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1965年- ），男，生于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档案馆主任、胡适纪念馆主任。著有《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等专著。主编《傅斯年遗札》《殷海光全集》《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等。本文原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原题为《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的讨论》。
【正文】
首先，从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来看，此一论述的基本意涵，当是继承传统“民为国本”之论而别发意蕴。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倡言以民为本，然其视角系以君主为主体，故历代名儒论此，率皆陈言君主应视民如子，博爱泛仁，以免失其国本遂至招亡。所谓“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正系此意。所以，探讨这一个课题时，当对传统中国思想相对应的范畴例如，“民本”思想进行分析，以解析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渊源在与差别所在。

“改造国民”论述，虽亦将国家视为一整体，民为根本，本若不固、不振，国必亡矣，然则此处所谓之亡国，与一朝一姓之倾覆无涉，而是国家整体之不存。其所意欲实践、改造之标的，则为国民（而非君主）。思惟之所在，引证之论点，大有出入，此则与近代以来西方思潮进入中土，渐为国人所熟知，并引为鉴证此一态势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有必要考察关于改造国民之论述，是如何以西洋的发展经验与理论作为对照的蓝本，成为批判现实的参照架构，并提出其言论与行动。
例如，孙隆基在讨论晚清时期“社会心理学”与“改造国民”论述及教育改革、革命运动关系的专文中即追本溯源，指出法国心理学家吕邦（g. le bon, 1841～1931）的影响。像梁启超即深受吕邦的影响，甚至在梁启超的论述中还直接采用吕邦的观点，足可证明梁启超关于“改造国民”之论述，所受西洋的发展经验与理论影响之深。他的研究取向，为探讨这个课题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提醒我们在进行近现代中国史“改造国民”论这个课题的研究时，应重视分析是否有西方思想的根源与互动关系。
以严复为例，即应注意其论述与西方思想的关连。严复以为，西方之富强有其根本之道，在他看来，中国当时首应措意的便是拟擘一套治本之法，择善去恶，以臻于成：

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
他又说：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贰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严复的论证与根本思路所在，则充分地显示了受到英国社会学家斯宾赛（hebert spencer, 1820～1903）观点的影响，而又有自己的创见。

在探讨严复“改造国民”论的思想起源方面，前此的研究者都强调斯宾塞对严复的影响，但是，前辈学人之解析，或可再从另一个视角做进一步的省思。斯宾塞做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普及者，影响深远。从19世纪英国思想界的脉络中来看斯宾塞的思想定位，可以发现，他被认为是当时英国“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论的代表人物，反对国家（政府）干涉（state intervention），因为斯宾塞认为国家（政府）干涉，会对个人之发展带来负面的作用与影响。严复固然认识到斯宾塞本人有这样的观点（所以他说斯宾塞倡“任天为治”），但是，当严复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时，在他心目中，肩负起责任的主要承担者（the agent）却是政府。这是完全同斯宾塞本人的观点背道而驰的。也就是说，即令斯宾塞提出社会总体之品质系于单位或个人、细胞品质良劣之见解，对严复的“改造国民”论述有影响，但是二者的结论却是完全相反的。很明显的，严复身居濒临亡种灭族之忧的中国，与斯宾塞身处19世纪的大英帝国则是当时世界首强的“日不落国”，二者的现实处境有很大的差别，彼此提出的反思，也正呈显出这样的落差。但是，除了二者的现实处境的差异外，是否可能也因为有别的因素，而导至他们有不同的结论？这是还值得做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仅应当注意斯宾塞对严复“改造国民”论的思想起源方面之影响所在，更当注意，严复是怎么继承（或者“扭曲”）了斯宾塞本人的观点及其原因所在。

在另一方面，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研究，自1940年代起愈趋重视所谓“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例如，米德（m. mead）之研究美国，潘乃德（r. benedict）之研究日本，皆是此一课题之巨著。尽管，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进行“国民性”的研究关心的重点，也有为现实所用的旨趣，然若与近现代中国史上提出“改造国民”论之论者的关怀焦点是中国民族的存亡问题相较，二者的现实意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惟当我们探讨近现代中国史上“改造国民”论的兴起这个课题时，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的分析，还是有相当的参照价值。特别是学者关于传统中国国民性形成因素的研究，与近现代中国“改造国民”论者提出之批判，比对二者论述的交光会影，应当纳入我们的思考。因此，必须注意当代社会科学及行为科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加以整合，以期提升、深化研究近现代中国史“改造国民”论述的思想意涵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