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独立日，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两个半世纪，足以让人以为一个国家已近乎恒久，仿佛它自古就在这里，也必将永远存在下去。但那些在《独立宣言》上签下姓名的建国者明白，他们押下的是一场前途未卜的赌注，而不是拿到了一份成功的保证。正因为结局并不确定，他们才以自己的生命、财富和荣誉相互许诺、共同担保。两个半世纪之后，每一代继承这项事业的人，仍在继续押下同一场赌注。这才是今年夏天真正值得庆祝的事实：美国仍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

但这一切不应遮蔽另一项事实：这场押注已经取得了可观成就。两个半世纪以来，这场人民自治实验把原本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吸纳为公民，把许多人带入安定与富足之中，并且比此前任何国家都更大程度地把权力交到普通男女手中。美国的示范也使国境之外的许多人受到鼓舞，敢于要求同样的权利与生活。在其最好的时刻，这个国家一直是人类自由事业的盟友。这本历史账簿并非清白无瑕，但任何公允的核算都会显示：这个国家更多时候是把自己的巨大力量用于善，而不是用于相反的方向。

美国人很容易把这个国家的建国视为一种毫无瑕疵的天才创举，或者一种不可救赎的原罪。但它两者都不是。它是由一群并不完美的人提出的一项革命性道德主张，而这些人自己并未完全践行这项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出自一个奴役同类的人之手；承诺与背叛，在同一句话中同时到来。然而，一旦这项承诺被写下，就再也无法被取消。

在这一奠基性承诺之后，又接续出现了三项承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美国早期的大部分斗争，主要围绕谁能被纳入生命与自由的保障范围展开；后来的许多争论，则更多围绕追求幸福展开。这些争论关乎共同生活的制度规则：问题不再只是哪些人被允许进入这个共同体，而是这个共同体对其成员负有何种义务，以及我们所有人对尚未出生的后代负有何种责任。归根到底，问题在于，一个自由的人民能否通过自治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使每个人都真正拥有实现自身充分发展的机会。

本杰明·富兰克林曾用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概括美国建国。今天，许多美国人仍能背出这句话。据记载，当有人问制宪者究竟创造出了一种什么政府时，富兰克林回答：“一个共和国，如果你们守得住的话。”这句话真正沉重的地方，在于其中那个表示条件的“如果”。每一代人都要重新面对这个“如果”；而现在，它正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未来几十年里，这项任务很可能归结为少数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答案确实尚不确定。

第一个问题是，实行自治的人民是否仍然拥有共同的现实基础。民主依赖一种我们常常忽视的前提：人们对于什么是真实的、究竟发生过什么，至少要有大体一致的判断。如今，这一基础正在开裂。曾经负责界定事实的机构正不断失去信任，而人工智能可以在几秒钟内炮制出足以取信于人的谎言。一个无法就现实本身达成一致的公民共同体，也就无法进行公共审议，只会分裂为彼此对立的阵营。当人们退回部落化的封闭圈层，这种状态就会助长道德自义感和受害者心态。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仍然输得起。自治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套无需诉诸流血即可处理分歧的制度；而它不可或缺的政治习惯，是失败者愿意承认失败、交出权力，并在制度之内保留来日继续争辩的可能。要养成这种习惯并不容易，因为它要求我们把竞争规则置于自己想要的结果之上。今天，越来越多美国人不再把政治分歧另一边的邻人视为意见相左的同胞公民，而是视为必须击败的敌人。一种围绕敌意和灾难化叙事组织起来的政治，很难容纳那种需要耐心、缺少政治光彩却不可或缺的妥协，也很难承认另一方或许是在出于诚意地争论。问题在于，我们能否重新确立这样一种信念：一场经过公正计票而产生的失败，并不是灾难，而是一套值得维系的制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第三个问题，是这个国家是否仍能守住其核心的物质承诺：依靠劳动生活的人能够向上流动，他们的子女还能够走得更远。今天，美国的不平等程度近乎前所未有；近些年来，相当一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也陷入停滞。这个国家的承诺从来不只关乎经济结果，也关乎公平，关乎谁有机会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以这些标准衡量，过去50年足以令人清醒，也足以令人不安。

第四个问题，是美国最古老的问题在当代形式下的重现：历史上这个最具多元主义色彩的国家，是否仍能作为同一个人民共同体维系下去。没有哪个国家尝试过美国正在尝试的事情：把出身、信仰和语言各不相同的人，不是凭借血缘或土地，而是凭借对一套理念的认同，联结成一个公民整体。过去几代人曾英勇地扩展“我们人民”的含义：废奴主义者援引《独立宣言》反对奴隶主，争取女性选举权的人反对剥夺她们投票权的男人，塞尔玛的游行者面对桥上等候他们的州警，石墙酒吧的顾客面对前来突袭的警察。同一个根本问题仍摆在我们面前：所有美国人都算作“人民”吗？我们是否还会继续欢迎更多陌生人进入我们的共同生活？

第五个问题关乎未来：我们能否经受住那些缓慢显现、却要求当下付出代价的考验。正在以危险方式变化的气候，就是这样的考验之一。另一个考验，则是把今天借下的债务，留给未来那些无从参与决策的人承担。

美国过去曾回答过同样重大的历史难题，其中一些甚至更为严峻。我们不应仅仅因为必须再次作答，便陷入绝望。这个国家曾一分为二，并埋葬了75万余名自己的国民，但它没有失败。它没有倒在大萧条时期排队领取救济面包的长队前，没有倒在随后那场反法西斯的存亡之战中，也没有倒在20世纪60年代城市燃烧的烟雾里。冷战期间，当一个敌对国家宣称要埋葬我们时，它同样没有失败。每一次，共和国都证明自己比那些提前为它唱挽歌的人所预言的更加坚韧。原因并不在于制度本身具有某种神奇力量，而在于有足够多的人认定，另一种结局不可接受，于是起而行动。民主不是一座建好之后便可供我们栖身其中的庇护之所。民主是一种公共习惯：践行，才能保有；荒废，便会失去。

因此，不要让这个周年只剩烟火与旗帜，尽管烟火与旗帜也理当属于这个时刻。让它成为一次重新承诺：重新承担这项尚未完成的事业，并提醒我们，自治的权利，也意味着把自身治理好的义务。它要求我们走入公共生活，学会倾听，讲述真实，并给予彼此共同公民身份所要求的基本善意。

未来50年，不是一则等待解读的预言，而是另一场有待押下的赌注。建国者交到我们手中的，是一个他们无法独自兑现的承诺；我们同样无法独自兑现。但我们可以比前人稍好地回答他们留下的问题，可以把这个共和国守护得比接手时稍好一些，然后再把它传下去。这就是美国事业。如此，便已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