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这个西方民族而言，理性判断绝对优于感性付出，然而在于东方民族而言，理性的判断在于感性的基础。因此当美国专家认为日本福岛神风式五十名人员抱着必死决心，坚守最后一道防线的“自杀任务”是不理性行为时，又岂知正是东方民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理反射。 

　　看见报载日本福岛核电厂机组爆炸，辐射外泄造成安全疑虑，而留下的五十名人员抱着必死决心，坚守最后一道防线，要死守核电厂的相关新闻，相信很多人一定为之动容不已！同一时间也有美国政府官员及专家都认为这些动作已经太晚了；专家甚至批评，留下来死守的工作人员，等于是在执行神风式自杀任务，再怎么处理也没有办法阻止核能辐射外泄。

　　我想到的是那些留守人员的家人们如何舍的让自己的至亲爱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当民众为着五十英雄赞佩，也有民意代表对台湾岛内相关官员提出一样的要求时，我设身处地地想：我能否有此勇气去“视死如归”呢？

　　古训“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可能情况下或许这做得到，但在生死交关时，是否能够“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呢？我想是真不容易吧。要不然文天祥《正气歌》也不会如此荡气回肠了罢。记得年轻时读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林觉民《与妻诀别书》中所提到的“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这种不顾挚爱的无情，其实正是先哲庄子的大爱忘情啊。

　　对美国这个西方民族而言，理性判断绝对优于感性付出，然而在于东方民族而言，理性的判断在于感性的基础，此所以儒家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有等差的行为，在于人要基于自我的道德素养。一个不能爱己的人又如何能要求他爱别人，此与西方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博爱情怀是大异其趣的，不论从社会的发展或制度面的建立，这是东西方绝然不同的基理。所以当美国专家认为这种神风式自杀任务是不理性行为，又岂知正是东方民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理反射。

　　西方文化建立在“法理情”的顺序上，因此在制度面上先要求，而后谈道理与人情，东方民族则讲“情理法”，制度的建立在于人的基础上，舍人则无制度可言，这在于人心之思考模式。所以要发“四端之心”，才能“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也因为这样，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因为早已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的判准，自然敢勇于就死而不惧。

　　笔者要强调的是，事前的详尽规划是领导者必要的功课，然而当事情来临时，再多的悔责于事无补，如何当下面对并解决才是正途，事后的检讨与改进，让悲剧状况降低甚至避免，才是一个社会应有的理性行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但请勿以此相责，而是同体大悲。在哀悼一衣带水的邻居灾难时，谨慎作为“殷鉴”，但不要以此而不理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