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极左翼人士来说，这是一场酝酿了近 20 年的运动。经济崩溃之苦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持久影响。“如果民主制度不能让我有房子住，不能让我买得起食物，我为什么要在意拯救民主？” 分享给朋友免费阅读
租户权益组织者吉娜维芙·兰德是祖赫兰·马姆达尼竞选纽约市市长活动的一名志愿者。
Joshua Chaffin
｜摄影：Natalie Keyssar for WSJ
2025 年 10 月 7 日 15:10 CST
中文英文（附音频）中英对照
当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还没有倒，资本主义也还没有发生动摇，但盖布·托比亚斯（Gabe Tobias）早早就对后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抱有深刻洞见。
那是在加州圣安娜。2006 年，大学刚毕业的托比亚斯在当地从事社区组织工作。他本来是要帮助低收入家庭解决医疗问题。
但他的工作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雇用他的非营利组织 Acorn 开始注意到，许多家庭，特别是西班牙裔移民抱怨说他们被迫离开自己的家。罪魁祸首是他们稀里糊涂签下的可变利率抵押贷款合同。
“这是灭顶之灾，”托比亚斯回忆道。“他们的一切都跟房子绑在一起。除此之外他们一无所有。”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摸清了那些不择手段的抵押贷款经纪人的伎俩——他们用多套不同的文件误导客户，还会招募社区领袖向不太懂英语的人兜售可疑的产品。他年纪轻轻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行业就是为了从劳动阶层身上榨取金钱。” 今年 6 月，托比亚斯的朋友、33 岁的祖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一举震惊了世界，
他以社会主义者身份高调参选，并以压倒性优势赢得纽约市市长的民主党初选。马姆达尼的胜利被归结为多重因素：他的个人魅力，他对社交媒体的娴熟运用，他把南亚裔居民带入城市政治舞台的能力，还有主要竞争对手的弱点。
但除此以外还有其他因素。马姆达尼的胜利标志着一场从近 20 年前开始酝酿的运动开花结果——事实证明，金融危机带来的苦难深刻影响了当时刚刚步入成年的一代人。
9 月 6 日，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与马姆达尼在纽约市政厅的集会上。图片来源：eduardomunoz/Reuters
9 月 6 日纽约市政厅集会上的人群。图片来源：eduardo munoz/Reuters
对现年 39 岁的托比亚斯和许多其他人来说，那场危机——在他们看来，政府对此未能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给他们留下了持久的印象，让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病，也让他们感觉美国两大政党无力处理这个国家面临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成为特朗普所创建本土主义运动 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拥趸。另一些人则开始从左翼思想中寻找答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复兴了民主党内一个早已沉寂的派系，并造就了一批现已积累丰富经验的活动家，为马姆达尼的崛起提供了动力。
“许多催生左翼复兴的种子来自 [2008 年]，”托比亚斯说。如今，他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 DSA）的高级战略师。该组织是马姆达尼以及纽约市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进步派明星的政治大本营。“我认识的很多左翼活动人士都有[金融危机]的亲身经历。” 当年参加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抗议运动“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的那批人，如今已在工薪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和正义民主党人（Justice Democrats）等组织担任高级职务。工薪家庭党在马姆达尼出道之初给了他至关重要的支持。
“人们总说，‘纽约人比你想象的要保守。社会主义者永远不会赢，’”贾丝明·格里珀（JasmineGripper）说。格里珀在 2008 年危机的阴影下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现在是工薪家庭党纽约支部的联合主任。“我会说，‘你们看看，有一位社会主义者赢了。’” 选战在 9 月 21 日出现重大转折：纽约市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宣布不再寻求连任。
据一项民调显示，主流民主党的支持率跌至 30 年低点，该党的领导层似乎不确定该如何对付特朗普，相比之下，极左翼却显得颇有人气——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智库 Cato Institute和调查公司 YouGov 的最新调查发现，18 至 29 岁美国人中，有 62%的人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这是冷战时期的几代人无法想象的。一些人甚至向左走得更远。
最近一天晚上，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组织（Revolutionary Communists of America）费城西北支部的15名同志在托马斯·杰斐逊大学（Thomas Jefferson University）的一间教室里召开每周例会。
美国革命共产主义者组织费城西北支部在天普大学集会，分发宣传材料并商讨组织计划。
参加会议的人大都是二三十岁，他们没有像老一辈共产主义者那样戴红星帽，也没穿印有切·格瓦拉（Che Guevara）头像的 T 恤。但当他们开始认真讨论指定的阅读材料——一篇名为《道德与阶级斗争》（Morality and the Class Struggle）的文章，房间里便传出“统治阶级”、“寄生性”、“资产阶级”和“辩证法”等名词。他们也频频提及 2008 年的危机。几位成员在解释是什么促使他们抛弃一位成员所称的“温吞的”左派时提到了这场危机。
34 岁的扎克·比克尔（Zach Bickel）认为金融危机夺去了他父亲的工作，并导致他位于宾夕法尼亚中部老家的社区“逐渐萎缩”。
“整个体系从 2008 年起就再也没有真正恢复，” 25 岁的尼科·梅尔顿（Nico Melton）说。他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a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学习期间感觉幻想破灭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是资本主义的堡垒，也是特朗普的母校。梅尔顿是该支部约一年前成立时为数不多的几名成员之一。
他们的会议有时感觉像是互助小组聚会——一群为现代经济所困的人在抱团取暖。他们承认，共产主义尝试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成功过——至少是尚未成功。
不过，该支部一名老成员还是鼓励新同志在秋季招新时骄傲地亮出镰刀锤子标志。“无论我们去哪里，都必须大方亮相，大声表明立场，”这位同志说。“我们是革命共产主义者！” 纽约新学院（New School in New York）的历史学教授杰里米·瓦伦（Jeremy Varon）对此毫不意外。
他研究过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的抗议运动，并且自认为是进步主义者。“我的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给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有关的种种东西贴上负面标签，”他说。他还指出，奥卡西奥－科尔特斯、马姆达尼和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将社会主义描述为一种道义责任，从而让他们的社会主义旗号充满吸引力。“提法很简单：在一个生产力水平和繁荣程度极高的国家，不应该有贫困，也不应该有这么多人辛辛苦苦工作却只有微薄的收入，而少数人却拥有那么多财富，”瓦伦解释说。“如果你用这种方式表述，不仅能让人接受，我认为还会让人感到兴奋。” 28 岁的租房者权利维护者吉娜维芙·兰德（Genevieve Rand）这样说：“提到社会主义者——传统的看法是，你是读一大堆 200 年前老书的书呆子。”
现在不一样了。
租户权益组织者用的一间办公室。兰德在为马姆达尼进行竞选拉票之前曾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
“充满动荡” 最近一天晚上，兰德穿着牛仔短裤、黑色长袜和一件红白相间、印着“冻结租金”字样的 T 恤，在布鲁克林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周边挨家挨户为马姆达尼拉票。她要应付吠叫的狗、公寓门禁对讲机故障和狐疑的邻居，还要始终以笑脸示人。当她与住户说上话时，住户似乎表现出接纳的态度。
“社会主义，”当一位女士被问到为什么支持马姆达尼时，她这样回答。
“很多人都这么说，”兰德告诉她。她本人在 2008 年危机中有一段非常私密甚至神秘的经历。她在新罕布什尔州南部的一个中产家庭长大，父母对家中财务状况一直守口如瓶。
但她在某个时候注意到，父母开始取消音乐课和课后体育运动——一切需要花钱的活动。在2011 年前后的一天，父母告诉她，为了省钱，要搬去与祖父母同住。六个月之后，一家人搬到新罕布什尔州乡下一座较小的房子。最近的杂货店也要开车 30 分钟才能到。
兰德的父母依靠宗教来应对不幸。他们变成了一个倾向末世论的福音派教会的虔诚信徒。“那段时间充满动荡。让人非常困惑，”她回忆说。
最终，她离家去了新罕布什尔州一所小型学院，一边学习一边在快餐店打工。她起初并不认为自己对政治特别感兴趣，直到她遇到当时以“圈外人”（outsider）身份争取民主党 2016 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桑德斯，她的想法才发生改变。
“他说的那些话讲清楚了生活为什么如此艰难，受益者又是谁，”兰德回忆说。“我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心想，‘没错，说得太好了！’”兰德在布鲁克林为马姆达尼拉票，背包上别着纽约州租户联盟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的
徽章。兰德初次尝试组织社会运动是在 2019 年，当时她搬到了纽约州伊萨卡，身上只有几百美元。她说服跟她一起在餐馆工作的十几个同事组建了一个工会，以争取提高工资。餐馆很快就关门了，但那种与工会成员团结一致的感觉让她难以忘怀。兰德当时在转换性别，感到特别脆弱——但同事们仍然支持她，还帮她找到了新工作。
“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真的非常深刻。”她回忆说。促使兰德投身租房者权利运动的是新冠疫情和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她担心自己在等待政府救济金期间可能会被房东逐出公寓。大学城伊萨卡的一个小范围问题后来演变成一场运动，
用兰德的话说，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去年，她帮助建立的志愿者组织伊萨卡租房者联盟（Ithaca Tenants Union）迎来了里程碑：该市诞生了第一个赞同该联盟主张的租户占多数的议会。
这一切得益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力量。该组织已故创始人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Harrington）曾将目标描述为“可行范围内的左翼路线”。兰德解释说，她加入该组织，一开始更多是出于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她认为，纽约的政治长期由房地产大亨主导。唯一的对抗方法是动员基层民众。事实证明，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擅长做这件事，而且关注她最关心的议题。
“如果民主制度不能让我有房子住，不能让我买得起食物，我为什么要在意拯救民主？”她问道，并称住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议题”。
兰德在布鲁克林挨家挨户拉票。
“失望透顶” 托比亚斯也是逐步进入 DSA 政治圈的。2008 年，他曾担任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一位竞选组织者，满心希望这位新总统能结束伊拉克战争，并追究华尔街在金融危机中的责任。
但他失望地看到，奥巴马总统从未真正追究过华尔街的责任。“头两年简直是失望透顶，” 托比亚斯回忆道。他对奥巴马医改法案的通过也不以为意。
当时，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在酝酿，他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在不断变化。他看到民主党建制派受制于捐款人，也就是富人。他开始厌恶热门电视剧《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中经美化的民主党形象。“我们不是要尝试推动通过一项法案，”他解释说。“而是要解决制度本身的根本问题。”
托比亚斯当时更多是把左翼政治当成爱好而不是可能的职业，他去了海外，在拉美和北非为乐施会（Oxfam）及其他援助组织工作。在工作的间隙，他于 2014 年返回纽约，为赤手空拳开展竞选活动的泽菲尔·蒂查特（Zephyr Teachout）助选。蒂查特是法学教授和主张透明化的活动
家，要与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同台竞选纽约州州长。
泽菲尔·蒂查特 2014 年在布鲁克林。图片来源：Peter morgan/associated press
学究气的蒂查特既没有钱，也没有知名度，更没有明星光环。竞选团队用的是老掉牙的电话系统，工作人员必须手动逐个拨号。反观科莫已经稳获工会和工薪家庭党的支持。
但蒂查特还是在初选中拿下了三分之一的选票。虽然她的表现当时没引起太多关注，但托比亚斯认为这“令人眼界大开”。这让他确信，公众渴望某种不一样的东西。“大多数人甚至未被我们的竞选活动触达——但他们还是把票投给了我们，”他说。为那场竞选出力的还有一位名叫塔莎·范奥肯（Tascha Van Auken）的女士，当时她在剧团 BlueMan Group 从事艺人招募工作。在马姆达尼今年的市长初选中，范奥肯领导了基层动员工作并大获成功，数万名像兰德这样的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拉票。
桑德斯 2016 年竞选失败是一个分水岭。它把全国各地失望的年轻人团结在了一起。马姆达尼说，这是他本人政治启蒙的重要一章。而托比亚斯注意到，许多原本自称进步派的朋友现在开始效仿这位佛蒙特州参议员，将自己称为“社会主义者”。
凝聚他们的另一股力量是特朗普。托比亚斯当时在摩洛哥的沙漠里工作，在一台画质模糊的小电视上看到特朗普胜选之夜的场景。他还记得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面色凝重地对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支持者讲话的场景。
托比亚斯次年回到布鲁克林，当时一起为蒂查特助选的一个朋友坚持让托比亚斯帮忙助力另一场竞选：这次是 28 岁的酒吧侍者、服务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她要挑战一位最资深的民主党议员。
2018 年，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在选举之夜的庆祝派对上。图片来源：andrewkelly/Reuters “她拥有闪闪发光的个性。感觉是一个有趣的人，跟她在一起很有意思，”托比亚斯说。奥卡西奥－科尔特斯钢铁般的个性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回忆道，有一天，他跟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坐在一起，参加一场进步派活动，后排两名男子发表了贬损发言者的言论。
“亚历克斯跟我说：‘他要是再说一次，我就转过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托比亚斯回忆说。果然，她很快就转身怒视那两个人，要求他们“放尊重点”。
“只是第一步” 大约在那时，托比亚斯见到了马姆达尼。他和许多人一样，被马姆达尼的亲和力和魅力所吸
引。托比亚斯说，马姆达尼能把枯燥的政策与动人的叙事结合起来，这也让他折服。
“这一直是他思考过程的一部分，”托比亚斯说。他还补充说：“他懂得如何把左翼的目标与无聊的官僚体系结合起来。” 托比亚斯没有加入马姆达尼的竞选活动，而是在今年早些时候担任 DSA 基金的负责人，这是一家帮助奉行社会主义理念的民选官员提升治理能力的非营利组织。“祖赫兰赢得选举只
是第一步，”他说。兰德则全身心投入竞选活动。
几年前，她在奥尔巴尼遇见了马姆达尼，当时她正试图为“正当理由”立法争取支持，该法要
限制房租上涨，并使房东更难驱逐租客。当时州议会里的 DSA 成员屈指可数，马姆达尼是
其中之一，他在 2020 年意外当选，成为皇后区的代表。
兰德回忆说，大多数民主党人都很冷淡，但 DSA 小组却把她和其他活动人士当成志同道合
的同志，甚至把办公室借给他们。“他们认为自己的议席属于广大劳动阶层，”她解释说。
为帮助马姆达尼竞选，兰德四处留传单。马姆达尼今年早些时候启动成功希望渺茫的市长竞选时，兰德周末会乘坐巴士进城当志愿者。同时，租房者权利运动成为这位年轻候选人的坚实后盾。该组织起草的一份呼吁冻结租金的请愿书在纽约市收集到 2 万个签名，并为马姆达尼一项标志性竞选承诺制造了声势。
在 11 月的选举临近之际，兰德看到了自己人生经历的脉络——孩提时代，她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动荡，后来她在使命的召唤下成为一名活动家和马姆达尼的竞选活动者。
“我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政治认同来自于这些亲身经历，我感受到资本主义和被企业控制的政策如何让我的生活变得更糟，”她反思道。“而社会主义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