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社会研究”专辑

现代性的“终结”与情感社会的崛起（主持人语）

金雯，上海交通大学区域国别研究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18 世纪英美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金雯.现代性的“终结”与情感社会的崛起（主持人语）[J].文化艺术研究，2026（03）：1-2.

肇始于2003年前后的情感研究热（affect studies）已经将重心从“情感/ 情动”转向“情感社会”。2017年出版的《情感社会》（Affect Societies：Key Concepts ）收录了情感公众、情感共同体、情感秩序、情感经济等概念，强调情感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编者指出，从“面对面互动”到“大型社会组织形式”，情感（不论是“affect”还是“emotion”）都是最重要的具身性媒介。不过，这个公共导向并非新生事物，它内嵌于21世纪情感研究的所有阶段。从美国学者帕特里夏·蒂西内托·克劳夫（Patricia Ticineto Clough）在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启迪下提出“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开始，所谓“情感”指的就不是原初的身体动能，而是被科技进步与创伤生产等社会机制共同形塑的身体机能，也有着“超越身体”的特性。情感研究尝试揭示现代社会生命政治的深层肌理，标志着生命政治批判的一个新阶段。

换言之，情感天然具有政治性，因为它是公共生活的媒介，也是其最重要的产物。人因为拥有情感——在这里可以简化为人类身心结合体对自身和周遭的感受力——而需要有能滋养自己的物质和人文环境，而人与环境的连接又反过来帮助我们阐释、构建和深化情感。借用“基本情感论”奠基人西尔万·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的洞见，人体就是一个拥有内置功放的感知器，这个功放就是情感, 情感机制放大了人们对任何事物的感知与判断，使感知与判断得以转变为“切肤”的感触。同时，借用“心理建构论”核心学者莉萨·费尔德曼·巴雷特（Liza Feldman Barrett）的灼见，作为功放的“情感”不能孤立地生成，不能脱离记忆、语言以及与之相关的神经线路，人类群体生活及其产生的话语和记忆不断形塑、构建着私人感触。综合上述两种立场，我们可以说，情感无法脱离话语和记忆，而且，它还会使话语和记忆变得极其多变和多元。正因为话语和记忆负载着深厚的情感，它们才会激烈地冲撞和博弈，使社会充满暴力，也充满“活力”，有了自我纠偏的可能。“活力”这个词在前现代和早期现代时期曾经与灵魂相连，在当下语境中，它指向的是人相较于人工智能而言独有的私人经验，“活力”的根本意味在于既能抵御压迫性公共生活，也能对其加以重塑的个体性。

因此，我们不必人为地割裂个人情感与公共情感，也不必割裂有关情感的基础性理论和有应用导向的情感社会学。如果我们无法深入分析何谓个人情感（以及与其相关相近的词汇，如“情绪”“情动”等），就无法真正理解情感与公共生活的关联，也很难落实应用性情感研究。现象学、思辨实在论、情动哲学、系统论都对厘清情感研究的关键词意义有着重要作用，对这些理论资源的审慎运用决定了情感实践研究的高度和精度。

本专辑的主旨在于融通情感理论与情感实践，揭示二者的共生关系，让基础性情感理论为情感实践研究奠基，并经由情感实践研究激活情感理论的公共面向。没有哪部文集或专著可以揭示情感研究的全貌，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这个领域的规律与秩序。本专辑就怀着这样的追求。

在基础性情感理论层面，本辑文章从不同关键词入手，凸显了情感的复合性，即无法割裂又无法统一的物质性与建构性。其一，情感源于身体在环境中发生的物质性变化，但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身体本身的“能动性”，新物质主义和思辨实在论也以自己的方式暗示了这样一种辩证的认识；其二，情感理论与新现象学——尤其是气氛理论——有重要交叉，后者有助于我们分析情感如何被物质性空间或虚拟空间触发；其三，如果情感源于身体，则必然与劳动相关，情感劳动的脉络同样可以串联起情感的具身维度和社会维度；其四，神经科学领域的建构情绪理论与基本情绪理论（也可以说心理建构论与基本情感论）有着无法调和的分歧，但也正是这个分歧，揭示了情感的多面性。

本辑文章也包含五个不同面向的案例研究，分为“情感与社会”“情感与人文”两部分，旨在说明以上理论脉络源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张力。情感社会学部分以20世纪30年代中西女性服饰文化的流行、社交媒体上的情感纽带说明情感的两面性，即其社会属性与依托身体的个人化属性，以此呼应基础性理论文章。人文情感研究以先秦儒家文献的英译、晚清民国西方小说的汉译和科幻小说中的情感数据为切入口，说明情感不仅是文化建构，也会随着符号系统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流通而持续演化。

最后，本辑文章的筹备阶段恰好与现象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上映重合，因此也收入有关这部电影情动机制的一组笔谈和一篇专文。“情动”是“情感”的形态之一，是与身体连接更为紧密、更难以用语言表征的“情感”。和所有情感一样，情动虽然是原生的身体动能，但时刻与语言、记忆等意识功能相交，从其萌生到表征的全过程都与文化各维度发生着互渗。几位作者从不同角度切入，勾勒了《给阿嬷的情书》的情动生产及其效应。该影片用追随日常细节的悠长镜头和清冷缱绻的背景音乐拨动身体所有不可见的触角，如抚触婴儿的手指改变着身体的表层肌理和内在循环，向神经元和不可见的意识释放神秘的净化物质。抽象地来说，就是物质和符号编织的世界触动身体，引发身体的颤动（即“情动”），再转换成（物质性）行动和符号。“情动”有着强大的溢出效应，可以复兴历史记忆和民族文化，也可以在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推动中国情感模式的世界性传播。

综上所述，研究情感并非宣告对身体和物质性氛围的盲目信仰，而是要将情感与认知、判断、想象等其他心灵功能做一个整合，最终教会自己和他人如何驾驭现代社会的情感狂潮，培育情感智能。现代社会的情感热潮与大众媒体和商品文化的发生——物的崛起与媒介的崛起——有着内在关联，正是商品与大众媒体使某种个人情感可以迅速传播，渗透至所有阶层，催生支撑某种社会模式的情感结构。“风以动之”的情感教化古已有之，但只有在现代时期，精英阶层与所有被社会治理排除在外的卑贱生命都可以参与附着于商品和传媒之上的公共情感构建。现代情感的激活与普及在西方始于产生《堂吉诃德》《奥赛罗》的17世纪初，在中国则始于林纾及其合作者。物、媒介、身体的共振缔造了现代情感社会，而这种共振在今天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胡范铸和周萍提出的，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情感社会。情感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对全球现代文化进行深刻分析与反思，并参与缔造一个新时代。情感智能对现代人来说是尤其特殊和重要的能力，拥有情感智能意味着融入作为共振腔的社会，也意味着能在其中发出异响，促使其不断分娩出新的社会。

是的，与其说“生成”，我更愿意将新时代的来临视为“分娩”，这不是系统的自发涌现——我相信德勒兹也会同意这一点——而是一个充满爱与痛的情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