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老师，近日在长安讲坛第415期发表演讲，主题是《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点击），长1.2万字，有理论有实践，指明问题、分析透彻，非常值得学习。
黄老师谈到的问题，我基本上也都讨论过，但我人微言轻，《蘩華漸逝》还被删了。希望他的建议能引起决策者重视。
黄老师建议设置CPI目标在2-3%之间，这也是我希望的，我认为中国应该考虑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但是这需要央行有很强的独立性，将来会展开详细讨论。
下面是我为了学习他的文章，专门做的摘要。只保留与中国当前经济有关的部分。文中的超链接是我此前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三个特点
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独特的机制。因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从政策目标到政策工具，从决策过程到执行方式，有很多独特之处。最突出的有三个：
（一）存在一些非价格甚至非市场的政策工具
与西方相比，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种类更加多样化一些，包括政策利率、数量工具甚至行政手段。即便政策利率也相对复杂。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经济，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利率传导机制还不够顺畅。有时采用数量工具、窗口指导更容易见效。
或许未来货币政策框架会更加接近欧美日（点击），但这个转型尚未完成。到目前为止，这套调控体系总体是有效的，但在灵敏度、准确性上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二）决策过程中的部门站位
我国财政部和央行在实际工作中协调并不好，可能会存在部门站位问题，希望对方多出力，自己“保存政策空间”，以备未来的不时之需。如果因为“保存政策空间”而影响了“宏观经济稳定”，就有点本末倒置。
“政策稳健”与“经济稳健”之间要取得恰当的平衡，保持“政策稳健”的目的是将来还有支持“经济稳健”的政策空间。但是，如果政策偏保守，影响了“经济稳健”，也就不会再有“政策稳健”。例如，我国狭义财政赤字率较低，特别国债不直接计入财政赤字，但分配、使用的门槛比较高，直接影响了财政扩张的实际效果。财政部短期不愿扩张太多，看似有利于财政健康，但如果经济不活跃，反而有可能提高将来财政状况恶化的概率（点击1、2、3）。
（三）“中央决策、地方行动”
过去地方政府通过GDP锦标赛、土地财政放大中央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在放松的时候。但是在中央政府决定紧缩宏观政策时，这种放大作用就不太显著。
这种放大作用也会有后遗症，比如产能过剩、高杠杆、僵尸企业、房地产泡沫、金融低效、通胀压力等等。这可能是很多官员对过度的刺激政策心存疑虑的原因。
二、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一）2022年疫情结束之后，宏观经济政策过于温和
2022年底以来经济增长力度不足，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资产负债表的收缩。疫情、房价下跌导致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受到挤压，导致总需求偏弱。
2023年初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的力度一直低于市场主体的预期。2023年全年广义的财政支出仅增长1.3%，而支出扣除收入后的净支出下降了1.3%。货币政策利率虽然经历了几次小幅的下调，但因为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大，实际利率有所抬升（点击1、2、3、4、5）。总体看，宏观经济政策尚未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的疲软态势。
我国宏观经济从过去的“易热难冷”过渡到了现在的“易冷难热”，消费、出口甚至投资不再像之前那么强劲，这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
不过宏观政策力度偏弱，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原因。
【1】有些人担心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比如高杠杆、低效率、资产泡沫等。
【2】有些官员认为GDP还有5%，不算糟糕。
【3】宏观政策擅长于支持供给，不擅长支持消费。当前我国存在严峻的过剩产能，进一步刺激很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的矛盾。
【4】我国政府的行政动员能力很强，宏观经济政策放易收难，因此决策部门采取相对审慎的态度。
这些理由看似有道理，但都是有特定的背景和条件。如果那些背景和条件发生了改变，那可能就需要调整决策的思路。
（二）宏观政策管理市场预期的功能
过去中央出政策、地方出行动，效果非常好。行政动员能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积极作为。但现在地方政府因为财政能力匮乏和市场纪律约束，无法再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发挥放大作用（点击）。
2023年、2024年，中央政府都表明要支持经济增长，但实际政策效果一直非常有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不但没有帮着扩张，实际上做了很多紧缩的事情，比如“查税30年”、渲染“过紧日子”。（点击1、2，3）这意味着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思路需要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改变总需求有两个机制，
一是财政或货币政策调整，直接增加或减少总需求。
二是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一定要足够大，让市场参与者认为经济将发生方向的转变。如果大家都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政策力度不足，就很难改变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与行为，政策效果就会事倍功半（点击）。
（三）低增长风险还是低通胀风险
2024年一季度我国的GDP增长达到5.3%，但市场主体的感知却相去甚远呢？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价格下降。我国的PPI已经经历了20个月的负增长，CPI也一直十分低迷。更重要的是，经济中尚存在一系列收缩性的机制，包括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造成的需求减弱以及在钢铁、氧化铝、新能源等领域的过剩产能增加。要警惕我国像当初的日本一样走入“低通胀陷阱”（点击1、2）。
（四）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
当前我国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三张资产负债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如果资产负债表稳不住，经济活动就很难真正稳住。在辜朝明看来，这个时候需要更大程度地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当市场上优质的借款人越来越少的时候，政府就应该发挥最终借款人的功能（点击1、2）。
三、改进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
（一）两种流行的观点
一种观点强调，结构性改革远比宏观刺激重要。问题是，结构性改革是需要条件的，见效更需要时日。重要的是先把经济态势稳住，而这正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责任。
第二个观点认为，欧美的激进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宽松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害人害己。但在次债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欧美各国非常果断地采取大力度的财政、货币政策举措，有效地稳定了经济与金融条件。危机结束之后，又迅速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后果。起码从“逆周期”调节的角度看，这段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点击）。
（二）问题与改进的方向
最近一段时期，我国经济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令宏观经济政策成效打了折扣。
第一，跨周期调节的视角可能削弱了逆周期调节的效果。跨周期调节与逆周期调节之间的协调，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能因为担心跨周期问题而放弃逆周期调节。
第二，地方政府缺席近年的宏观经济调节。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宏观政策责任（点击1、2、3）。
第三，过度重视政策稳健而影响了对经济稳健目标的追求。
政策工具的稳健是表，宏观经济的稳健才是本。以财政政策为例，在经济疲软的时候，财政赤字率提升到3%以上，表面看是降低了财政政策的健康度，但如果财政刺激政策最终稳住了宏观经济，财政政策空间一定会变得更加更大。如果经济稳不住，财政政策空间也就无从谈起（点击1、2）。
第四，行业政策调整影响了宏观经济稳定。前几年的专项整治政策，针对的房地产、金融、教培、平台经济等都是最活跃的经济部门，现在专项整治已经结束，但市场尚未感受到监管政策环境的宽松。专项整治是行业性政策，但客观上产生了紧缩的宏观效果（点击）。
我国可以考虑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政策调整，改善宏观调控的效果。
一是重视对市场预期的引导。改变预期，首先要求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力度，给市场情绪足够大的冲击（点击）。如果整天渲染“过紧日子”、降薪、补税，市场主体不可能对未来变得更加乐观。
二是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承担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责任。如果中央政府要刺激经济活动，就必须有足够大规模的财政开支，预算必须要做足，而且要能够落得下去（点击1、2）。
三是对“逆周期调节”的关注要放在“跨周期调节”的前面。
四是加强财政、货币与行业政策之间的协调。
（三）三点短期的政策建议
第一，应把追求温和通胀的重要性提高到与追求中速增长一样的地位。建议将CPI增长2%-3%明确为刚性政策目标。
第二，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特别是尽快把已经安排好的财政开支落实下去。应该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政策理念，理直气壮地采取支持消费增长的财政手段，包括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和直接给老百姓发钱（点击）。
第三，发挥主权信用的作用，修补脆弱点，降低资产负债表风险。如果不能及时止住资产负债表恶化的趋势，很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可以考虑更好地发挥主权信用的作用，由中央政府承担一定的责任，稳定市场，稳定信心（点击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