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母亲在澳洲生下的男婴数量明显多于女婴。专家对移民家庭可能存在重男轻女的观念导致女婴被流产的现象感到担忧。

据《澳大利亚人（the Australian）》消息，澳大利亚伊迪斯科文大学（ECU）研究团队发表在《全球公共卫生》期刊上的论文写到：“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母亲在怀孕早期的人工流产率远高于澳洲本地母亲，这一趋势与无创产前基因检测（NIPT）的推广时间高度吻合。”

研究人员对1994年至2015年间，新州和西澳210万例婴儿出生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澳洲本地母亲所生婴儿的性别比例维持在自然范围内，每100个女孩对应105个男孩。

但来自中国的母亲中，这一比例为每100个女孩对应133个男孩。

研究还发现，来自中国的母亲在生了一个儿子后选择不再生育的概率比其它移民群体高出9%。

其它存在性别失衡的群体还包括：来自印度的母亲所生婴儿的性别比例为100个女孩对应132个男孩；来自英国的母亲这一比例为100比115，略高于正常值。

在澳大利亚，除非为了避免特定性别相关的遗传疾病，通过试管婴儿（IVF）进行性别选择是被禁止的。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移民母亲在得知胎儿性别后选择了终止妊娠。

研究者表示：“在澳洲这样的多元文化社会中，有必要关注这些做法如何影响出生性别比例变化，尤其是那些来自传统上性别比例失衡国家的移民，他们可能会在新国家继续维持重男轻女的偏好，并进行产前性别选择。”

“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拥有大量来自亚洲及其它地区、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的移民人口。可以合理推测，这种文化偏好，加上澳洲无创产前检测服务的便利，可能正是导致婴儿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Sex selection through abortion raised after study shows Chinese and Indian  migrant mothers are giving birth to more sons | The Australian

虽然中国和印度移民群体生出的婴儿性别比例出现失衡，但人口研究机构The Demographics Group创始人兼负责人库斯滕马赫（Simon Kuestenmacher）对news.com.au说，整体来看，这并不会导致澳洲性别比例失衡，因为澳洲70%的人口增长来自直接移民，而澳洲接收的技术移民、留学生和背包客中，女性仍多于男性。

过去5个月，在澳中国留学生群体被效仿中国警察行事风格的骗子骗走了510万澳元。

据《卫报（the Guardian）》消息，今年前5个月，澳洲国家反诈骗中心共收到近680起有关冒充中国执法人员的骗局举报。受害人中国留学生总损失高达510万澳元，骗子的得手率约为5.5%。一旦被骗，受害人的平均损失金额高达13.8万澳元。

此类诈骗活动已让执法部门担忧多年，但国家反诈骗中心警告称其威胁性正在加剧。该中心由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管理。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数据，受害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18至24岁年龄段。该群体（包括21名学生）因冒充中国当局诈骗案损失330万澳元。在37名受骗者中，有10名是年龄较大的学生。

诈骗者自称是中国执法人员，要求受害者提供个人信息或汇款。一些人被诬陷涉入伪造护照或信用卡的犯罪，还有人被告知其身份被他人盗用从事金融犯罪。有时骗子甚至谎称澳洲当局正准备以违反签证规定为由逮捕并遣返他们。

在许多情况下，诈骗分子会通过拨打普通话电话或留下语音信息，要求受害者立即回电。随后，他们会虚假声称需要资金来证明受害者的清白。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此前曾警告称，中国留学生正成为“虚拟绑架”诈骗的目标。在一宗案例中，一名18岁学生被冒充中国警察的诈骗分子欺骗，对方要求她躲在公寓内并伪造绑架场景。

该女子通过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向家人发送了一系列自己“被绑架”的照片和视频。随后，冒充中国当局的人士继续发送消息，要求家属转账以确保她获释。

反诈骗中心发言人警告说：“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此类诈骗会提到‘24小时监控’。自3月以来，我们接到16起案例，其中5月就报告了8起。”

“如果接到威胁电话，要你证明自己没有犯罪，不要被吓住。立即挂断电话，不要回应，不要照做。否则他们可能会升级恐吓手段，进一步骗取你的钱财。”

在很多情况下，骗子会直接拨打电话，用普通话与受害人交谈，或留言要求“紧急回电”。随后就会谎称需要汇款来自证清白。

目前，各州警方正密切关注这类骗局。

警方发言人表示：“这些骗子专门针对讲普通话的群体，尤其是中国背景的留学生。”

澳洲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发言人提醒说：“绝不要因为有人指示你，就打开摄像头。”

“如果有人告诉你正在被调查，请立即联系澳洲当地警方、所在大学的国际学生事务部门，或华人社区服务机构。”

国家反诈骗中心敦促人们在对对方身份存有疑虑时，切勿向任何人提供金钱或个人资料。

他们警告称，诈骗分子常制造紧迫感，以阻止人们仔细评估自己的选择。

澳洲税务局（ATO）最新数据显示，2022—2023财年，申报房租收入的投资者人数比前一年减少了7000多人，这是25年来投资者人数第三次下降。另外两次下降分别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大疫情初期。

据澳洲广播公司（ABC）消息，澳洲税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2—2023财年共有7081名投资者不再申报房租收入，下降幅度约为0.3%。尽管降幅不大，但却与自1999—2000财年以来的长期增长趋势背道而驰。过去二十多年，每年平均新增约4.7万名投资者申报租金收入。

最近这次投资者人数的下降主要集中在持有多套房产的群体中，而且持有房产数量越多，人数下降得越明显。相比之下，持有一套出租房的投资者人数增加了2337人。

投资者组织将申报房租收入的人数量下降归咎于利率上升、不利于投资者的税务和政策环境，以及租客权利的提升。

房地产数据机构Cotality研究主管欧文（Eliza Owen）表示，投资者减少的其中一个潜在好处更多房屋可能卖给了首次置业者。但由于缺乏最新可用数据，房子是否卖给了首次置业者仍不明朗。

欧文在接受ABC采访时表示，尽管住宅房地产常被誉为“安全投资”，但投资者数量下降可能令人意外。

她指出，当考虑到2022-23财年以房价下跌和利率快速上升为特征时，这一现象便不再令人意外。

“从2022年6月到2023年，平均未偿还投资者抵押贷款利率从3.88%升至6.6%，导致一笔50万贷款的月供增加830澳元。

“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月租金中位数增加了316澳元。”

欧文女士表示，投资者群体缩小有其利弊——其中之一是这可能为房主释放更多房源。

然而，自2021年以来缺乏可靠的住房拥有率数据，因此尚不清楚这一情况是否已实现。

澳大利亚统计局（ABS）的贷款数据显示，2019年底至2021年底期间，投资者占住房贷款的25%至30%，随后开始缓慢回升，今年第一季度投资者占贷款比例约为38%，这表明投资者正在重返市场。

欧文女士表示，目前尚难以判断2022-2023年后投资者群体是否有所增长，但随着房价重回历史高位、利率趋于稳定并开始下降，投资者数量可能再次增长。

“我认为投资者更关注资本增值潜力，而非瞄准那些可能已‘增长乏力’的高价市场，”她说道。

澳大利亚房地产投资者协会主席本·金斯利（Ben Kingsley）表示，投资者群体的变化受到政府政策和利率的重大影响。

他指出，1999年霍华德政府推出50%资本利得税折扣政策，引发了一段投资者大量入市（同时也是房价上涨时期）的阶段，随后因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短暂波动，该阶段紧随高利率时期，而后在低利率环境下实现复苏。

金斯利先生指出，2017年，对现有房产的折旧索赔被禁止，随后几年又实施了一系列贷款规则和州租賃法律改革，这些措施似乎抑制了投资者的兴趣。

他表示，截至2023年年中，五年间投资者数量的年均增长约为10600人，远低于此前三个五年周期中53000至64000人的水平。

“有人可能认为这是高利率导致的，但过去五年也包括利率下调至紧急水平的时期，”金斯利先生说。

“将这些数字与维多利亚州正在发生的投资者外流相结合，显然我们面临住房供应问题，部分原因在于经营私人出租房产的投资者已无力继续，”他说。

尽管澳大利亚税务局（ATO）数据显示维多利亚州投资者数量虽放缓但仍保持增长，但更近期的租金押金数据表明投资者正在抛售房产，该州在2024年失去了超过24,000套出租房——占该州整个出租房存量的3.6%，这为试图进入市场的首次购房者带来了利好。

Cotality的欧文女士表示，投资者活动低迷可能导致建筑活动少于预期。

“CBA在之前的经济报告中指出，新公寓楼中约一半的预售需求来自投资者群体，”她说道。

Charter Keck Cramer研究部全国执行总监理查德·特姆莱特（Richard Temlett）为开发商和政府提供住房政策建议。

他表示，从未见过可靠数据表明国内对新建住宅的投资有所下降，但NAB的投资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流入建筑业的外国资金有所减少。

“外国投资者声名狼藉，人们总认为他们购买现房推高房价、抢走本地人的房产，”他指出。

“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相关立法明确规定投资必须用于新建住宅供应。“

“实际上，大量（外国）资金支撑着公寓项目。”

澳大利亚城市发展研究所（UDIA）首席运营官彼得·谢里（Peter Sherrie）表示，受更高税收和建筑成本驱动的投资者需求疲软，导致全国许多已获批的中密度和高层开发项目仍未动工。

UDIA代表房地产开发行业，拥有超过2500家会员公司。

“当可行性研究无法成立时，开发商无法获得建设资金，项目也就无法启动，”他说。

“因此，供应不足的问题只会加剧这种情况。”

尽管投资者曾可通过提高租金来使投资项目可行，但这一选项似乎已不再可行。

“现在已达到上限……租户根本无法承担更高租金，这已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谢里先生表示。

他指出，建设活动仍在绿地开发项目中持续，这类项目因入门成本较低且资本增值潜力更大，以及面向直接售予业主的开发项目中展开，后者通常提供面积更大、装修标准更高且价格更昂贵的公寓。

雷娜·法伊（Rayna Fahey），作为支持土地税的非营利研究机构Prosper的倡导总监，表示投资者申报租金收入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出租房产被出售，可能只是投资者选择让房产空置，等待资本增值。

“我们的税收制度规则过分奖励投机而非生产，投机行为确实扭曲了房地产市场，”法伊女士表示。

她指出，若投资者确实出售房产，买家很可能是自住业主，或另一位计划出租的投资者。

“当有人出售房屋时，它并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