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不会消亡，但需要缩水

作者简介

刘建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基层政权与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民政局决策咨询专家。主要从事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制度、基层政权与社会治理、城市政治学的研究。

我写这篇小文章，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读书读了快半个世纪了，感觉自己的大脑太累了。这么多的思想和知识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不堪重负。记得若干年前，看到一本英文书，书名是“Sin of Knowledge”，翻译成中文就是“知识的罪恶”。尽管这一论断过于极端，但现在的知识爆炸的确印证了这一论断的某些合理性。于是，我就在想：我的知识世界亟需清理和缩水，需要从压迫性的知识世界中抽身而出。当然，我需要声明的是，我的这些感受与判断都是关乎我自己的，于他人、于政治学界和社会科学界均无涉。所以，大家不要对号入座。我只是在思考如何把我知识世界中的水分挤掉，让自己轻装上路。

开宗明义，我先把自己的中心想法交代一下。我越来越觉得，所有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学，其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对于人类知识来说可能是一种多余，几乎都没有什么价值。既然如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去研究社会科学。有时候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社会科学界之外，那些不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反而会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很多的社会科学成果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更多的是负担，是多余，是一厢情愿的想象，是自我意淫的技巧，而不是揭示真理和能够擦亮人之生命的知识资源。如果是出于兴趣和爱好研究社会科学倒也无妨。如果以为自己的文字可以揭示真理、支配历史，那就是贻笑大方了。

政治学的书读得越多，我对这个专业的怀疑、厌恶和绝望也就愈加强烈。我在这个领域读了30多年，总的感觉是：越读越迷茫，越读越空虚，越读越无知，越读越无趣。我曾经跟我的导师曹沛霖先生说过：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跟着您学了政治学！他老人家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中心意思就是三个字：莫后悔。现在我把这封信放在书房一个很珍贵的地方，时不时地拿出来看一下。说实话，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人生不能走回头路。怎么办呢？我现在研究都城政治学，就是想把政治学安放在一个真实的空间中，让政治学更具体、更有趣。2024年我在复旦大学国务学院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就是想让自己的研究去关注那些真实的、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像猎手似的挖空心思去搜寻自变量，把学术变成自我意淫和自我陶醉的幻象。其实我这样做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不想让自己有限的生命在这个让人绝望的虚假的知识世界之中消耗殆尽，不想让自己与韦伯那张苦涩、怨恨、苦大仇深的脸为伴，更不想让自己看着这位类型学创造大师发明的数不胜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而不知所措。

我发现政治学自身包含着其无法克服的悖论。例如，政治学中的大道理，对政治家并无多少价值。政治家治国考量的时间没有这么长。例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政治的根本在于‘正义’”等等，诸如此类的信条对政治家在特定情势下采取的决策与行动并没有多少价值。说到底，政治学与治国理政的关系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密切。古今中外，政治学要么是为政治和国家服务，要么是职业化生存策略。是国家支配了政治学，而不是政治学支配了国家。基辛格说在哈佛教书的时候，相信世界的进程是由结构和规律支配的，等他进了白宫才发现支配历史的力量来自特定人物的行动。这句话不是随便而言的，一定有其内心深处的反思。这个论断可谓是对学院派釜底抽薪式的蔑视与嘲弄。我猜想，哈佛大学的那些教授们肯定对基辛格恨之入骨。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先达先生在《哲学与社会——老年沉思录》一书中有一段话，可谓是振聋发聩，让我感同身受：

我经常提醒自己：我是属于书生式的知识分子。除了读过几本书外，对社会了解太少，也无实践经验。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是个致命伤。对人类历史无知，却大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未跨出过国门一步而又大谈全球化问题；从未担任过任何一个实际职务，甚至连小组长都未荣任过，却大谈如何治国理政；对社会实际问题，对社会两极分化的实际状况毫无认识，却只是从应然和实然的抽象概念出发去争论什么是公平正义。纸上谈兵的赵括总算读过不少兵书，而我们比起赵括还逊一筹。我们写自己不懂的东西，以为文章无非是写出来的，实则不然。脑子里空空，文章必然是空空。以空对空，必然是空洞无物。从血管里流淌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

社会只有一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理论？有人说理论之所以如此之多，是因为社会界比自然界复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社会的复杂是人臆想出来的。社会其实没有这么复杂，也没有这么多维度和变量，都是人们强加给社会的。生命不能承受理论之重。太多的理论把我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大学里，太多的理论也把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折磨得苦不堪言。理论如此之多，不是精彩纷呈，而是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说得不客气一点，很多理论就是信口雌黄、讹言谎语、自以为是。生产理论的秘诀就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搞得越复杂，理论就越多。到最后，发明理论的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啥。社会科学不需要这么多理论，社会自身也不包含这么多理论。国将亡，制必多。人将蠢，思必累。这么多的思想和理论，其实都是生命的负担，也是文明的负担。韩非子说：“故视强，则目不明；听甚，则耳不聪；思虑过度，则智识乱。”当今全世界的社会科学都在彰显研究技巧、用变量语言和因果机制割裂社会事实的道路上狂飙突进，陷入了一个自我陶醉的无底深渊。

美国社会科学的这一面向最为强盛、最为极端。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沦落为职业化的生存和标榜策略，而且把知识世界搞得越来越复杂。搞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复杂的知识世界里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有的人甚至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成了虚假社会科学的祭品。着实令人心痛。我在大学教书三十多年，越来越觉得大学的社会科学教育似乎走向了它的反面。

就拿政治学来说吧，其实百分之九十的书其实都是知识的负担，有的已经成了知识的罪恶。根据我粗浅的经验，要想学好政治学，主要读一下如下三类人物就可以了，其中每一类人物可能都不会超过20个。像托克维尔都进不了这个名单，他充其量就是一个聪明而敏感的政治见闻的记录者而已。陈先达先生说：“我们大多数作者都是‘小偷’，是盗窃别人的思想。我们的文章只能说是读后感，是对前人或经典思想的反嚼。真正的思想是原创性的，应该是言前人之未言。这种文章我一篇也没有。”这不是陈先生的谦虚，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文章，既然如此，能够让我们真心去读的书其实没有多少。在此，我把需要阅读的三类人物或三类书籍列举如下：

（1）影响文明进程的社会思想家

对人类文明进程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社会思想家没有几个。大部分人写的东西都是自我意淫，与文明和事实没有半点关系。真正对文明进程有实质性影响的社会思想家包括孔子、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亚当·斯密、凯恩斯、洛克、马克思与恩格斯、董仲舒、西塞罗等。对文明进程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思想家寥若晨星。古今中外没有几个，屈指可数。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今几乎所有人、所有地方都生活在这类社会思想家的思想遗产之中。

（2）改造世界的政治家

改造世界比认识世界、解释世界更难。马克思不是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嘛：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政治学家引以为自豪的那些信条或大道理对政治家们改造世界并无多少影响。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位政治家治国是按照哪一种揭示因果机制的理论、哪一个概念、哪一个范式来治理国家的。伟大的政治家都是在艰苦的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自己的思想、理论、智慧和技巧。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中，能够缔造制度遗产、产生长远影响、对政治世界进行实质性改造的政治家也不是很多。代表性人物如秦始皇、毛泽东、邓小平、华盛顿、林肯、罗斯福、拿破仑、戴高乐、丘吉尔、彼得大帝、斯大林等。

（3）影响知识构成的思想家（学者）

抛开那些单纯制造文字产品的学者，能够进入我们阅读范围的就是那些影响知识构成的思想家和学者了。这些思想家和学者大都是学院派的，近代以来尤其是以大学教授为主。他们对自己的文字很自恋，总觉得自己的文字能够影响社会和历史进程。尽管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觉。现在大学里那些学习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们就是天天与这些人物在打交道。他们的著作被很多人称为“经典”。我在大学教书，发现很多学生被这些著作折磨得死去活来，读完后还不知所云。给学生们讲授这些著作的很多老师们，也就是陈先达先生所说的那种无学校外生命体验的人。教外交的人没有搞过外交，教管理的人没有搞过管理，讲治国理政的人小组长也没有干过。

所以，我经常跟学生们说：从目前来看，在大学里教社会科学的老师们比你们高明不了多少！能够影响知识世界构成的思想家其实也不是很多，能进入我们眼帘、进入我们阅读名单的，主要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老子、韦伯、涂尔干、福柯、卢梭、梁启超等。在本文所说的这三类人物中，最不能多读的就是这一种。在影响知识构成的思想家（学者）中，大多数也都是知识麻烦和知识累赘的制造者。他们是观念的发明者，但不是文明的塑造者。当然，会有一些人不同意这个看法。总觉得自己的文字可以支配历史，可以影响世界，可以塑造他人。其实，很多著作、很多论文除了是文字的堆积之外，什么都不是。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一本书、一篇论文的读者可能就是两个人：一个是编辑，另一个就是作者本人。在互联网世界中，大多数论文和著作的结局很简单：只有点赞者，没有阅读者！尼采说上帝死了，其实到头来死掉的不是上帝，而是尼采自己。一则广告上面的话很有深意：“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尼采死了！”说实话，当今几乎所有学者的影响大都是在高墙之内、书房之内的。甚至他们的影响都是被杜撰出来的。

最后再补充一点，社会科学永远是文学的奴婢。读文学比读社会科学有趣得多！若干年后，当今大学里生产的几乎所有社会科学的理论、概念与范式都会扔到历史的垃圾堆中，但四大名著、余华、刘震云、莫言的小说会一直有人读。《三国演义》在塑造中国人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方面，是《三国志》无法与之相比的。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一个民族的秘史不是隐藏在社会科学理论之中，而是隐藏在文学之中。小说中除了人名和地名是假的，其他的一切可能都是真实的；社会科学中除了人名和地名是真实的，其他一切可能都是虚假的。文学是真的，社会科学是假的。这是我读了三十多年政治学的最大感受。尽管这个论断过于极端，但目前社会科学的发展态势不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以科学名义进行科学研究的素材，很多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退一步讲，单从审美和艺术的角度来说，阅读苏轼、莎士比亚所带来的身心的愉悦是阅读韦伯、罗尔斯远远无法与之相比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轼、莎士比亚是不朽的，是永恒的，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短暂的，在人类知识的海洋中都没有冒个泡，连一个微不足道的插曲都算不上。

总之，学社会科学，学政治学，完全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那么多的理论，那么多的范式，那么多的变量，那么多的概念，都是知识的负担、累赘和多余。如果以此来折磨自己和学生，那就成了知识的罪恶。我现在正在做的，就是对自己的知识世界进行清理和缩水，尽可能地去过一种简单、清澈、健康的生活。“文科消亡论”肯定是过于悲观了，但“文科缩水论”却是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