、警戒，这样烽堠林立、首尾策应。目前较为熟知的有大团镇的头墩、二墩、三墩，惠南镇的四墩，祝桥镇的六墩和老港镇的烟墩以及青墩、大洪墩、十一墩等地名。

这些烟火墩虽无连绵的山峰作为依托的基座，也无陡峭的岩石作为守护的屏障，只是筑起的几丈高的土堆而已，但它们却令在海边侵扰的倭寇望烽胆怯。这就让我们自然联想起旷野中巍然绵延万里、体现民族意志的长城。这些烟火墩的社会功用虽早已废弛，但作为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所曾经起到一种警醒、召唤、奋起的作用却是让人不能忘怀的。这不，在已然远离海塘的浦东花木地区，至今还留有一个与烟火墩关系密切的“马墩头”的地名及其传说。

明朝开国元勋徐达奉守东海盐塘，专门对付在沿海一带骚扰的倭寇。一天，徐达手下旗牌官捉得奸细，得知倭寇欲炸护塘、攻军营的消息。他急马飞报，哪知马比人更急，奔驰到帅府前的关卡时，竟不作停顿闯关而去，因而违背了军纪。徐达素来爱兵如子，不忍为此而杀忠心耿耿的旗牌官。可不杀，强敌在前今后军令如何执行？正在徐达左右为难之际，那马嘶叫一声，前扑在地，铜铃大的眼里滚满了泪水，徐达顿时明白，此马有情，欲揽过于己而救主人。事后，徐达令手下按功臣礼节隆重安葬战马。不久，在葬马的地方，隆起了一个高高的坟墩头，“马墩头”就成了一个地名并流传至今。

海防烽堠十一墩

另外还有一个关于墩的传说，所言的是处于老护塘转折处（今川沙新镇六团湾镇村）的“杀虎墩”。据清李廷昰《南吴旧话录》记载，“杀虎墩”在明代是金山卫指挥侯端的戍地。侯端刚毅勇猛，膂力过人，能把重达千斤的石狮抱走十余步。明正统十二年，杀虎墩出现渡海而至的长面白额虎，啖牛马以百计，伤十余人。周遭居民从未见虎，相戒不敢出户，人迹断绝。侯端闻之笑曰：“虎自来送死，我当除之。”跨马至其地。马闻林木飒然，即伏地丧气。侯端索性去马，持棍待之，须臾虎至，从者失色，唯他独步而前，乘隙以棍横搠虎腰。虎大叫，掉尾而坐，其实已死。从者欲以虎皮献卫将，公摇首曰：“杀一虎何足示勇，待问及，呈之未晚。”人服其勇而不居功自傲，至今人呼其地为侯公墩。侯公将擒到的老虎，在离此墩西半里处宰割，后来此处被称作“杀虎墩”，勒石为记。先前，人们还看到铭刻有“侯端杀虎处”五个大字的石碑。

至今，浦东还留有与抗倭烽火相关的老地名“瓦屑墩”和老港镇的“烟墩路”。这两个地名的由来，同样关联着浦东沿海的抗倭故事。

明代中叶，江浙沿海不断遭倭寇侵犯掠夺。在今蔡路镇小营房以东海边有个深洼，水深丈余，人称“川沙洼”。在汛期，倭寇船只可结队在川沙洼直抵护塘。为防倭患，当局在川沙洼以西的八团镇（今川沙镇）筑堡，取名川沙堡。当乔镗等抗倭英雄站在新筑的川沙东城门楼上，望着城外曾是倭尸遍野的疆场，想见的该是“灶”“团”之火从此不再被熄灭；“路口”“码头”车楫往来，依然是“烟波树里，灯红万家”；纵然墩烽再起，那么，散居于雄川丽水边聚落中的浦东人也能据城安居乐业了。

在曾豪言“大丈夫当殉知遇，赴缓急，功在社稷，利及桑梓，乃不虚生天壤间负此七尺躯”的乔镗身后，清人黄霆诗云：“川沙城外夕阳红，船棹风高六月中，郎去莫愁潮势险，归帆稳饱孟婆风。”无疑，有了乔镗们舍身相护，一路扬帆的浦东人就不用再愁潮涌浪高的风险了。

>>>图片和文字来自《浦东记忆（风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