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作者Ariel Procaccia系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
我任教于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哈佛曾长期在“莱顿排名”（Leiden Ranking）中稳居榜首，该榜单专门衡量全球大学的研究产出 。然而近期，哈佛在该排名中惨跌至第三，前十名中竟然有八所是中国大学 。虽然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和“大学学术表现排名”（URAP）中，哈佛依然保住了头把交椅，但中国大学在这些榜单的高层梯队中也显得愈发拥挤 。
有趣的是，有一份至今仍看好美国大学的排名，反倒是中国机构发布的 。
面对这些数据，人们很容易像《纽约时报》采访的一位观察家那样得出结论：一场巨大的转型即将到来，全球高等教育与科研的主导权正在建立某种新秩序”。
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不可否认，中国大学取得了显著进步，其中一些还拥有卓越的研究和教育中心 。但它们的实力远没有排名显示的那么具有统治力 。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许多中国大学其实是“纸老虎”：它们以惊人的速度炮制论文，但这些出版物的质量往往令人存疑 。除非美国政府继续削减对世界领先科研的支持，否则美国大学在真正的竞争——吸引全球顶尖人才——中仍将保持领先 。
排名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可以用“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来解释：当一个指标变成目标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了 。这就像想通过给体温计敷冰块来退烧一样：仪器虽然降温了，但病人身上依然滚烫 。
中国已将提升全球大学排名列为国家政策目标，但在执行过程中，这种激励机制往往优先考虑“优秀的表象”，而非科研环境的健康 。
长期以来，中国大学普遍通过发放现金奖励的方式来鼓励论文发表，以此提升在国际期刊上的占有率 。期刊越权威，奖金就越高 。根据一项分析，2016年在《自然》（Nature）或《科学》（Science）上发表一篇论文，平均可获得超过4.3万美元的奖金，甚至有学校开出了16.5万美元的天价 。
显然，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学者也有发表论文的动力，特别是在争取终身教职的过程中 。但即便是一点点现金奖励也可能诱发仓促、劣质甚至造假的科研行为，这也是为什么这种做法在美国遭到抵制的原因 。
虽然中国政府在2020年发布了新指导意见，禁止现金奖励并试图倡导质量重于数量 ，但那种极度的发表压力依然存在，其对学术诚信的负面影响也未消除 。2024年的一项研究引用了一位中国研究人员的话称，这种“非人道”且不切实际的科研产出要求，让学术不端几乎成了某种“必需品” 。
这种氛围为“论文工厂”铺平了道路——这些规模化的机构公开出售造假或抄袭的论文，有的甚至嚣张到在中国医院的走廊里散发名片来招揽生意 。论文撤稿率是衡量科研诚信系统性问题的另一个指标 。一项评估发现，中国论文因造假或重大缺陷被撤回的比例是美国的七倍多，更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 。
问题不仅在于大学如何应对排名，更在于排名系统本身的构建方式 。只要调整标准，你几乎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结论 。例如，《泰晤士高等教育》采用了十多项标准，有趣的是，这家英国机构在过去十年里得出的结论如出一辙：牛津大学永远是第一 。
评估一所大学更本质的方法是看：“谁在聘用谁培养的博士生当教授？” 毕竟，聘请一名教职人员是一项长期投资，这意味着对培养该学者的科研体系投下了信任票 。按此标准衡量，美国学术界对中国仍拥有显著优势 。
以我所在的领域为例。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可以说是中国最顶尖的计算机科学项目 。据我统计，那里的33名教授中，至少有26人是在美国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 。在另一所名校北京大学的前沿计算研究中心，约14名教授中也有至少8人持有美国博士学位 。相比之下，在美国顶尖计算机科学项目中，几乎见不到拥有中国大学博士学位的教授 。
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学术实力不会受到挑战，或者不会被削弱 。联邦政府近期的举措已经开始动摇我们在招揽全球顶尖人才方面的传统优势 。移民政策的变化可能导致去年秋季学期入境美国的国际学生人数下降了19% 。针对伊朗等国的旅行限制伤害尤深，因为那里一直是理工科天才的重要来源地 。
归根结底，美国大学全球地位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北京，而是来自华盛顿 。我们真正面临风险的，不是那些空洞排名中的名次，而是这些长期驱动国家创新与繁荣的学术机构能否保持其长久的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