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干细胞临床研究项目的增多，参与干细胞临床研究的受试者人数也不断增加。有研究发现，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经常表现出各类躯体及心理症状，其中抑郁症状较为明显。受试者对刺激的认知方式和应对策略缺乏理解，可能会出现抑郁症状，进而对受试者的依从性、试验保留率及试验结局产生不良影响。当前干细胞临床研究多以关注治疗效果为主要目的，在临床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往往对受试者抑郁状态的评估不够重视。因此，医护人员难以及时发现干细胞临床研究受试者的抑郁状况，并采取有效干预措施。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脑卒中相关危险因素的流行趋势日益明显。干细胞治疗作为脑卒中新的治疗方法，可用于修复神经网络、血管重塑，为改善脑卒中患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提供了新方向。脑卒中患者发病后，随着疾病进展会出现躯体功能障碍，这也导致卒中后抑郁的发生率较高。

近期，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肿瘤科联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在《现代临床医学》杂志上发表一项标题为“干细胞治疗脑卒中临床研究潜在受试者的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1]。

本研究旨在调查干细胞治疗脑卒中临床研究潜在受试者的抑郁流行现状，系统剖析其影响因素。选取2023年3—12月辽宁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200例脑卒中潜在受试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9项患者健康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及自我感受负担量表进行测评。

结果显示：受试者抑郁发生率为68.5%，抑郁得分（6.44±3.688）分，显著高于常模；社会支持、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呈负相关，自我感受负担与抑郁呈正相关（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共病情况、社会支持及一般自我效能感是抑郁得分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四者共同解释75.0%的变异量。

本研究认为，干细胞治疗脑卒中临床研究潜在受试者处于轻度抑郁水平，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限、多重共病、社会支持匮乏及自我效能感低下构成主要风险因素。临床研究应将抑郁评估纳入全程管理，在不干扰主要疗效评估的前提下保障受试者心理健康。

方法

选取2023年3—12月在辽宁省某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内科住院的200例脑卒中潜在受试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9项患者健康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分析受试者抑郁的影响因素。

结果

不同特征受试者抑郁得分的单因素分析：共发放问卷230份，收回有效问卷200份，回收有效率86.96%。不同婚姻状况、医疗负担、人均月收入、每晚睡眠时长、共病情况、日常生活活动能力、FIB水平的受试者抑郁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各量表得分情况：200例受试者的抑郁发生率为68.5%，抑郁得分为（6.44±3.688）分，显著高于常模的（3.50±4.000）分；社会支持得分为（36.37±7.604）分，显著低于常模的（44.38±8.380）分；一般自我效能感得分为（22.93±0.487）分，显著低于常模的（28.64±0.520）分；自我感受负担得分为（31.73±9.973）分，显著高于常模的（27.23±9.810）分。

社会支持、一般自我效能感、自我感受负担与抑郁的相关性：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受试者社会支持、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抑郁呈负相关，自我感受负担与抑郁呈正相关（P<0.05）。见表2。

受试者抑郁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将有统计学意义的10个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抑郁得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共病情况、社会支持、一般自我效能感是受试者抑郁得分的影响因素（P<0.05）。4个变量共同解释抑郁得分变异的75.0%，回归方程为：Y=20.906-0.884×日常生活活动能力+0.816×共病情况-0.248×社会支持-0.185×一般自我效能感。见表3。

讨论

抑郁现状分析：潜在受试者抑郁症状普遍突出

本组受试者抑郁发生率高达68.5%，显著高于夏海英等报道的药物临床试验受试者（34.2%）。脑卒中本身具有“五高”特征——高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经济负担、高复发率。

在此基础上，潜在受试者还需承受临床试验附加的心理压力：陈珺仪等揭示受试者普遍存在“惧怕与信任冲突”——既担忧试验干预造成伤害，又恐惧沦为“白老鼠”；余立平等发现59.14%的个体因质疑新疗法安全性而拒绝参与。本研究对象均为住院患者，面临病情变化、生活习惯被迫改变、疾病转归不明等多重应激源，抑郁高发具有必然性。上述发现提示，在受试者招募阶段即应建立心理评估机制，将抑郁筛查前置。

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自理能力受限的脑卒中患者可能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自理能力低的受试者需要更多他人协助，这会影响其自主性和独立性，可能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进而增加抑郁心理的发生风险；自理能力强的受试者，因其能更好地参与社交活动，可能更容易获得社交支持，从而降低抑郁的发生风险。

共病情况：Li等的研究结果表明，共病是脑卒中患者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共病患者需面临更复杂的治疗方案，且会出现更多与疾病相关的症状和不适，这些因素均可导致抑郁的发生。共病患者需要经历长时间的治疗，承受庞大的医疗支出，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些都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共病的治疗可能涉及使用多种药物，这些药物的不良反应也会给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额外的负担，增加抑郁的发生风险。共病还可能导致患者社交障碍，而社交减少可能会进一步增加抑郁的发生风险。

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不足的脑卒中患者患抑郁症的概率较高，充足的社会支持能够为患者提供情感慰藉，有助于其缓解压力，从而降低抑郁的发生风险。同时，社会支持还可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有助于维持其日常生活的正常运转。

一般自我效能感：Volz等的研究发现，一般自我效能感水平降低会导致抑郁症状加重。一般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受试者，通常具有积极的认知和信念，坚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并成功完成任务，这种积极的心态有助于减少抑郁的发生。此外，一般自我效能感较高的受试者通常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且倾向于采用积极的问题解决策略，如寻求社会支持、放松技巧等解决方案，有助于降低抑郁的发生风险。

干细胞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的作用机制

上述分析揭示了抑郁产生的社会心理路径。干细胞治疗本身是否通过特定神经生物学机制对卒中后抑郁产生直接干预效应？现有研究提示多条通路。

从神经发生与突触可塑性看，脑卒中后缺血半暗带神经元大量丢失，海马神经发生受损，与抑郁密切关联。间充质干细胞通过分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神经生长因子等，激活内源性神经前体细胞增殖分化，促进海马神经发生，增强突触素与突触后致密物-95表达，修复缺血区域突触连接，从神经环路层面逆转抑郁样行为。

从神经炎症调控看，卒中后缺血触发小胶质细胞过度激活，释放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等促炎因子，破坏5-羟色胺及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功能。干细胞通过旁分泌转化生长因子-β、前列腺素E2等抗炎因子，驱动小胶质细胞向M2型抗炎表型转化，为单胺类递质合成恢复提供有利生化背景。

从神经递质调控看，卒中损伤对中缝核5-羟色胺能神经元及其投射纤维的破坏，是卒中后抑郁的核心病理基础之一。干细胞移植后分泌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可促进受损轴突芽生与再髓鞘化，部分恢复5-羟色胺能及去甲肾上腺素能通路功能，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亢进状态。

需指出，上述认识主要源于基础研究，临床转化尚待验证。值得关注的是，干细胞在减轻神经功能缺损、改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的疗效，通过提升患者功能独立性与生活质量，间接产生心理赋能效应。这种生物学修复与社会心理改善的耦合机制，可能是干细胞治疗区别于单纯药物或心理干预的独特优势。未来研究应在临床试验中嵌入抑郁相关生物标志物动态监测，将疗效评估与机制探索有机结合。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

其一，仅限1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患者，样本来源单一，结论推广需审慎。

其二，横断面设计无法揭示因果关系及情绪演变轨迹。

其三，未纳入干细胞治疗方案相关变量（细胞类型、移植途径、干预时机等）。

未来应着力多中心、大样本调查，结合纵向追踪设计，将抑郁评估与生物学指标联合分析，建立“心理-生物”多维评估体系，为受试者抑郁的早期识别与及时干预提供更坚实依据。

结束语

干细胞治疗脑卒中临床研究潜在受试者抑郁发生率高达68.5%，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受限、多重共病、社会支持匮乏及低自我效能感构成独立危险因素。临床研究应将心理评估嵌入研究全流程，对高危受试者实施分层心理支持策略。唯有将“治身”与“疗心”置于同等重要维度，干细胞治疗的临床转化方能实现医学伦理与科学价值的统一。

参考资料：

[1]：秦曦贤,董佩佩,李晓艳. 干细胞治疗脑卒中临床研究潜在受试者的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J]. 现代临床医学,2026,52（3）:174-177,193. DOI:10.11851/j.issn.1673-1557.2026.0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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