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

重点排查十类学生

　　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重点学生。

　　其中对于“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了不少北大学生的争议。

　　从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

　　主持这项工作的北大学生工作部介绍，试点院系先对这十类学生进行排查，发现后及时上报，并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联系学校心理健康咨询中心、就业指导中心、学生资助中心等部门进行帮扶。据了解，目前元培学院和医学部的试点已接近尾声。预计5月份之后，会商制度将在北大全校推广。

　　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起不少北大学生的争议。记者最早在某社交网站一名北大学生的网页上看到这一消息，该学生自嘲“已符合十类重点学生中的三项特点”。

　　也有北大学生表示支持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认为“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但更多学生认为不应将“思想偏激学生”纳入会商范围。一名元培学院的大三学生告诉记者，元培学院的学生大多是以各省市前三名成绩入校的“天之骄子”，许多学生的言谈、思想都个性十足，因此很难界定谁属于“思想偏激”。“错误的会商很容易埋没这些学生的个性。”这名学生说。来自法学院的研究生小杨则认为，北大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闻名，会商“思想偏激”的学生很容易让人产生“校方禁锢北大学生思想”的理解。

　　对此，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表示，会商工作以关注学业困难、多次挂科的学生为主，主要是了解他们学业困难的原因，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同时会商工作也会关注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作为北大本部唯一一个试点单位，整个元培学院有近10名学生进入会商范围，他们多数人是因为学业困难。对于是否有因为思想偏激被“会商”的学生，北大学工部没有予以证实。

相关评论：北大为什么要“治偏” （钟海之）

　　一个人的思想是偏激还是保守，无关“好”与“坏”这样的价值判断，因为思想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思想不同、意见相左而歧视对方，甚至“治罪”于人，这是封闭时代的专权统治思维。

　　【侨报3月28日中国时评】今年5月以后，大陆最知名的高校之一——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其中对于“思想偏激”学生进行会商，引发外界诸多关于北大“禁锢学生思想”的批评。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校方所谓的“思想偏激”，很大程度上是指那些经常夸大学校工作一些细微漏洞的学生，“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笔者查阅的资料显示，在北大目前推行的“精致化”管理模式中，学生被划分为“特殊群体”、“中间群体”和“拔尖群体”三大类，而这个“特殊群体”，就是即将被会商的“重点学生”。

　　自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至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始终是这所百年学府的最高指针，并为该校师生引以为豪。很多时候，北大被视为大陆最有包容精神、最容易培养创新人才的高校，即使是今天，那些独立特行的北大学子们也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其实，作为学校的主人翁，学生批评学校当局某些管理方式的不当，是对学校管理的一种促进，是教与学之间一种不可或缺的沟通方式，学校本应及时、迅速对学生的质疑作出正面回应，何来如此惊慌失措，以至于要给学生扣上一顶“思想偏激”的大帽子呢？校方如果连这点批评都接纳不了，是不是显得太“小家子气”了？这对改进学校的教学环境与管理、培养锐意进取、人格独立的新型人才何益之有？

　　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是偏激还是保守，都是相对的，无关“好”与“坏”这样的价值判断。思想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思想不同、意见相左而歧视对方，甚至“治罪”于人，这是封闭时代的专权统治思维。更何况，“思想偏激”与“行动偏激”也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今天，钱学森的“世纪之叹”已成为中国教育之痛，北大作为倾注几代教育人士实践心血以及承载13亿中国“强国富民”理想的高等学府之一，不仅没有检讨现行教育的缺失，以求改进的良方，反而用一些更加僵化、教条的方式方法教育、管理学生，难道是要像现代工厂生产标准件那样“生产人才”吗？这样“标准化”的学生还是“人才”吗？恐怕没有人会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