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恩洪，1946 年出生，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曾先后担任上海培光中学副校长、上海建平中学校长兼上海建平（集团）学校总校长。业界普遍认为在教育界，有“北魏南冯”（北有魏书生,南有冯恩洪）的说法。
本文选自冯恩洪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二期国家级骨干教师培训班公共课上的演讲。
【正文】
美国教育改革的基本思路不像我国的《面向21世纪教育行动纲领》要求培训100万名教师、1万名国家级教师；在财力上加大投入等等那样，而是提出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让所有的美国孩子都学会阅读”作为对策，让百万大学生到小学去帮助弟弟妹妹们提高阅读能力。我去著名的华盛顿州立大学考察时了解到，学生高中毕业时，不仅要修满学分，而且要完成60小时的义务工，连国家元首的女儿也不例外。我们了解到许多美国的政要子女在这所学校读书，就问:“克林顿总统的女儿在你们学校毕业前的义务工做了什么?”校长回答:“到敬老院去给老人读报纸，和孤寡老人谈话，帮助他们排遣寂寞感。满60小时后，院长出具证明，到学校换取《毕业证书》。"我们开玩笑说:“院长会不会开后门？”他们正色地说:“美国没有假货。院长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会开后门！”。第二句话是“让所有12岁的美国孩子上因特网”。作为对策，让因特网连接美国每一所中小学。第三句话是“让所有18岁的美国青年都能接受社区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也就是说，在全美国普及高等教育。

我们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当我们意识到科教可以兴国的时候，我们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教育像科学技术一样是一把双刃剑。也就是说，教育能够产生正效应，教育也能够产生零效应，不恰当的教育甚至有可能产生负效应。今天不是所有的教育都能兴国。教育能够兴国，教育也能够覆国。上一个世纪之交，教育能够救国；不恰当的教育就能亡国，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面对同样的教育，为什么慈禧太后要废科举？科举也是教育，学堂也是教育，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兴学堂？当我们在世纪之交，把眼界放开，我们发现世界各国都在思考教室里的改革。而且，这个指挥世纪之交在世界范围进行教育改革的不是教育家，而是教育经济家。没有哪个国家是企图抱着20年前、30年前抑或是40年前的教育模式进入21世纪的！这也是一个明显的特征。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当我们思考我们的教育产生“兴国”的正效应的时候，应该把它的理论支点定位在哪里?
德国的教育专家斯密特博士曾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的教科书比我们的教科书厚，你们的题目比我们的题目难，但是你们得买我们的货！”这三句话是连在一起的。这话太值得我们深思了。为什么我们的书厚、题目难，货却是人家的好呢？要让欧洲人买中国人的货，要么我们的书比现在的更厚，题目比现在的更难；要么我们得另辟蹊径。未来的教育，不是教科书的厚薄、也不是题目的难易所能左右的。有生命力的教育从来就是推动社会进步、拉动经济增长的教育。为了让欧洲人买中国人的货，看来，我们今天在教室里，要有所不为有所为！有些东西，我们熟悉了，我们不能再做了；有些东西，,我们今天还不熟悉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地熟悉起来。这就是我阐述的观点“人的社会化和人的个性化完美统一”。我想，从教育的本质特征，从教育能够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社会进步来看，今天，在人的个体社会化的进程当中，我们要给学生一些什么？该不该给？能不能给？我们应该怎么给？

在工业经济取代农耕文明的过程当中，准需要教育配套服务，造就受过良好标准化训练的人才。正是如此，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是有所作为的。我们创造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新型的标准化的教学模式。我跟老师们讲过一个笑话。奥运会、亚运会的开幕式上，只有中国的体育代表团在经过主席台检阅时是正步走。我们看到中国体育健儿正步走时，心头充满钦佩和喜悦，因为，正步走可以耀我军威、扬我国威。全国各地和上海一样，在学校举行盛大庆祝活动时，也要学生正步走。我们受阅学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正步走。无论在哪儿，学生受训结束以后，走出校门走回家的时候，有哪一个学生是正步走走回家的呢？如果哪一个真的是正步走的话，路上的人一定会带着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他：这小子是不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两军相交勇者胜。在攻占主峰阵地时，如果我方指挥官下令正步走进入主峰阵地，军事法庭一定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检阅的时候要正步走，生活当中不需要正步走。正步走好看，但正步走不实用。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不是也扮演了好看不中用的角色呢？是不是犯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常识性的错误呢？我们全国的学子们都经历了一样的考试。你只要看到证书，比如“高中毕业证书”，你马上就会知道，他拿到这证书他学会了什么，因为，全国的学生都得学一模一样的课程。应该这样说，这种教育模式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正因为是这样的教育管理模式，所以全国各地的报纸都以整版篇幅在讨论“韩寒现象”。我看到报道说，复旦大学给韩寒同学提供学习的方便，让他作为旁听生。但是，韩寒拒绝了。韩寒说:“成才不一定要进大学。”韩寒认为，复旦大学邀他做旁听生，有新闻炒作之嫌。韩寒现象全国都在讨论。但是讨论下来，到后面很难收场。为什么？17岁的孩子，发表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三重门》。《三重门》的发行量要远远高于中国作家的《孽债》。现在韩寒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再度问世。这个孩子的文学才华、文学创造力令人瞩目。“全国新概念作文大奖赛”一等奖获得者的每一篇作文都有文采、都是相对多的读者评选通过的，只有一篇——韩寒的作文，所有评审专家一致叫好。有人说：峰有多高，谷有多深。全国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韩寒却进不了大学校园，因为，在中国的教育管理体制下，韩寒高中都没能毕业。他的数理化不及格，补考又不及格。韩寒认为，与其被学校劝退，不如主动打申请报告申请学。所以今天韩寒失学在家进行文学创作。韩寒现象直接挑战了中国标准化的教育管理体制。标准化扼杀天才、扼杀奇才、扼杀怪才、扼杀偏才。我在想，如果韩寒不在中国的话，他会不会失学?

基础也是可以分流的。我们在检查学校是不是按照教育法规办事时的第一件事是抽查教导处的课程表。我们在美国的一所学校里向该校校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校长把手一摊，肩膀一耸：“我们没有课表！”我们这才了解到，美国学校的校长室、教导处是不排课表的。学生对照学校开设的课程，根据自己的个人爱好，选修课程，根本不存在统一课表。澳大利亚的高中生各人选修的课程也不尽相同。他们说：澳大利亚需要学生在学校打基础，但不需要学生打一模一样的基础！虽然我们今天依然处在标准化的进程当中，但我们作为国家级培训的骨干教师当中的光荣一员，当今天的教育评价体系、教育考试制度、一些领导人的讲话还在标准化的体系里的时候，在21世纪正在倒计时地向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应当走一步想一想，标准化是历久不衰的呢，还是处在倒计时的进程当中即将要进入中国教育历史的文化？研究标准化是为了看透标准化，看透标准化是为了弘扬个性化。

我们中国办学校与美国办学校的概念完全不一样。美国所有的学校都有一个理念“本校是零障碍学校”。我们第一次听了，问：“什么是'零障碍学校’?”他们解释，在这所学校里，必须为残疾人思考，不管你的学校里有没有残疾人。一个社区学校，在它服务的社区里，一旦出现了残疾人，他在这所学校里就读时，正常情况下能到达校园的任何一个角落。因此，不管学校里有没有残疾人,在硬件建设时，这一点是必须要考虑的。也许，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只有一两个残疾人，但在这些人身上进行的硬件投入体现了一种思想：教育以人为本。正因为我们的学校是标准化的，所以，学生不动老师动，上4节课，学生不动，换4位老师。我们考察了一所美国的中学。学校提供衣柜，学生每人一个，配有密码锁。学生带来的书包也好、衣服也好、网球拍也好，统统放在自己的柜子里面。到了毕业的时候,再把密码锁交还给学校。如果丢失，对不起，请赔偿15美金。上课前，带上书什么课就去找什么老师，比如上数学课就到数学老师的那间教室。所以今天——世纪之交，当我们握着教育这把双刃剑的时候，在我们考虑教育的生命力的时候，我们应该在标准化和个性化之间做“有所不为有所为”的选择。

我们全国各地都存在着这样一个信息：学校里的佼佼者毕业以后到了社会上却成绩平平；而毕业以后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人，如果要写个人自传的话，我们得设法修改一下或者包装一下他（她）在学校阶段的校内表现。为什么在学校成绩突出的到了社会上反而成就平平，而在学校表现平平的到了社会上有的倒成就显著呢？杭州天长小学校长讲，据调查，走出这所学校以后取得突出成就的不是在校时总分前十位的，而多数是排在11~20名的。为什么累计总分高的学生毕业以后却成绩平平呢？北大前任校长陈佳洱教授，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名人每每在一些社交场合遇到有人双手捧着名片，鞠躬九十度说:“校长，我是您的学子！”校长接过来一看，上面赫然印着某某集团董事会主席或某某集团总裁。校长诚恳地说：“我不认识您。”回到学校，名片交到教务处查一查是哪一届毕业生？不查还好，一查吓一跳，这些人在校时都是后十名的。这就不能不引人深思了？前不久我在上海会见了中国计算机首席科学家顾君教授，他说，人有两种智慧，第一智慧是在课堂上吸收知识的能力，第二智慧是人对知识的再认识的能力（还包含交际能力）。

中美教育的差异其中有一点就是美国教育花很大的精力去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这里将东西方文化作个比较，打个比方：东方文化是饺子，西方文化是比萨饼。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重视发展学生的第一智慧而忽略发展学生的第二智慧，这就是学校评价和社会评价的差异所在。是继续这样还是要兼顾发展学生的第二智慧呢？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三个选择是今天的教育模式以书本为中心还是以学生为本位呢？

中国的教育是典型的以书本为中心，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是以书本为中心的叛逆者。他对以书本为中心的反叛不是用科学的武器，而是用政治家所擅长的手段去解决。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十年动乱。1978 年，当中国经济站在一个新的增长点上时，中国教育的改革力图重塑60 年代的教育秩序，来缩短与世界先进教育的差距，这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好在小平同志有一个重大发现“不争论”。所以，我们跨世纪的时候是依然举着“以书本为中心”的大旗，还是另辟蹊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仍抱着40年前的东西跨世纪！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

我曾在日本的一所学校听了一节小学算术课，该教师 42岁，教室里只有3个傻孩子，都是智力发展障碍者，看上去有10多岁。老师带来了彩色积木，每人3块黄色的，8 块蓝色的，教学内容是“8+3=？”老师让孩子们数一数：黄色的有几块？蓝色的有几块？然后很有耐心地等待着。孩子们数了好多遍总算才搞清楚。她又说：“谁能数数，黄色的和蓝色的积木一共有多少块？”这个问题令孩子们大伤脑筋，费了很多时间。终于，有一只手举起来，这是一名17岁的男孩儿。当他走到黑板上写下“8+3=11”时，老师又是拍手又是哭，惊讶地说：“这么难的题目，你居然给算出来了！”她还大胆地预言：“你将来可以做日本国的首相！”并充满期待地恳求：“你到时候别忘了来我们学校视察，别忘了教你小学算术的老师是我喔！"孩子歪着嘴、流着鼻涕，笑了。课后我与这位令人钦佩的老师交谈，她说：“尽管他17岁了，但一直没能掌握个位数进位加法。今天，在我的课堂上，他成功了。这在他算术的未知领域、在他的学习进程中，是一次质的飞跃。我很自豪。”

有位现代的智者指出：一个人群的水平取决于领头人的素质，一根链条的寿命则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大多数教师并没有把三尺讲台当做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他们放弃业余休闲时间钻研理论，把三尺讲台当做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中国的教师都是恨铁不成钢。面对17岁的孩子算出“8+3=?”的成功，我们会怎么样呢？书上明明写着6周岁的孩子就会两位数加减法了？这是迟到了11年的成功。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不能在孩子算出那么难的题目后告诉他，他将来可以做国务院总理呢？因为我们的思想是以书本为中心，而这位老师是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他看到了学生学习的质的飞跃。他发展了，发展了就应该受到鼓励！如果说……那么，以书本为中心使多少学生的人格尊严受到了损害。

诺基亚手机的广告是“科技,以人为本”。是的！科技以人为本，教育也要以人为本。我们管理一所学校应该明白，一流的学校，不在于面积的大小，不在于投资的多少，也不在于楼房的高低；一流的学校，关键在于你能培养出多少名师，能够培养出多少拉动经济增长、有所作为的学生。

美国有一本书《把人当做人》将人分成三个层面。其中第一个层面是“经济人”，对经济人要用利益来驱动。战争年代的国民党军队常用的方法是“重赏之下比有勇夫”。第二个层面是“社会人”，社会人有利益感，有成就感，有归宿感。我们管理要分清各种人际关系。

我曾在一所学校的班报上看到一首小诗——《老师，您听我说!》。我至今还能背出:

老师,您听我说!

作业不要太多太多,

火热的年轻人怎能负载过重的秤砣?

老师，您听我说!

实验让我们自己做!

从不试航的小船怎能渡过巨浪洪波?

老师，您听我说!

美国费城中央中学的校长在考察上海浦东中学后，比较中美教育的不同时说，我们美国的学校都有一个看不见的标语：你们说话，我们会听的！而中国的老百姓恰恰也有一句话常挂在嘴上:“大人说话，小孩儿要听话!”

我们遗憾地看到课堂上的提问，老师常常不是给学生提供扬长的机会而是提供让学生露短的机会。有生命力的教育、跨世纪的教育是高度尊重受教育者的人格的教育。我们应尊重学生的隐私权。老师要排名、要分析情况可以；老师在未征求全班同学意见擅自公布成绩排名情况，不可以。

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比以书为本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大局，更利于释放人的潜能，这是我要强调的。

我要谈的还有社会发展需要与学生发展需要。首先讲人的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我们长期肯定社会发展需要，排斥人的发展需要；否定了人的发展需要,来强调、来满足、来实现社会发展需要。今天在我们共和国初步出现政通人和的局面下，社会发展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及学生的成长需要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呢？今天能不能在两个需要当中找到相容的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