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以及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要角，未来中国经济是否出现通胀抑或通缩？宏观经济政策会作哪些调整？一直以来，中南海力主的经济结构调整已进展到什么程度？中国国内消费是否拉动？最受百姓诟病的房价野马能否套缰等等都将成为外界格外关注的选项。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点：2010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以及中长期规划（2010年至2020年）的起步之年，按照北京此前制定的远景路线图，中国将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如何化解发展和转型中所面临的社会深层矛盾，如何最终抵达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彼岸。

　　事实上，对于北京执政当局来说，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已让他们能够较为顺利地解决单纯的经济问题，难的则是牵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层面的一些机制性问题。换句话说，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中国已找到了解决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问题的钥匙，普罗百姓当前最担心的并不是中国经济会否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而是公共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均衡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平和贫富差距问题。

　　而导致公共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均的主要原因则在于脱窠于计划经济体制后，迄今依然存在的隐性或显性的各种社会“双轨机制”和“二元管理模式”。

　　何为“双轨机制”？简单地说，就是原本应按照统一规则分配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有的公共资源，在不同政策和管理机制的区隔中，人为造成了不同的人群享用的机会和多寡不均等。改革开放之初，大陆曾经历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并导致“官倒”泛滥的价格“双轨制”时期，后来，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大陆成功超越价格“双轨制”，却在社会管理体制方面止步不前。

　　“双轨制”不仅表现在外界最为熟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方面——那是“双轨制”最大的堡垒，是“块分割”的典型特征；还表现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诸多公共服务领域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区别，其是“条分割”的结果。由于这些领域中资源分配过度不均衡，也使之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焦点区域。

　　当多数人在高房价的淫威下痛苦呻吟时，依然处于所谓“体制内”的政府机构与少数垄断国企的人员却可享受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准分房制”优越；当“体制外”的国民在为“看病贵”烦恼时，同样也有人因为处在“旧体制”的保护下而继续享受“公费医疗”的便利。

　　“双轨制”带来的恶果首当其冲便是官方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的“区别对待不同职业人群”的思维，以及由此产生的“二元管理模式”，这让政策和制度公平大打折扣，拉大了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为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群体的坐大提供“合法”依据，也为他们的寻租行为提供了土壤。换言之，中国目前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便可以追溯到“双轨制”之上。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前30年基本实现了邓小平曾所说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问题，接下来，当局应该着力的就是推进“共同富裕”。“双轨制”给中国“实现社会公平”的深度改革增添了复杂性和难度，反过来，未来改革成败与否也在于如何彻底破除“双轨制”。

　　可以说，不破除社会管理体制上的“双轨制”，中国发展的未来就会蒙上阴影，中国的改革就无法真正推向前进。（Qiao Bao U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