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地方增长动能趋缓的背景下，义乌这座浙中腹地的县级市却持续迸发出惊人活力。义乌模式的底层逻辑，不在资源禀赋或政策倾斜，而在于构建了一种政策制定者与创业者双向奔赴的包容性创业生态，呈现出具有市场化共建、法治化共治、国际化共生的一流营商环境，让草根得以扎根，差异得以闪光，外来者得以成为“新义乌人”。

文 | 姚烨、周海波、周是今、李杨

印度菜以丰富的香料闻名，中东的烤肉让人垂涎，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咖啡享誉世界。要逐一体验这些美食，正常情况下需要坐飞机环绕大半个地球；但在浙江义乌，只需步行一分钟。稠州北路上，你可以先吃上一份正宗的中东Fattoush沙拉作为前菜，再到隔壁点上一份印度Pani Puri作为主食，吃完之后去对面的餐厅喝上一杯正宗的埃塞俄比亚咖啡。当世界各地的风味餐馆成为义乌街角的寻常风景，这座城市的国际脉搏便清晰可触：每年50万人次的外商在此交汇，近2万常驻外籍居民在此扎根，超过1万家外资主体在此经营。这蓬勃的烟火气，最终汇聚成一份瞩目的经济答卷。2024年，义乌进出口总额突破6689.3亿元，同比增长18.2%。截至2025年5月，义乌的市场主体已突破120万家，成为全国在册市场主体第一大县。其中，电商主体超70万户；每平方公里土地承载近2000家市场主体，密度居全国首位。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地方增长动能趋缓的背景下，义乌这座浙中腹地的县级市却持续迸发出惊人活力。义乌模式的底层逻辑，不是依赖资源禀赋或政策倾斜，而是构建了一个政策制定者与创业者双向奔赴的“包容性营商环境”：政策、市场、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生态系统，制度与民间活力协同演化，呈现出市场化共建、法治化共治、国际化共生等特征。这种逻辑不拘泥于精英驱动，而是拥抱草根创业；不追求同质高效，而是珍视多元共生；不囿于顶层设计，而是鼓励生态共创；让草根得以扎根，差异得以闪光，外来者得以成为“新义乌人”。

在资源禀赋有限、制度框架尚在探索的现实条件下，一个地方如何通过“包容”激活内生生态，汇聚外部要素，实现区域创业生态的共治共创共赢？包容性营商环境的“义乌范本”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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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需要“向下因果”

营商环境通常涵盖市场、政务、法治和人文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的综合表现是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健康度的直接反映，也是企业生存与创业创新的制度土壤。它不仅关乎市场主体的经营信心，更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力与创新潜能。

近年来，面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与结构性转型挑战，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被视为稳增长、强信心的重要抓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全会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然而，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框架的营商环境讨论，往往基于这样一个预设：将营商环境视为政策部门单向供给的正式制度产品，而忽视了创业者的能动作用与非正式制度层面的生成机制。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容易造成制度设计与创业实践之间的脱节，关注重点也局限于正式制度层面。那么，如何能让制度更好地回应真实创业场景中的复杂需求？

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创业生态通常指在特定地域中，一组相互依存的参与者与要素协同运作，推动创业活动高效开展并实现持续发展。有专家学者提出，健康的创业生态包含三层结构，自下而上分别是制度基础、资源禀赋与系统产出。其中，制度基础包括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与文化规范，资源禀赋涵盖人才、资本与基础设施等要素，系统产出则体现为创业活动的密度与质量，强调高产出的创业活动。营商环境的四个维度分别对应创业生态中的“制度基础”与“资源禀赋”。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强调了创业生态的动态性，提出了两种因果机制。一种是“向上因果”，即生态系统中的制度与资源促进特定地域内的创业活动；另一种是“向下因果”，即创业者的实践反过来重塑制度和资源。这两种因果机制构建了创业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视角。基于这个视角，营商环境并非静态容器，而是动态过程。更准确地说，它是在政府、市场以及生态参与者的持续互动中建构的。然而，现实中大量营商环境建设的实践往往偏重于“向上因果”，政府与创业者均忽视了“向下因果”的潜力。

政府作为地方经济的管理和调配者，往往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打造营商环境。例如，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制定者以硅谷模式为蓝本，推崇高学历、高技术、高资本的“精英创业”。但经验证明，硅谷模式很难复制且面临可持续性的挑战。英国政府在2010年启动伦敦科技城（Silicon Roundabout），试图通过打造“欧洲硅谷”促进创新集群，但由于政策推动过度、房地产成本高企、创业生态缺乏内生动力，最终导致“表面繁荣、内在失衡”的局面。One-North是依靠新加坡政府巨额投资和政策扶持建立的科技园区，虽拥有优越的基础设施，却因创新活动高度制度化、风险文化薄弱、创业精神不足，难以形成像硅谷那样的自组织高科技创业生态。我国的中关村、深圳成功践行了这一模式，其他地区却因缺少相应的条件，难以有效复制。

硅谷模式下，创业群体被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大量草根创业者如个体工商户和小微外贸商等被排除在制度的营商环境考量之外，从而导致政策越优，受益越窄，创业氛围越冷清的现象。相比之下，在义乌，学历、性别、国籍都不重要，成功不靠背景，而靠勤奋与合作，铸就这一“世界小商品之都”的，正是那群看似普通却不平凡的草根力量。如果说硅谷模式是依靠突破性创新和精英创业者的涌现突破地区发展的生命周期，义乌模式则是通过拥抱一个个小的创业者来突破地区发展的生命周期，并以此为底层逻辑，促进生态参与者共同营造一个包容的营商环境。义乌过去三四十年的发展诠释了通过包容性机制将边缘群体转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引擎的可能性。可以说，义乌奇迹不是仅依赖单向度的制度供给，而是制度创新与民间活力双向协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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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包容性营商环境

要理解义乌，需要先厘清“包容性”的内涵。在一般语境下，“包容”往往隐含“让步”或“牺牲”的意思，似乎包容差异便意味着要容忍某种“坏事”。在创业生态中，包容是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 是创业生态通过吸纳多样性来激发系统创新的协同机制。

从微观层面看，一个真正包容的创业生态，能够让创业者在与他人和制度互动的过程中，感受到其“归属感”与“独特性”需求得到满足。归属感意味着创业者能够在生态中自由融入，形成紧密而互助的商业网络，其存在与参与被视为正常且正当，从而获得“我是群体一员”的社会认同。独特性意味着生态为创业者提供探索差异化路径的空间，鼓励他们在产品、市场或商业模式上展现不同。即便偏离主流，创业者也能获得制度与资源上的合法性支持。这种“既能归属，又能独特”的双重结构，正是包容性营商环境的核心内涵所在。它不仅能避免“同质化陷阱”，更能通过差异的制度化支持，维系生态系统的开放性与创新力。

义乌鼓励“和而不同、卓尔不群”的创业精神，生态参与者与要素之间紧密协作，“包容”这一特质贯穿于协作的全过程。在义乌语境下，包容不意味着承担负担或妥协利益，而是一种基于差异的共生逻辑；包容不是结果，而是营商环境运行的模式与生态原则。本文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出发，结合实地观察与政策文本，通过诠释义乌包容性营商环境的形成逻辑和运行机制，为地方政府优化治理、创业者嵌入生态提供可迁移的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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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范本：包容性营商环境的多维解构

在义乌，包容并非一个抽象概念，而是通过具体机制落地为可操作的治理实践，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的底层逻辑。

包容的市场化：共建共生的生态共识

义乌最令人震撼的不是市场规模，而是高度自组织的市场治理能力。这里没有“大企业主导”，而是由7.5万家小微商户共同构成全球供应链的“毛细血管”。义乌创业生态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朴素而强烈的生态共识：“市场好，我才有钱赚。”即便市场竞争激烈、价格博弈常态化，几乎所有创业者都秉持这一信念。 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市场共识”是支撑整个生态运转的情感黏合剂与社会契约。每位创业者都将“市场”视为生存之基与身份之源，在这种以市场为核心的生态中，他们是竞争者，更是共生者。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种功利性共识不会削弱生态的凝聚力，反而能在竞争、协作与创新中，强化创业者的地方归属感。在这种意义上，义乌的“市场”不仅是经济组织的空间，更是一个生态系统，每个创业者都能通过自身实践参与其建构与演化。从最早的外贸拼柜到电商拼团，再到当下的品牌出海，义乌创业者始终以“群体行动”应对系统性挑战。他们在竞争中协作，在协作中创新，用互助逻辑重塑生态结构。

生态共建：从“被管理”到“共治理”

共建意识让创业者从被管理者转变为共建共治者。同时，这种意识也影响着生态系统的其他参与者。以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有限公司（商城集团）为例。义乌国际商贸城由商城集团运营管理，商城集团以服务义乌市场经营户为使命，其设立的综合治理办公室由市场经营户遴选组成，形成一种半自治的治理结构。依托网格化管理体系，商城集团能实时了解市场一线经营户的需求，并据此制定合适的管理与赋能政策。

金融创新也遵循共建逻辑。银行将“服务创业者”视为生态责任。由于商铺仅有“使用权”而非“所有权”，传统抵押式贷款不适用于义乌市场。为此，当地银行（如中国银行）与商城集团联合开发“兴商贷”，将商铺使用权、流水数据作为授信依据，为创业者提供融资渠道。这种跨组织合作下的生态协同式金融创新，使得资源配置不再是单向流动，而是生态成员共同参与的价值创造过程。

教育系统同样嵌入生态。义乌教育系统依据市场需求开设专业课程、培训项目、学习及咨询活动，以这种方式输送区域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进一步扩展了生态的包容性边界。例如，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开设“跨境电商”及“小语种商贸”等专业，甚至为外籍创业者提供定制化课程。

薪火相传：非正式知识的制度化传递

在义乌，每一位创业者的故事几乎都始于一段“带路”与“帮衬”。很多人并非孤身闯荡义乌，而是在亲戚、同学、朋友的牵线与引领下，熟悉市场、安顿生活、积累人脉。即便没有“引路人”，创业者也能在市场中结识志同道合的同行者，或遇到资历深厚、愿意伸出援手指点迷津的前辈。这种非正式学习，不仅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还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信任关系。

义乌市场信息透明、学习机会平等，草根创业者能够通过“货比三家”“走访沟通”等方式快速掌握产品与工艺知识。然而，创业成功的关键仍是沉淀下来的行业智慧。义乌的创业前辈热心于帮助和指导“小白”，他们乐于分享市场洞见、经营策略与管理经验，通过商会、协会、产业导师制度等形式，主动帮助新人入门，与之共谋行业未来。例如，商城集团推出“行业导师制”，遴选行业翘楚担任导师，免费开设“品牌经营”“短视频运营”等课程。课程不设门槛，市场内的经营户都可报名参加。

随着这种经验与信任在代际间不断传递，义乌的创业者之间逐渐形成了“帮衬—反哺—再帮衬”的正向循环。他们深知创业不易，因此愿意反哺生态，为后来者“撑伞”，创业知识得以在新老间流传。这种“薪火相传”的逻辑不以血缘或地域为界，而以创业者共同体为纽带，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共建，更是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体现。

包容的法治化：政策上忧创业者之忧

义乌始终以建设“国际化贸易都市”为发展目标，其路径具有显著的制度自主性与创业包容性。作为典型的市场驱动型城市，义乌并不是被动地执行上级行政体制的制度安排，而是围绕创业者的真实痛点，不断试验新的治理机制与政策工具，遵循“向下因果“的治理逻辑。

多元参与：让外籍创业者成为制度共建者

自2003年起，义乌就主动邀请外籍人士列席旁听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次年的义乌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安排旁听外籍人士参与座谈，在全国县级市范围内，率先探索地方治理决策吸纳多元主体发声建言，是县域涉外治理现代化的先行典范。这一制度性安排使外籍创业者从“制度客体”转变为“制度共建者”，为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奠定基础。2013年，义乌获批全国首个县级市外国人来华邀请审批专项权限，同步落地属地外国人签证与居留许可规范化便民办理机制，极大地降低了国际创业者的制度进入壁垒。2016年推出的“商友卡”制度，为外籍商人提供与本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涵盖医疗、教育与社保等方面，消除了外籍创业者在生活与制度层面的障碍，使1.5万常住外商真正扎根义乌。法治化与制度开放，使创业者感受到自己是被制度考虑、倾听与保护的对象，从而增强了他们对地方包容的感知。

制度共创：“1039模式”的全国启示

义乌的制度创新具有鲜明的实验性和可复制性，尤其是贸易与外汇政策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1039市场采购贸易方式”。面对小商品出口主体小、货值低、报关复杂、退税困难等结构性困境，义乌率先在国家政策框架下试行“拼柜”模式，允许不同商户将小宗货物拼单出口。该模式简化了报关流程，放宽货值限制（单笔不超过15万美元），并优化了退税机制。作为一种典型的“政策—市场—创业者”三方共创机制，这一改革成功释放了微型创业者的外贸活力，并在2021年实现全国推广，覆盖39个城市、11个主要行业。它不仅验证了义乌的制度可复制性，也验证了地方制度创新作为包容性创业生态驱动力的实践逻辑。

风险共担：构建交易安全网

义乌在应对国际贸易创业的金融风险方面也展现出前瞻性。外贸交易中，赊账逃单、拖欠货款乃至账户冻结是常见问题。为解决这一痛点，地方政府与商城集团通过制度化金融创新构建了信任与安全的制度保障体系，推出“货款宝”与“环球义达”，实现了交易全流程的信用担保与物流可视化。创业者通过开通“货款宝”获得授信额度，在线下单后，由物流公司接单，货物入仓并核算运费。“环球义达”进行现场验货、出运监装、垫款发放、投保、回款及在线结汇。通过技术与制度的结合，重构了外贸交易的安全边界。2023年，商城集团进一步推出“义支付”平台，为创业者提供合规、安全、高效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解决了外贸资金账户易被冻结的痛点。这种多层次金融工具的制度化，降低了创业风险，是政府、平台与市场协同治理能力的体现。

包容的国际化：和而不同的文化融合

义乌的国际化不是“去本地化”，而是“本地全球化”， 是外来文化与本地传统的共生共荣。

性别包容：“老板娘”现象的社会学意义

在义乌的创业生态中，“老板娘”这一称谓早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符号。老板娘们身兼商人、管理者与家庭协调者多重角色，是义乌市场最具生命力的群体。不同于传统性别分工下“女主内”的局面，义乌许多家庭呈现出“女主外，男主内”的反转格局，以“前店后厂”“家庭式作坊”的模式形成一种既务实又亲密的家庭式创业形态。这种角色安排不仅体现了性别角色的流动性，也折射出义乌创业文化的包容性与适应性。

作为中国草根女性创业精神的象征，义乌“老板娘”们的第一次“出圈”是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这与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陈江河与骆玉珠白手起家的故事相呼应，剧中两人的奋斗历程，映射了义乌商人代际更迭的创业轨迹，也再次印证了义乌生态的核心精神——不以貌取人、唯实业论英雄的文化包容性。

文化共生：从“异乡人”到“新义乌人”

义乌市场汇聚了来自中东、南亚、非洲与东欧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商人，他们与本地创业者共同构成了跨文化的商业共同体。市场中穆斯林商人的祈祷、非洲商户的集体采购、韩国和印度街区的节庆文化活动，早已成为义乌城市风貌的组成部分。对这些差异的尊重与接纳，使义乌逐渐演化出国际化的跨文化创业生态。

文化多样性还体现在城市空间与饮食文化中：从江西小炒、兰州拉面到温州海鲜，从日料、韩餐、西餐到更具异域风味的土耳其、印度、也门、埃及、叙利亚、阿富汗餐食，各色餐馆不仅是异乡创业者味觉满足之所，更是他们社交网络与情感纽带的节点。鸡鸣山社区、韩国街、印度街等空间载体，成为跨国创业者“社群化扎根”的生态节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外来创业者在义乌安家立业，成为“新义乌人”。通过家庭与商业的结合，衍生出“商二代”“外二代”创业者。这种代际延续说明，义乌的创业生态已经超越了经济范畴，成为一种跨文化共生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里，创业既是谋生手段，也是身份建构与文化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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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与独特并存的心理契约

包容性营商环境的终极目标，是构建一种心理契约，让创业者相信：在这里，努力就有回报，差异就是优势。义乌的经验表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开放与政策创新，为创业者提供一个表达诉求并能及时得到回应的制度空间；创业者能够通过实践反馈与集体行动，使政策不断被修正、被激活。义乌的包容不是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发生的动态协同过程：通过包容创业者的差异激发协作，从而推动制度学习，最终实现生态系统的持续更新迭代。

构建包容性营商环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政策制定者与创业者的双向奔赴。制度创新让地方政府成功实现角色转换，从一个无所不包的管理者，转变为一个善于赋能、创造条件的服务者。义乌经验表明，一流的营商环境并非简单地减少审批或放松监管，而是在关键领域进行前瞻性的制度供给，为市场活力的迸发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与此同时，市场主体的蓬勃活力成功激活并放大了蕴藏于民间的创业激情与创造力。这是基层创业与地方政府治理同频共振、共生共荣的生动写照，其乘数效应体现在从个体奋斗到产业集群崛起的完整链条上。

政府与市场相互学习、相互适应、共同进化，超越了简单的“亲清”政商关系。在动态的共建过程中，包容成为地方治理与市场创新的底层逻辑。包容性并非单向的政策输出，而是一种协同生成的生态机制——通过多元参与、互信共治和持续学习，培育出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并行的地方创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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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如何成为包容性生态共建者

对于管理者与创业者而言，义乌样本揭示了三条行动逻辑。

第一，在包容性的营商环境中，创业者并非被动的制度受益者，而是积极的生态共建者。

营商环境不是外在的既定条件，而是通过实践和互动持续塑造的动态体系。政府的政策设计往往具有宏观性和原则性，而创业者的实践经验能提供实践细节与落地环节。创业者可以向政策制定者反馈真实需求，从而促进更加精准和包容的制度创新。作为创业者，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成为制度共建者：主动参与商会、行业协会，发出集体声音；通过试点新的项目和商业模式验证新模式，为政策提供“事实依据”；与政府建立信任型对话而非对抗性博弈。

由创业者主导的制度微创新，是包容性生态系统的内在动力。义乌经验证明，通过建立高效的沟通与协作机制，创业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从“监管与被监管”的对立，演变为基于信任与学习的协同关系。这种良性的协同关系，不仅能够推动政策优化与资源配置改善，还能在制度边界内探索出更具灵活性与适应性的市场规则。

第二，多元网络是创新的源泉而非管理的负担。

包容性营商环境的优势在于其多样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业者、跨国客户和多元供应商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而开放的资源网络。创业者应主动嵌入并利用这些网络，借助跨界合作与资源整合形成新的商业模式，从而把“多元性”转化为创新的源泉。

义乌的全球客商网络是其抗风险的关键。面对2020年疫情以及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欧美订单剧减，义乌老板娘们依旧从容不迫，因为还有大量来自中东、非洲、拉美市场的订单，这正是得益于多年积累的多元客户网络。作为企业，应主动嵌入跨文化、跨地域的协作网络，将“差异”视为资源整合机会而非沟通成本，构建自己的多元网络以应对不确定性。

第三，包容是一种组织能力，可转化为长期竞争力。

在企业层面，创业者同样需要把“包容”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包容不仅是对不同文化，不同客户与员工的接纳，更是一种组织能力的体现，它让企业能够在差异中激发创新，在合作中积累韧性。因此，管理者应将“包容“作为组织价值观，而非简单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借助多元化的团队与合作网络，创业者能有效突破单一结构的局限，建立起更具韧性与持续竞争力的企业生态。此外，包容性营商环境中的创业行动应被视为一项长期投资，而非短期博弈。创业者通过参与地方公共事务、支持社区发展、积累市场声誉，能够培育“关系资本”，从而拓宽资源获取渠道，提升市场信任度与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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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光同尘，方成其大

《道德经》有言：“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句话所阐述的“道”与义乌包容性营商环境的底层逻辑不谋而合。不彰显锋芒，不标榜特异，而是融入万物，方能在差异中求和谐，在平凡中见大道。真正的包容性营商环境，不是居高临下地接纳，而是摒弃“高大上”的精英视角，同其尘，共其苦，享其乐，通过各色创业生态参与者间的共通共融，为每一位创业者谋一个实现自己创业梦想的机会，推动地方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正是这种“汇四海精品，交五洲朋友”的包容格局，使得义乌在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中守住了一方让平凡人点石成金的创业沃土，让每一个怀揣创业梦想的普通人都能在此扎根、生长、绽放。这就是“义乌范本”的独特意义所在。

关于作者 | 姚烨：宁波诺丁汉大学战略学博士生；

周海波：宁波诺丁汉大学创业与创新学副教授；

周是今：宁波诺丁汉大学国际商务与战略学副教授；

李杨：宁波诺丁汉大学战略学博士生，义乌蓝洋集团商学院执行院长。

编辑/排版 | 尚慧林

责任编辑 | 朱晶（zhuj3@sem.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