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的一个夜晚，在广州星海音乐厅旁，凭栏遥望江那边的海心沙。亚运会刚刚谢幕，广州新电视塔在迷蒙的夜色下，扭动着“小蛮腰”，一栋栋高楼的灯影倒泻在珠江上，满江的碎金烂玉。朋友不无自豪地问道，“这里比美国如何。”“除了拉斯维加斯，都比不上这里。”曾经得，20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芦苇地，在蚊虫飞舞中无比寂寥。对此胜景，如何不感慨中国的发展，美国的停滞。

　　但在江边要一杯咖啡，花了４０元人民币，远远超过在美国星巴客的价格，由此引出了中国物价上涨和美中物价比较这个热门话题。此次回国，网络上的热贴，亲友们的谈资，都离不开这个题目。托美国来客带货，从过去多要求的花旗参、维生素，到现在的从化妆品、皮包、电器（iPhone、iPad）等无所不包。据说香港的一些老太太，每天靠捎带一些紧俏物品过关，可以月入万元港币。而在广州的亲友，到香港去采购日常用品，已经成为常态。

　　曾经有一“著名经济学家”，用跨国公司掌握全球定价权，来解释为何奢侈品的中国价格高于美国。但问题是，现在不仅是进口商品，而且是国产商品的价格也高过美国。这一趋势从奢侈品蔓延到日常用品，从房价蔓延到菜价，从大城市蔓延到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在粤西的一个边远山村，就看到猪肉的价格去到了每斤14元人民币，和美国有得一拼了。

　　中国物价高过美国，表面上看，颠覆了所有经济学的定律。中国的劳工成本依然远低于美国。在广州街头，看到的餐馆招工广告，还是包吃住1200元。此外，两国生产性成本的差距应不大，因为美国产品多为“中国制造”。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中国物价高于美国，当然有美国因素。美国政府为挽救危机，先后两次“量化宽松”，大印钞票，然后利用美元国际货币的特权，将通胀转嫁给中国等其他国家，造成了美国物价稳定，而中国物价狂涨的现象。但是，把中国物价高的原因，都归于外界因素，也不能解释全部现象。在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资金救市，而各级地方政府层层加码，造成市场上流动性泛滥，这也是中国物价上涨的内因。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就是中国商品的非生产性成本过重。主要是政府赋税过重，隐性的、显性的各种赋税都打入了商品成本中。《南都周刊》在最近一期的报道中披露一款在中国卖1480元人民币的Chanel香水，包括了17%的增值税251.6元，30%的消费税444元，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48.7元。缴纳的税款就达到了744.3元，超过了商品的半价。还有北京媒体曾估算：一个人在北京买房，政府卖地收入占３０％，税收收入约占17%，“大约47%的购房款交给了国家”。这些数据也许比专家更好地解释的中国物价高过美国的秘密。

　　读中国统计报告，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数据是，过去几年，包括税收在内的政府财政收入增幅，比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两倍以上。　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4倍。在２０１０年，中国税收继续高歌猛进，总额将达到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税收是收入调节的杠杠。很明显，税收的超高速增长，意味着中国的财富在加速向政府积聚，将加剧原来就很厉害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财富在手，固然有让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资源，在危机时期，在特定产业中，是必要的。但走过了头，负面效果将显现。一些政府部门会以国家利益之名，谋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之实。其次，政府建设冲动难以压抑，是酿成重复建设、铺张浪费的重要原因。对社会而言，代价就是民营企业的生存危机，还有就是普通百姓的生计困难。因为，他们是为高物价、高房价，以及背后的高税收、高收费的最后埋单者。　

　　这种趋势是应该扭转的。当局在考虑“反通货膨胀”组合拳时，减税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尤其是要削减各种隐性的收费、各种巧立名目的公共开支。降低中国产品的非生产性成本，就等于降低物价，惠及百姓。藏富于民，不应该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