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算起，经济学在两百余年的演进中，大致经历了五代关于增长的思想范式：

1️、投入增长理论（Input-based Growth）——
以哈罗德（Roy F. Harrod）与多马（Evsey D. Domar）为代表，强调资本与劳动的积累，认为增长主要来自要素投入。

2️、创新增长理论（Innovation-driven Growth）——
以索洛（Robert M. Solow）与罗默（Paul M. Romer）为代表，揭示技术进步与知识积累才是长期增长的关键源泉。

3️、结构增长理论（Structural Growth）——
以刘易斯（W. Arthur Lewis）与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为代表，关注产业结构转移、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分配的动态演化。

4️、制度增长理论（Institutional Growth）——
以诺斯（Douglass C. North）与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为代表，强调产权、法治、包容性政治与经济制度对长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5️、文明性增长理论（Civilizational Growth）——
以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科斯（Ronald H. Coase）与莫基尔（Joel Mokyr）为代表，他们把增长问题从经济层面提升到文明层面，揭示出市场、制度与思想之间的深层互动——增长不只是财富的积累，更是文明自我发现的过程。

因此，在20世纪的经济思想史上，哈耶克（Hayek）—科斯（Coase）—莫基尔（Mokyr）构成了一条关于经济增长思想演化的黄金链条：

从市场机制到制度机制，再到文明机制——人类通过自由竞争与思想市场，在有限理性中不断发现真理、修正错误、走向成熟。

他们的核心贡献，不仅在于解释“经济如何增长”，更在于揭示文明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发现真理、生成秩序、实现创新，他们的智慧对今天的中国格外新鲜，也格外重要。

一、哈耶克：市场是发现知识的机制
哈耶克（1899–1992）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社会中的知识运用》中提出划时代的洞见：

“知识从未集中于一个头脑之中。”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哈耶克
[1]
在他看来，市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分配，而在于发现。

每一次交易，都是信息的交流；

每一个价格，都是知识的符号。

通过自由竞争，社会能够在无人计划的情况下整合分散知识、修正错误、发现更优的秩序。

这意味着，市场不仅是经济机制，更是文明的认知机制。

它让社会得以在没有全知者的前提下，仍能接近真理。

哈耶克称之为“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

自由竞争是人类有限理性与上帝秩序之间的桥梁。

二、科斯：制度是市场运作的容器
罗纳德·科斯（1910–2013）并不是奥地利学派，但他的思想无缝继承并拓展了哈耶克的思想。

他指出，市场交易并非无成本进行，而是受制于制度结构。

产权是否明晰、规则是否公正、思想是否自由——这些决定了社会能否有效发现真理与创造价值。

是在 1937 年与 1960 年先后通过《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和《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这一核心概念引入经济分析，从而揭示市场与制度之间的边界。

此后，在 1970 年代，他开始进一步思考市场之外更深层的竞争形式——即“思想市场（Market for Ideas）”，主张思想也应像商品一样在自由竞争中被发现与淘汰，与此同时，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来保障思想市场的有效性。

科斯-论文《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
[2]
而在他晚年（2012 年），通过与王宁（Ning Wang）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科斯将这一思想推向更高层次，明确提出：

“经济市场的繁荣，必须以思想市场的繁荣为前提。”

他特别提醒甚至警告中国：

如果思想竞争受限、学术与公共讨论空间受压，则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都将停滞。

科斯の忠告
[3]
这可视为他一生关于市场、制度与文明演化思想的最终总结。

科斯敏锐地看到，思想也有交易成本。

如果社会压制不同声音，思想无法自由交换，那么制度创新就会枯竭，经济增长最终停滞。

在此意义上，思想市场是制度创新的母体，它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在错误中自我纠正、在竞争中持续成长。

三、莫基尔：思想市场是文明性增长的引擎
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基尔（1946– ）则把哈耶克与科斯的洞见提升到文明史层面。

他在《增长的文化》中提出：

“西欧的奇迹，不是资本的胜利，而是思想的胜利。”

在中世纪末的欧洲，政治的分散与思想的自由，让科学家、哲学家和工匠能够在跨国竞争中不断创新。

一地的异端，在另一地成为先驱；

一国的禁令，催生另一国的革命。

这便形成了一个跨地域、跨制度的“思想市场”。

正是这种思想的自由竞争，孕育了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使西方世界从“财富增长”进入“文明性增长”。

四、思想的递进：从市场到文明
• 哈耶克告诉我们：市场能发现有效的知识；
• 科斯告诉我们：制度能保障有效的思想市场；
• 莫基尔告诉我们：思想市场、有效知识能推动文明性经济增长。
这三位诺贝尔思想家共同揭示了一条文明演化的路径：

1. 经济层面：市场机制发现真理真知；
2. 制度层面：思想竞争发现社会规则；
3. 文明层面：信仰文化尊重生命自由。
因此，市场不只是经济学的主题，更是文明秩序的“发现机制”。

它让社会透过自由、开放、竞争，在有限中逼近无限，在试错中走向成熟，在自由中孕育秩序。

结语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一个哲学性的命题：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时的答案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句话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回答了“谁来检验真理”的问题（the who），从而打破了个人崇拜，解放了思想。

在那个语境中，它是必要的、也是勇敢的、重要的。

然而，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一回答并不完整。

正如刘军宁所指出的：

“真理才是检验实践的唯一标准。”

换言之，实践固然重要，但若无真理的引导，实践可能偏离、甚至误入歧途。

同时，“实践标准”也没有回答另一个更深的问题：

实践“如何来检验真理？”（the how）

因此，改开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层面——经验性、渐进性，却缺乏制度与理论的自觉。

今天，凭借哈耶克、科斯、与莫基尔几代人积累的智慧，我们完全能够补上这块文明拼图，那就是：

“市场是发现真理的唯一机制，思想市场则是文明成长的根源机制。”

哈耶克告诉我们，市场能发现分散的知识；

科斯告诉我们，制度能保障市场的秩序；

莫基尔告诉我们，思想能推动文明的演化。

free speech
[4]
一个国家能否持续创新并实现经济长期增长与繁荣，不取决于它拥有多少资源，而取决于它是否拥有一个自由发现真理的制度环境。

因为真理从不属于某个人、某政党或某机构，而属于那个让思想自由竞争、让错误得以纠正的文明秩序。

这，才是文明转化与持久增长的根本密码，也是中国文明转型，保障经济继续繁荣的关键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