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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27%
《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27%
作者:陈星星 | 2011/2/23 11:32:01 | 浏览:8249 | 评论:0

《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为3.27%
数据来源: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制图:宋嵩

  前不久,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虽然有提高,但仍只相当于日本、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报告再次引起大家对科普的关注。

  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高素质的国民,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浸染。所以,科普从来不是纯粹的科学问题,而是事关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科普工作,但是,我们也必须正视与世界发达国家存在的差距。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该怎样看待这一数据?中国人的科学素养究竟怎样?引发了不少关注和议论。

  1992年以来,中国科协在参照国际通用调查题项的同时,结合具体国情,在大陆地区对18—69周岁的公众展开调查,形成了8次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比较这8次调查结果,尤其是解读2010年的最新数据,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人的科学素养状况。 

  普遍崇尚科学精神,但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掌握不够

  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从三个方面进行测度: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一个被调查者只有同时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测度,才被认定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

  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室主任何薇是唯一参加了全部8次调查的研究人员。据她介绍,2001年,具备公民科学素质的比例是1.44%,2003年的数据是1.98%,2005年是1.60%,2007年是2.25%。

  2010年的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水平(3.27%)相当于日本(1991年为3%)、加拿大(1989年为4%)和欧盟(1992年为5%)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但在何薇看来,并不能简单地作数字对比,应该更关注中国的语境及调查数据背后透露的信息。

  在这三个测量维度中,“公民了解必要的科学知识”与国外的差距较大。何薇称,以9道国际通用的科学知识测试题的平均正确率来看,2008年美国的水平为64%,2010年中国的水平仅为41%。

  在“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上,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提升缓慢。2005年为7.4%,2007年为6.9%,2010年仅达到9.8%。何薇分析,这主要源于我们长期以来对科学方法和科学研究过程的教育重视不够。

  对于“崇尚科学精神的程度”这个维度,国际上没有统一的题目和标准可供对比。何薇说,“历次调查都显示,中国公民不相信迷信的比例是很高的,而且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很小。”此外,中国公众对科技发展充满信心与期望。以2010年的调查为例,有84.5%的公民赞成“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给我们的后代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在欧盟,这一说法的赞成比例为75%。在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态度方面,77%的公民赞成“尽管不能马上产生效益,但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是必要的,政府应该支持”。

  对科技信息的兴趣不输发达国家公众,超八成被调查者最关注“医学与健康”

  虽然公民科学素养的提升并不十分明显,但公民对科技信息的感兴趣程度显著增长。第八次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公民对与科技有关的新闻话题感兴趣的比例增长较快,其中,科学新发现为71.6%,医学新进展为71.1%,新发明和新技术为68.2%,均比2005年的调查结果提升了一二十个百分点。

  何薇表示:“虽然中国公众与美国和欧洲等国公众在科学素养水平方面还存在差距,但是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感兴趣程度基本相同。”比如,对“新发明和新技术应用”话题,有49.2%的中国公众表示“感兴趣”,而欧盟的这一数据为49%。

  在所有与科学相关的信息中,与公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更受关注。2010年的调查显示,中国公众最感兴趣的科技发展信息是“医学与健康”,选择比例为82.7%。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任福君认为,这些数据正体现了中国人对科学感兴趣,有科普需求。“科普就是要从公众的需求出发,满足大家的科学欲望”。任福君认为,科普既要遵循普惠制,也要注重差异性。“比如城市老年人更关注保健信息,年轻人可能对于科学规划职业生涯更感兴趣。”

  越来越多的人主动走进科技场馆,新媒体日渐成为科普主力军

  除了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外,几次调查还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公民主动参与科普活动和参观科技场馆等的意愿在增加,参与机会和比例也在增高。以科技馆等科技类场馆的参观情况为例:2010年参观过的公民比例为27.0%,比2005年提高了17.7个百分点。2010年因“本地没有”而未参观过的公民比例为37.6%,比2005年降低了18.1个百分点。

  任福君认为,这些数据体现了这几年间,中国科普场馆的建设速度加快,数量大大提升。但不能忽略的是,有些场馆缺乏资金,空壳化运作,展品和陈列方式多年没有变化,无法满足公民的需求。

  让任福君印象最深刻的数据是新媒体对于科普的巨大影响。2010年,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由高到低依次为:电视(87.5%)、报纸(59.1%)、与人交谈(43.0%)、互联网(26.6%)、广播(24.6%)、一般杂志(12.2%)、图书(11.9%)和科学期刊(10.5%)。与2005年的6.4%相比,公民利用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提高了20.2个百分点。

  根据2009年的《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截至当年3月,我国网络科普设施达到600余个,181个全国学会网站开设了科普栏目,科学松鼠会等民间科普网站更有针对性,新媒体日渐成为科普主力军。“在调查过程中,更要关注公民获得科普知识的渠道问题。数据的变化,说明保证渠道的公平提供和利用,才能激发并满足公民的科普需求。”任福君说。

什么是公民科学素养?(陈星星

公民科学素养可以从三个方面衡量: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不可否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持积极态度。但是否就必然意味着科学素养的提高?

  这让人想到过去的一年里,那些备受关注的科学话题:从“吃绿豆能治百病”的张悟本神话、道长李一的“盖世神功”,到媒体炒作“地球遭遇千年极寒”、“世界末日将来临”,再到“引渤入疆”让新疆变江南、禁止添加面粉增白剂等争议……面对其中一些明显的科学谬误,很多人不加质疑地相信、追捧、盲从,媒体不加选择地跟进、扩大、炒作。

  在专业层面,我国已是科技论文和专利数量的“创造大国”,但以衡量质量的论文引用率和国际专利来看,远谈不上“创新大国”。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的60%—80%存在很大差距。

  公众层面的现象与专业层面的表现,看似相距甚远,实则紧密相连。不从事专业研究的社会公众固然不会参与科学技术前沿的创新,但实际上,公众素养是科技发展的土壤。离开了这个群众基础,即使我们凭借少数科技精英的努力能够实现“上天入地”,也很难持续不断地推动创新,真正迈入创新型国家的行列。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在经济高速发展、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背景下,我国公民的科学素养如何与之同步?

  一个公民是否具有科学素养,并不仅仅看他能否正确判断“声音是否只能在空气中传播”这样的科学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测试公众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关系的看法,更考察公众对科学技术是否持怀疑态度,是否认为科学技术需要控制,期望科学技术解决哪些问题,希望所纳的税费使用于科学技术的哪些方面等。甚至还有国家专门测试公众对于媒体信息是否具有质疑精神和过滤功能。

  一个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不仅应该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更需要强调科学的思维、科学的精神,理性认识科技应用到社会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而具备学习、理解、表达、参与和决策科学事务的能力。

  不久前,科技部公布了中国科技实力“清单”:中国科技投入年增20%,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一;基础研究取得多个“首次”或“第一”,部分领域比肩国际前沿。如果说,科技创新成果体现科技发展的“硬实力”,公民科学素养则是科技发展的“软实力”。而通过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激励科技创新、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我们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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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每万人拥有科普人员13.5人 兼职人员不专业
(黄晓慧)
 

根据科技部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全国有科普人员180.84万人,每万人口拥有科普人员13.55人。在科普人员数量稳定增长的同时,优质科普人才的匮乏不容忽视。在去年首份《中国科协科普人才规划纲要》公布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协相关负责人直言不讳:“科普人才匮乏的局面急需改变,这已成为制约中国科普事业发展的瓶颈。”

180多万科普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科学基因”。他们是谁?生存状态如何?为什么科普人员数量在增长,但优秀科普人才还是青黄不接?

【现状】

行政人员做科普,兼职人员不专业

今年春节期间,昆明动物博物馆与昆明市西华公园联合举办“陆生有毒动物”科普专题展览,受到游客好评的展板均出自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梁醒财研究员所带领的科普创作团队。从2002年参与筹建昆明动物博物馆开始,梁醒财一直从事科普工作,目前已培养出一支成熟的科普创作团队。

在国内,像梁醒财这样同时从事科研和科普工作的人少之又少。根据科技部的数据,在180.84万科普人员中,有专职人员23.42万人、兼职人员157.42万人。其中,有中级职称以上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普人员80.82万人,占科普人员总数的44.7%。

中科院研究生院科学传播中心教授李大光介绍,国外没有专门的机构从事科普,科普的主力是科学家,而我国是以科协牵头,由行政人员做科普,靠行政指令来推动科普工作,必然导致科普多流于形式,难以实现真正的科学传播。作为科学知识源头的一线科研人员,毋庸置疑应挑起科普工作的大梁,否则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科学信息传播的失真,甚至出现伪科学的传播。

梁醒财也说:“科研和科普是相互促进的,如果科研人员不能将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以简单易懂的方式展现给社会上的非科研群体,那他的科研成果是要打折扣的。”

科普兼职人员队伍庞大,但其专业性和稳定性仍有所欠缺。“科普工作多是上头指派的任务,社区里的科普展板上的内容很多是我们从网上、电视上或报纸上摘抄的。”北京一位多年从事科普宣传的社区工作人员称,科普工作只是她所在社区工作的一小部分,即便偶有机会与科研院所合作举办科普展览,展板也由科研院所提供,很多并没有经过科普专业人员的设计,研究哪个学科就展出哪个学科的内容,缺乏系统化的科学普及。

科学传播公益团体科学松鼠会的负责人姬十三认为,目前国内科普人员队伍很庞大,但是能直接面向公众做科学传播的人员却很少。民间的科普力量以媒体和志愿者为主,力量较薄弱。

即便是科普专职人员,也存在着难以实现科普专业化的问题。“很多科普人员只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交代什么就做什么,极少能从科学传播设计理念上考虑展板的内容。”梁醒财说。

【原因】

缺乏合理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

为什么专业的科普人才在流失?梁醒财说,缺乏合理的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是制约我国科普人才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的考核评价机制决定了科研人员很难出现在公众面前传播科学,科普不是考核和评价其工作成就的内容,即便有些科研人员出于个人意愿和兴趣做科普,也还要顶着“搞不了科研才去搞科普”的偏见。

对于专职科普人员而言,待遇低、社会地位不高是这个群体生存的现状。梁醒财介绍,昆明动物博物馆现有的七八位聘用制科普专职人员,年薪只有两三万元左右,“他们看不到职业发展的前景,多数人干一两年,积攒一些工作经验后,就会转向其他单位或岗位。”

上海天文台佘山科普教育基地科普主管汤海明称,自己从事科普工作完全是出于对天文学的爱好。为此,他放弃了外企的工作,在只能拿到外企工作的一半薪资的情况下转而从事科普。他说:“现在的情况是,科研机构觉得科普不过是副业——或者说可有可无,而政府想做却没有专业人员和知识背景。科研人员评级靠文章,工程人员靠项目,这两样我们都不可能有,只能靠熬年限。”

维系昆明动物博物馆科普创作团队的运作,梁醒财遭遇的主要困难就是资金缺乏。“博物馆隶属动物研究所,所里每年支持10万元,中科院支持三四十万元,其余100多万元的经费缺口只能靠我们科普人员自己筹集。”为了维持博物馆的正常运转,梁醒财和他的团队不得不给博物馆、公司和个人制作动物标本。“实际上,真正需要花钱的是展品的制作成本和科普人员的薪资待遇,但是这部分的投入往往较少,此外,一些科技协会等政府组织的机构臃肿,存在很多不是真正做科普的人,消耗了大量的经费资源。”梁醒财说。

【求解】

通过市场机制调动科学家成为主力军

因为属于行政人员,做科普只是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朱学敏工作的一部分,她也因此少了一般科普人员的发展之忧。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她热衷于物理学科普,也没有感觉自己的工作脱离了所学的专业。她坦言,“科普兼职人员的日子比专职的好过。”

6年的“公众科学日”主题科普活动已为高能物理所建立起较好的科普人员队伍建设机制。据她介绍,每年的“公众科学日”,所里会抽调100多名科研人员进行短期培训、担任科普讲解员。每位科研人员都有机会成为科普讲解员。朱学敏说:“虽然没有对他们的讲解工作进行考核,但是所里重视,形成长效机制后,科研人员也就自然而然地将科普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了。”

“经费总是有限的,我们不可能聘用非常有经验、素养非常好的科普人员。我在选择人员的时候就已经注意了,找那些更看重工作稳定、离家较近、强度不高且工作时间固定的人。”汤海明说,他将自己过去在外企工作时的管理经验带到了聘用制科普人员的管理上,“一方面是物质鼓励,说实话不过是每年一次,几百块钱的奖励。另一方面是给予他们经常性的工作肯定,有可能的话,媒体报道天文台的时候把他们当典型报道一下。”他说:“我们需要的是政策,让从事科普工作的人觉得有前途,有发展。

李大光认为,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科学家做科普是无偿的。“国外的科学家撰写一部科普作品能获得很大的经济收益,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参照这种做法鼓励科学家参与科普呢?通过市场机制来调动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积极性是较好的方式。而作为大众传播主要渠道的媒体在传播科学内容时,应主动找科学家合作。只有两股力量合一,才能形成科普的主力军。科普人才匮乏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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