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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场人睡眠健康调查:九成人睡眠不足
来源:《小康》杂志 | 2011/4/3 8:33:12 | 浏览:1017 | 评论:0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欧阳海燕

  调查显示,只有6.5%的职场人坚持按时就寝,而推迟就寝时间的最大理由是休闲娱乐活动;逾八成人存在入睡困难、睡不踏实、多梦等“睡眠亚健康”状况;近九成人感觉睡眠不足,其中广告/传媒人最缺充足的睡眠,相对而言,感到睡眠不足比例最少的一类群体是党政机关公务员

  人世间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然而对于相当一部分职场人来说,前一个愿望恐怕更难实现。本刊调查发现,每天清晨,能够睡到“自然醒”的职场人还不到四成,近六成人要在刺耳的闹钟声中做出艰难的决定。

  不止如此,睡不着觉、睡不好觉、没时间睡觉的职场人大有人在。

  睡眠、饮食和性,是人的三大基本功能,任何一个功能受损,健康就会受到影响。然而快车道上的中国,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忽视睡眠、挤压睡眠时间的人也越来越多。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2011年3月初,《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中国职场人士睡眠健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在中国的东、中、西部抽取了14个调查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深(广州或深圳)、杭州、南京、郑州、武汉、长沙、太原、成都、重庆、西安、昆明和呼和浩特。样本的东、中、西部分布为:38.9%、27.5%、33.6%。

  调查选取了十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中产职业人群,分别是:党政机关公务员、金融/保险从业者、IT人士、广告/传媒人、医务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私营企业者、职业经理人、科研人员。

  受访者的年龄以20岁至50岁的中青年为主,占比92.4%,其中20~29岁、30~39岁和40~49岁的受访者分别占36.2%、35.2%和21%。受教育程度以接受了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为主,其中大学本科学历占52.6%,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22.9%。

  调查显示,逾八成(83.9%)受访者表示自己存在入睡困难、睡不踏实、多梦等“睡眠亚健康”状况。近九成(86.7%)受访者感觉自己的实际睡眠时间与理想睡眠时间有差距,睡不够觉。其中,广告/传媒人在十个中产职业人群中最缺充足的睡眠,相对而言,党政机关公务员感到睡眠不足的比例最少。

休闲娱乐活动是推迟就寝时间的最大理由 广告/传媒人、广州/深圳人睡得最晚

  忙是现代人的特征,因为忙,所以挤压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被挤压了之后,会让人产生愧疚感,比如挤压了陪父母、陪孩子的时间;然而有些事情被挤压了之后,却在身体受到伤害的同时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精神胜利感,仿佛珍惜了时间,而做了更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挤压了睡眠时间。

  本次调查中,只有6.5%的人坚持按时就寝,30.6%的人偶尔推迟预期就寝时间,而“有时”或“经常”甚至是“几乎天天推迟”预期就寝时间的人竟达到62.9%,超过六成。

  对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推迟就寝时间的受访者来说,影响他们按时就寝的最常见的五大因素分别是:上网、看电视、看电影、看书等休闲娱乐活动(76.6%);工作、加班、赶活(60.7%);社交应酬(37.9%);生活烦恼(37.9%)和环境问题(18.6%)。可见对于更多的职场人士来说,他们占用睡眠时间并不是被动地去应付工作,而是主动地用来消遣。

  但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拖延就寝时间,往往导致最佳入睡时间被错过。中国传统养生学提倡睡“子午觉”,“子”是指夜间23至1点,“午”是指白天的11点至13点,认为睡“子时”可以养精蓄锐,而睡“午时”则可以顺应阳气的开发。然而本次调查显示,近六成(56.9%)受访者的就寝时间在夜间 23时以后,其中在23点半以后的占39.2%,近四成。

  在各个职业人群中间,本次调查显示,广告/传媒人的平均就寝时间最晚,45.6%的从业者的就寝时间在23点半以后;各个城市之间,广深地区的受访者平均而言就寝时间最晚,23点半以后的就寝者占比58.2%,近六成。

  “你是说晚上11点是最佳入睡时间吗?哈哈!”程林笑了一会,说:“我通常在那时吃一天中的第二顿饭。”程林是广东省深圳市的一位私营企业主,今年32岁。她拥有一家小型的外贸出口型企业,做手机电池、充电器以及手机周边配件的生意。

  她的作息时间一般是这样的:中午起床,吃第一顿饭,下午去公司开始工作,处理订货、运输、安排发货以及处理投诉等诸多事宜,一连工作10到11个小时,事情多的时候要连续工作15到16个小时,至午夜,吃第二顿饭。

  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六七年,在她看来很习惯,身体也没有什么不适。只是,晚上入睡的时候会感到焦虑,觉得应该睡了,但是睡不着。为了放松,她就看不费脑的动画片,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段时间她正在看日本动画片《大侦探柯南》。

  春节刚过的时候,她尤为焦虑。珠三角民工荒,她的加工厂招不到工人。现在好不容易招到了人,工人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又比年前上涨了100多元,到每月1300元。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同时,原材料的价格也在涨,美金却在跌。现在她以同样的美金定价跟客户结算,其实相当于降价销售,企业的利润明显减少。

  在程林的周围,她发现,很多中小企业主都带有跟她同样的焦虑,他们感到内地在跟沿海抢工人,而珠三角的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和政策优惠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

  像程林一样的入睡困难者为数不少,本次调查显示,35.4%的受访者无法在30分钟以内入睡,其中,30.7%的人要在30分钟至1个小时才能入睡,另外还有4.7%的人要在1个小时之后才能入睡。

  而让他们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几大心事,按得票率的高低排在前五位的是:收入、财务问题(64.9%);工作、业务方面的事情(62.2%);职业发展(51.5%);单位人际关系(38.4%);婚姻问题或婚姻危机(34.5%)。

  中医认为,人体“入夜则寐、入昼则寤”的睡眠与觉醒现象,是人体适应自然界昼夜节律的一种自我调节的生理功能表现。这个规律谁也不能违背,“顺之则生,逆之则害”。现代睡眠医学研究发现,由生理、心理、精神、性格以及社会因素造成的睡眠疾病已多达近90种,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肥胖、免疫力下降、罹患癌症风险等均与睡眠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引起人们对睡眠重要性和睡眠质量的关注,国际精神卫生和神经科学基金会于2001年发起一项全球睡眠和健康计划,并将每年3月21日定为“世界睡眠日”。2003年,中国睡眠研究会将世界睡眠日正式引入中国。

中产职业人群五大“睡眠亚健康”状况 近五成人起床后感到疲倦、困顿

  程林的状况——入睡困难,其实是“睡眠亚健康”状况的一种。此外,“睡不踏实(醒来多次)”、“多梦”、“睡眠表浅(缺少深睡)”、“早醒”、“睡眠时窒息、憋气”、“起床后疲倦、困顿”等也都属于“睡眠亚健康”。

  本次调查中,超过八成(83.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存在上述一种或几种“睡眠亚健康”状况,表示自己没有“睡眠亚健康”状况的只占16.1%。

  对于中产职业人群来说,调查显示,最常见的五种“睡眠亚健康”状况是:起床后疲倦、困顿(46.2%);多梦(39.5%);睡不踏实(醒来多次)(36.5%);睡眠表浅(缺少深睡)(30.3%);入睡困难(24.6%)。而且,26.5%的人表示常年受此困扰,状况维持“一周至半个月”的占比23.9%,“大于一个月”的占比2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认为自己有睡眠问题的受访者中,近七成(68.6%)人却从来没有找过医生咨询或治疗,而是选择“自己挺着”;找过医生咨询或治疗过的,只占15.9%;又有15.5%的人选择了“自行服药”。

  天泽已经挺了4年了——白天不清醒,晚上睡不着。每天,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恨自己。他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就是每天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天泽是北京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来北京已经十年了。最近几年,他的状态很不好。“白天浑浑噩噩、心静不下来,无法专注地做事情,晚上一到十点就精神,做事情也只能到十点以后才能做。”

  他说像他这种北漂大龄未婚男青年,生活的压力是巨大的,还房贷、结婚、养孩子、赡养老人等等问题,都是他要考虑的,这些压力是无形的,却无时无刻不在压迫着他。自己也35了,不再青春年少,在这个市场化的媒体中,他有很强的危机感——自己的前途在哪里?

  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就在想,十年以后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想着想着就觉得很悲惨。不知不觉天就亮了。”实在不愿想的时候,他就拿酒把自己灌醉,换上几个小时的沉睡。

  天泽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进山,在杳无人烟的地方大睡两天,让自己静下来,想清楚一些人和事。

  “睡眠问题既是生理问题还是心理问题,但本质上是一个心理问题。”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说,睡眠障碍属于心理生理障碍,即由心理因素所导致的生理障碍。厌食症、贪食症、性功能障碍,也都属于心理生理障碍,看起来是生理问题,实质上是心理问题。

  睡眠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现代人的失眠大多是由于生活节奏太快,工作、生活压力太大导致的。“20年前,失眠并不常见,而今睡眠障碍已经是普遍现象,甚至一些少见的睡眠障碍,也成为睡眠障碍门诊的常见疾病。”中国中医科学院的刘艳骄博士,是从事睡眠研究的资深专家。1999年,他在广安门医院出诊的时候,一个上午看与睡眠相关的病人顶多4个,“现在只要我想看,一天看五六十个没问题,但是限号,一个上午能看到30个左右。”刘艳骄认为,生活节奏越快,有睡眠障碍的人就会越多。

  中国睡眠研究会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约有38.2%的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而且,趋势是越来越严重。”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陈彦方说,对于失眠,不要硬挺,应“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在做认知-行为治疗的时候,他经常要给病人纠正的一个认识是——床是用来睡觉的,不是用来让你思考问题的。

近九成人感觉睡眠不足 广告/传媒人最缺充足睡眠

  当天泽红肿着眼睛迎接天边的第一道曙光的时候,更多职场人床边的闹钟撕心裂肺地响了。

  本次调查显示,受访者当中,有六成(59.8%)人每天早上是被闹钟“叫”醒的,自然醒的比重不到四成(36.5%)。而他们起床的时间,41.1%的人是在早上7点之前,7点半之前起床的占66.9%。职场人士较为集中的起床时间段在早上7点至7点半之间,约有1/4的人在这个时间起床。

  各个职业之间,医务工作者的平均起床时间最早,超过半数(52.3%)的从业者7点之前就起来了;被调查城市当中,南京人的平均起床时间最早,一半该地区的受访者起床时间在7点之前。

  睡眠时间没有一个固定的量,因为每个人的需要不同。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说,每晚7至8 个小时是最佳的睡眠时间,有些人的需求少一些,每晚只需睡6个小时以下,而有些人则可能长一些,每天要睡10个小时以上。所以“睡没睡够”完全是一个主观感受。对于本次调查的受访者来说,睡8个小时感觉充足的人占比最多,为39.2%,近四成;其次是7个小时,占26.9%,近三成;再次是9个小时,占比 16%。

  那么相对于每个人感觉“睡够”的理想睡眠时间,他们的实际睡眠时间达到了吗?调查显示,只有13.3%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每天的实际睡眠时间与理想睡眠时间“没有相差,很充足”,剩下的近九成(86.7%)人都表示睡眠不足,即实际睡眠时间没有达到理想睡眠时间,其中“相差1~2个小时”的占比最多,为37.3%;其次是“相差1个小时以内”,占比35.8%;还有13.6%的受访者表示“相差2个小时及以上”。

  在被调查的十个中产职业人群中,感到睡眠不足的比例最高的五种是:广告/传媒人(91.1%)、IT人士(90.8%)、教育工作者(89.7%)、职业经理人(87.6%)和科研工作者(86.5%)。相比较而言,感到睡眠不足比例最少的一类群体是党政机关公务员(81.4%)。

  “做媒体的就是劳碌命,既要拼脑力,又要拼体力。”天泽说自己现在睡眠不好,一部分原因是过去在周刊时,每周都要熬一个通宵找最新资讯,养成了晚上睡不着的习惯。相对于编辑来说,一线记者就更劳碌了,遇到重大新闻事件发生,通常是连轴转,整个人处在一种轻躁狂状态,精神、体力严重透支,经常以浓茶、咖啡和烟来补充能量。

  研究表明,长期的睡眠不足可以造成一系列的机体危害,包括注意力、判断力和记忆力及完成日常工作能力的下降等。失眠症的存在还可增加患抑郁症的危险。目前,“睡眠剥夺”现象在一些职业群体当中司空见惯,但其危害性,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睡眠不足职业榜上,科研工作者排在第五位,位次在法律工作者、私营企业主、金融/保险从业者、医务工作者以及党政机关公务员之前。“这不奇怪,我们确实睡不够。”杨利说,“我们经常熬夜出成果。”

  “而且就我而言,压力很大,躺下也睡不着。”杨利在某事业单位从事社会发展、民生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压力主要在于收入比较。同一个单位,在各个研究所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贫富差距。

  “产业所、能源所的研究人员,一年拿到手里的钱怎么都有六七十万。他们承担的多是地方政府委托的课题,钱多。这些部门的行政人员,一年的收入都有20多万。”杨利说,而他,一个从事社会发展、民生研究的,去年一年拿到手里的钱只有15万。

  “所以,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观,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杨利说。

  他经常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的都是如何拓展自己的领域,特别是如何同经济接轨,拓宽赚钱的门路。如今的“十二五”规划,特别重视民生方面,这也给了他一些信心,今后他的课题可能会多起来。

  (感谢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陈彦方老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刘艳骄老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史占彪老师为本文提供的理论支持)

  五大睡眠不足的中产职业人群

    1. 广告/传媒人
    2. IT人士
    3. 教育工作者
    4. 职业经理人
    5. 科研工作者

  中国职场人士五大“睡眠亚健康”状况(N=1026)

    1. 起床后疲倦、困顿 474票 46.2%
    2. 多梦 405票 39.5%
    3. 睡不踏实(醒来多次)374票 36.5%
    4. 睡眠表浅(缺少深睡)311票 30.3%
    5. 入睡困难 252票 24.6%

  (该题为多选题)

  “中国职场人士睡眠健康调查”,问卷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设计,调查由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执行。

  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在中国的东、中、西部抽取14个调查城市,即北京、上海、广深(广州或深圳)、杭州、南京、郑州、武汉、长沙、太原、成都、重庆、西安、昆明和呼和浩特。同时,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次调查对职业、年龄段、性别等配额进行了控制。

  问卷调查全国执行时间为2011年3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每个调查城市的实名固定样本组进行随机问卷发布,最终回收有效问卷量为1026份。采用统计学误差估计公式进行估算,本次调查在95%的置信度水平上,可将估计误差控制在3.2%。

  问卷同时在“新浪调查”推出,2000多位网友参加了调查,所获数据用于参考。

  中国职场人士不能按时就寝的五大影响因素

    1. 休闲娱乐活动 735票 76.6%
    2. 工作、加班、赶活 582票 60.7%
    3. 社交应酬 363票 37.9%
    4. 生活烦恼 363票 37.9%
    5. 环境问题 178票 18.6%

  (参访者总人数为1026人,其中不能按时就寝的人数为959人,该题为多选题)

  中国职场人士无法安睡的五大心事

    1. 收入、财务问题 237票 64.9%
    2. 工作、业务方面的事情 227票 62.2%
    3. 职业发展 188票 51.5%
    4. 单位人际关系 140票 38.4%
    5. 婚姻问题或婚姻危机 126票 34.5%

  (参访者总人数为1026人,其中因思考各类问题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人数为365人,该题为多选题)


  “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看着太阳都觉得很恍惚,觉得浑身软绵绵的,好像站在悬崖上,就快要跌下去了。”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苏枫

  在城市白领工作之余喜爱混迹的一个网站,常常有人发起各种投票。在一个名为“80后、奔三、没房、没车……你都占哪个?”的投票页面里,胡然把自己的票投给了“80后”、“没房”、“没钱”、“没车”、“没异性”、“没关系”、“没背景”、“没人要”、“奔三”、“没结婚”、“没戏”。

  胡然是来自南方小城的80后典型北漂族,目前供职于一家体制外报纸,作为记者,她是个工作起来十分卖力的姑娘,常常因为赶一个稿子通宵不睡。她的睡眠质量本来就不太好,读本科时曾经因为入睡困难去校医院看病,医生给她开了几瓶“安神补脑液”,喝下之后,毫无作用,胡然就此放弃了求医之路。而市面流行的说法诸如热水泡脚、喝牛奶、听轻音乐……等等方法,胡然也一一试过,没用。

  胡然认为,自己的睡眠质量直线下降,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房子。

梦碎北京城

  2008年夏天,胡然刚来北京的时候,曾想让家里出个首付,买个小房子先住着。这遭到了当时男朋友的强烈反对:“到时候结婚还得卖掉换大的,多折腾。”胡然听男友的话,租了个一居。

  2009年下半年,男友被派往国外工作,胡然路过楼下房产中介机构,常有一日三秋的感觉。眼见两家人准备的首付从买两室沦落到买个偏远一室,她开始感慨:“难道以后我的一辈子要赶着去挣因时间而莫名失去的一百万?”

  年底时,男友回北京后提出分手,对胡然说他不想买房,不想承受压力。当时她觉得很绝望。屋漏偏逢连夜雨,下半年的最后几天,原来就不太景气、已经连续三个月没发工资的单位彻底倒闭,胡然在一个月内丢掉了爱情和工作。

  2010年,胡然几经纠结和挣扎,决定留在北京。那个春天真是不堪回首,因为压力太大,她原来的睡眠问题更严重了,常常整夜睡不着觉。睡不着的时候,她会在独居的小屋里洗衣服、看小说、上网玩游戏、看电影、吃东西、喝酒。

  “有一天晚上,我在网上连着看了三个喜剧片、一个恐怖片,吃了泡面、牛奶、酸奶、元宵、香蕉、薯片,一直吃到天亮。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看着太阳都觉得很恍惚,觉得浑身软绵绵的,好像站在悬崖上,就快要跌下去了。”胡然回忆着那段日子,苦笑着。

  胡然在这个城市辗转月余,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接着跟朋友合租了一个两居室,以节省开支。当时有朋友劝胡然道,该买房傍身,也作投资。她当时故作张扬说,置装做脸,一样是投资。

  这种想法变于去年秋天。胡然去朋友家做客,朋友的小猫摇头晃脑出来迎客,知道是自家地盘,自在昂扬。且白色脚爪白得十分鲜明。“当时,我想起自己养的猫咪小宝瑟缩怯弱,搬一次家要自闭周余,虽然我每次都关上厨房门,它也有本事进去蹭得一身灰头土脸。我觉得,应该买个房了。”

  此时房产新政调整,7折取消,利率上扬。从那起,便有很多人建议胡然早出手。她却一直拖延。月入三千,她没钱还贷。

  2011年初,胡然过年回家拿了父母的几十万。朋友们纷纷教育她,要广开中介,实地看房。然而,世事难料,正要交出父母一辈子的血汗钱之际,房产新政出台,在京纳税需满五年才有权买房。胡然工作刚满三年。买房梦再次破灭。

  “其实我就想买个总价百万的小房子,不考虑升值,只是为了住。我再无法幻想自己一个人也能独立自在地在北京生活下去,除了找一个有北京户口或一个有房的男人,生活还有什么可能性?”

  “凭什么我开桑塔纳,你开宝马?”

  不只是胡然这种体制外人士存在睡眠问题,活在体制内的人们,也有很多睡不好。

  长发披肩的李倩和胡然同样生于1982年,是大学同班同学。上个月同学聚会的时候两人聊天,发现除了都有睡不着的毛病,其他方面已经没有共同点。

  同样是硕士毕业,李倩非常坚定地信守了父辈的一个信念:必须吃上公家饭。为了落实这个信念,李倩早在大学本科二年级就开始自学国家公务员的考试教材,上各种辅导班,直到毕业前夕,她为了这口“公家饭”拼尽全力,每晚熬夜做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层层选拔,李倩在2008年终于考入了位于首都核心区域的某个国家正部级单位。从开始上班的那天起,李倩的命运拐向了与同学胡然截然不同的一个弯。

  由于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李倩的工作时间是这样安排的:每个月前两周连续上夜班,后两周则可以连续休息,如此循环。李倩的工作日作息表是:每天睡到下午三点,然后去单位旁边做个美容或者健身一小时,回单位后先去食堂简单吃点东西,晚上七点开始上班,直到夜里两点。下夜班后去食堂吃单位提供的免费夜宵,如果不想吃或吃不完可以打包带走,然后回到单人宿舍睡觉。

  问题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李倩渐渐发现,每个月工作的前两周,她都活得比较舒适自在,而几乎完全没有工作的后两周,她却很痛苦。痛苦的源头之一是睡不着。因为前两周习惯了每天下午起床、半夜入睡;当后两周她想“像个正常人一样”在晚上12点前入睡的时候,她发现,很困难。

  因为后两周不用工作,李倩会去未婚夫刘海洋家里住几天。有一天晚上,李倩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爬起来到客厅嗑起了瓜子。刘海洋半夜起来上厕所被吓了一跳:黑漆漆的客厅里,长头发的女朋友穿着睡裙盘腿嗑瓜子,这个场景让刘海洋惊吓之余,觉得很心疼李倩。

  睡不着,不只是因为颠倒混乱的生物钟。“当看到单位的同事们都在为‘上去’而拼命工作、巴结领导、四处奔走的时候,我在被窝里真的躺不踏实。”

  令李倩感到痛苦的另外一个源头,是表面稳定的工作背后隐约附着的对她人身自由和精神自由的剥夺。行政工作琐碎庸常,一切绕着领导转,虽然不需要时时刻刻在岗,但手机必须保持24小时开机,电话随时会响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领导召唤……这些都使她常常质疑自己所做工作的意义。

  更要命的是,除了工作本身,还有一堆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处理。或者说,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本身就是工作的重心。李倩的顶头上司是个啰嗦的五十岁秃顶男人,常常在半夜想起什么事情就给她一个电话交待工作。因此,当李倩烦不胜烦的时候,常常在心里骂“真该死”。

  但同时,李倩很明确,自己是该上司最信任的下属之一,今后在单位的升迁,“很有可能他一句话,我就上去了。在这种单位,跟领导的关系比个人能力要重要。所以,我只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虽然外人看来,李倩的生活一直顺风顺水——聪明漂亮,家境优越,从小学开始当班长一直到大学的学生会主席。未婚夫刘海洋是北京一所著名院校的讲师,工作比李倩更稳定,虽然工资不高,但福利很好,即将买到一套一百多平米的经济适用房。另外,刘海洋的父母为他们两人的婚事早早准备好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新房,又给李倩买了一辆崭新的桑塔纳2000作为礼物。

  但是,李倩还是常常觉得“不开心”。“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始终存在‘压迫感’的人,总是想要好上加好。我想‘上去’、想要更大的房子、想更漂亮。”堵在北京的二环路上,李倩握着桑塔纳的方向盘,指指前面那辆黑色的宝马X5,“我总是想,凭什么我开桑塔纳,你开宝马?”

有了沙发,能多活5年

  体制内外的分别造成了两个老同学的不同际遇,虽然一个生活动荡一个活得安稳,但其实,她们活得都很累。

  与胡然和李倩相比,生于70年代初的史占彪的心态相对比较平和,虽然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同样存在,但他已经在多年的磨练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虽然同样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但至少,在有空睡觉的时候,他总能睡得很香。

  史占彪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曾经因为工作原因没空睡觉的他,现在开始学着放开怀抱,享受生命。

  2008年的汶川地震,史占彪作为专业人士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一呆就是一年。他回忆说,那年12月之前,夜里2点之前他都没睡过觉。白天四处跑,讲座、报告、谈话,晚上督导志愿者,12点之后写每日战报,向上级汇报工作,“是一种燃烧的非理性状态”。第二天则是不到六点就起床,连轴转工作。

  在灾区的日子里,他一直处于一种轻躁狂状态——思维奔逸、情感高涨、行为活动增多。这些过度消耗精神能量和身体能量的日子让他变了不少,当他半年后回到北京家里,又黑又瘦的他一下子把刚满周岁的儿子给吓哭了。

  2010年,刚刚要恢复体型的史占彪,因为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去过四次玉树。在玉树的时候,他学会了形成自己的节奏,适度的关注自己,努力给自己争取时间、空间和境界,“因为如果完全被工作的力量和速度所牵引,根本就扛不下去。”

  现在在北京,他是另外一种忙法。“我是做服务的科研工作者,既要服务,又要做科研。服务包括接待、办讲座、写书、写报告、跟基金会打交道……白天要面对单位的各种大会小会,处理各种杂事,根本干不成正经事,所以只能靠晚上出成果。”

  他基本不休周末,陪孩子也陪得少,他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平均每两天,他能腾出一个半小时给儿子讲睡前故事。

  史占彪的办公室一角,放着一张淡绿色的长沙发,这里是他每天午休和偶尔晚上加班后睡觉的地方。“沙发是我今年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平常尽量保持午休,这个时间留给自己,手机静音,哪怕是十分钟,也争取打个盹儿。”

  在北京,他一般在晚上12点后睡觉,早晨7点起床。但每逢忙碌的日子,他会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然后倒头睡在这个沙发上。“这么大的城市,如果回家,路上至少一小时,早晨上班又要花一个多小时,加起来近三个钟头,这么多时间浪费在路上,不如就在办公室凑合了。”

  史占彪说,今年单位建起新办公楼后,买沙发在科研人员里成了时尚。“有了沙发,我从今以后肯定多活5年。”他笑呵呵地说,“这个社会是个复杂的大系统,大系统越复杂,人体小系统越需要稳定,必须努力把持住自己。在这个大系统里,我会尽量当个‘三好先生’——把课题做好、把书写好、把病看(心理治疗师的职业)好,除此之外,就需要把持住自己,争取让自己有点自由时间和空间,有点自由的节奏。”

不敢笑的小朋友

  当许多职场人士因为心事过重、欲望太多或者压力太大无法成眠的时候,一个小朋友正在面临的睡眠问题,更加让人触目惊心。

  8岁的张铭胖胖的嘴巴里叼着一个桔红色小气球,头发凌乱。他目光呆滞地看着大夫,不太高兴。他得的“发作性睡眠病”,不仅少有人知,而且很难治。

  张铭看这个世界的眼神,总是愣愣的,没有神采,充满厌倦。

  这是他第五次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北京看病。

  张铭来自辽宁的某个偏远农村,从去年春天开始,不管走着还是坐着,他都会不自觉的打瞌睡,每天至少十次。一开始,他听课的时候,老师发现他总是犯困、睁不开眼睛。老师找到张铭的父亲告状,认为这个男孩听课不认真。张铭的父亲回家后把张铭狠狠地揍了一顿,以为这个事情就此可以告一段落。没想到,张铭连走在上学的路上也会睡着,而且摔倒过好几次。

  张铭的父母心里犯了嘀咕:儿子难道是得了怪病?

  2010年夏天,父母带着张铭进了城。在市里的医院,经过各项检查,发现张铭的脑电图异常,但究竟这是什么病,医生说不明白。干脆,去大城市吧。一家三口马上去了沈阳,在一所公立大医院住了一个月,住院期间,张铭吃了各种各样的激素、抗生素和中药,体重迅速增加了30多斤,由一个瘦小的男孩变成了一个小胖墩,病情却好像更严重了。

  张铭一笑,眼睛就睁不开,浑身发软,动不了。所以他现在很少笑,每次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或者看动画片的时候,一笑就来回晃,腿发软,然后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张铭的父亲对着医生重重叹气:“您看,他现在根本就不敢高兴。”

  张铭现在的主治医师、广安门医院睡眠门诊的主任医师刘艳骄,是一位从事睡眠研究的资深专家,临床见过各种各样的睡眠障碍患者,他对《小康》记者说,前些年,中国孩子有张铭这种病的是非常少的,但最近三四年来越来越多,原因不明。刘艳骄在看专家门诊的时候,一上午的三十个病人里面,就有六个是得这种病的孩子。

  刘艳骄说,“发作性睡眠病”目前在学界缺乏深入研究,也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发作性睡眠病的患者存在于中国各地,刘艳骄治疗过的就有来自辽宁、陕西、河北、河南的孩子。这些孩子往往先由家长带着在地方医院看病,但由于地方缺乏专业的睡眠门诊和医生,孩子们经常被误诊,耽误了治疗。

  张铭入睡后会浑身乱动、咬牙、惊叫、说梦话、做梦跟别人打架,常常惊醒,特别是下半夜,会醒六七次。刘艳骄说,这些都是“发作性睡眠病”的症状。

  张铭的成绩曾经很好,得病后虽然不能按时上课,也还保持在中等水平。刘艳骄说,好像得这种病的孩子读书成绩都不错。

  最近,张铭的父母每月带他来北京复查一次,张铭的病情正在好转。张铭之前在地方的医院,每周的检查费和药费加起来要1000多元人民币;自从改到北京吃中药后,每月在治疗方面的花费只需要700多元,但是增加了住宿和交通费用,家庭负担仍然很重。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人名为化名)

  睡不着,不只是因为颠倒混乱的生物钟。当看到单位的同事们都在为“上去”而拼命工作、巴结领导、四处奔走的时候,李倩在床上真的躺不踏实。

  中国人的睡眠质量越来越不好。为什么很多人会焦虑、烦恼、纠结、睡不着?就是因为对未来不确定。焦虑不安、提心吊胆,是不可能睡踏实的。工作混乱、生活凌乱、人际关系杂乱、一切都不确定,脑子怎么能松弛呢?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苏枫

  飞速的经济节奏塑造了现代中国人奇怪的生物钟。早饭,从中午开始;入夜后,锦衣夜行,工作、玩乐。朝九晚五的辛苦工作后,很多职场人士的第一选择不是睡觉,而是牺牲睡眠时间投身到夜晚轰轰烈烈的娱乐活动中——由此诞生了城市午夜时分灯火通明的足疗店、KTV、台球厅、酒吧街和小吃街……

  拼命工作、拼命玩乐,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是拼命三郎。GDP增速越快,人类越睡不着,似乎已经成为定律。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新加坡都曾经因为GDP曲线的不断走高而睡不着觉。中国政府刚刚把今后五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目标设定为7%。这是否意味着, “十二五”期间,中国人会随着GDP的增速而越来越睡不着?

  对此,《小康》专访了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陈彦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睡眠门诊主任医师刘艳骄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史占彪,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的睡眠问题。

社会越发达,有睡眠障碍的人就越多

  《小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睡不着、睡不好,睡眠问题到底是医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

  刘艳骄:睡眠问题既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睡眠障碍首先是医学问题,国际睡眠障碍分类已经明确属于睡眠障碍的疾病已多达89种。全身各种器官的疾病都可能引起睡眠问题,而不良的精神刺激更是导致睡眠障碍的常见原因。

  我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睡眠障碍的发生率增加了,持续性人为地剥夺睡眠时间,导致人们出现各种睡眠问题和心理问题,甚至出现精神障碍。睡眠问题、睡眠紊乱、睡眠疾病正在由医学问题变成社会问题。

  社会越发达,有睡眠障碍的人就越多。美国的睡眠障碍发生率比我们高,全美有400多家像样的睡眠中心,我们国家没有那么多,现有的睡眠中心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解决睡眠障碍的需求。

  史占彪:心理有问题的人常常睡不着觉,所以睡眠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心理问题。睡眠障碍是属于心理生理障碍——由于心理因素所导致的生理障碍,类似于厌食症、贪食症和性功能障碍。

  现在很多人的问题是由心理问题造成的,但是中国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心理问题,反而更愿意承认自己有生理问题。因为总感觉心理问题会被人耻笑,而生理问题会被人关怀。

  睡眠是心理健康、生理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中国快速发展期,城市化节奏和工业化进程加快,睡眠是生理、心理、社会三重矛盾的聚焦点,所以睡眠可以作为一个灵敏的指标,很多问题都可以从睡眠当中找到答案。吃好、睡好是人类的本能,以前没东西吃,现在有吃的,吃不好;现在的床比原来的床好多了,怎么反而睡不着?一定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冲突把它扭曲了。这是在一定阶段,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的必然代价。

连睡觉的权利都剥夺了,活着还有什么尊严

  《小康》:根据我们的调查,大部分职场人都不能按时就寝。您如何看待职场人拖延睡眠时间的问题?

  陈彦方:中医讲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自然生态情况。而现在的生活节奏不是天人相应的。人体有生物钟,有本身的生物节奏,白天是阳,夜晚是阴。现在很多人的生物钟都被工作或者被娱乐活动打乱了。

  现在的趋势是,中国人的睡眠质量越来越不好。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系统的不完善,所以很多中国人缺少安全感,幸福感不高。饮食、性和睡眠,是人的第一层需求,第二层需求就是安全感、幸福感。幸福感包括被人尊重、有社会归属感、个人价值能够得到承认和体现。

  《小康》:很多人即便是躺下了,也睡不着,思绪翻飞。

  史占彪:我们不像发达国家,这些地方制度相对完善,规则清晰,套路明确,有板有眼,所以人们活得有预期、明确、踏实、有安全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切都在变化发展之中,既要讲规则,更要熟悉潜规则,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有时候灵活性比原则性更重要。因为不懂得灵活,不熟悉潜规则,可能就没有机会给你去讲规则了。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会感到很多方面的不确定,因此衍生出诸多焦虑、烦恼、纠结,因而也就放松不下来,当然就睡不着了。

  《小康》:有一种现象非常普遍,许多职场人士并非不能按时睡觉,而是有拖延工作的习惯,在白天正常的工作时间拖拖拉拉,这样到了晚上他就必须熬夜工作。拖延症为什么会在职场蔓延?

  史占彪:拖延是时代的陋习。整个社会都在制造拖延。明明是一年的活,现在非要让你三个月干完。不拖延,不拖延就会得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只有拖延才能活下来。

  所以要学会在应付工作和享受工作中找到平衡。我们正在共同被社会的一种力量牵引,不管作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个人,要学会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里面,根据自己的规律、特点,寻求科学的发展。不要纯粹迎合社会的需要,在保持社会规则,符合社会习俗的前提下,还要有自己的弹性。不要把个体牺牲掉了,去换取GDP的增速。

  如果连睡觉的权利都被工作、社会责任等等因素剥夺了,人类就没有真正的尊严了。现代人的生命质量不高,我们需要唤醒自己对基本睡眠权利的尊重和关注!

中老年工作人群易受失眠折磨

  《小康》:什么样的人容易发生睡眠问题?

  史占彪:现在人睡不着有几个原因:有心事、过于关注自己、睡眠节律紊乱。

  对一般人来说,吃饱喝足以后就出门折腾去,折腾成什么样就什么样!而对于心事过重的人来说,总想花最少的时间做出最大的成绩,老是在琢磨和纠结,这个想的过程非常消耗心理能量,会睡不着。有时候知识分子不如农民兄弟的幸福感强,老是想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过于关注自己了。

  睡眠节律紊乱的人,一会少睡,一会多睡,一会不睡,身体就会很迷茫,这主人叫我干什么呢?领导太乱,下属没法干。长期生活不规律,睡眠会受到影响。

  陈彦方:中老年人是睡眠障碍的高罹患群体。今年世界睡眠日,中国睡眠研究会提出“关注中老年睡眠”的主题,以唤起全社会对该群体睡眠健康的重视。

  中老年工作人群失眠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工作及精神压力大、作息无规律、各类疾病及不良生活方式等。长期失眠导致精神萎靡、情绪不稳、生活和工作质量下降等。

  《小康》:根据调查,职场人士的“睡不好”主要表现为起床后疲倦、多梦、睡不踏实、缺少深度睡眠和入睡困难。这些外在的表现能说明什么问题?

  史占彪:还是工作负荷和心理压力所致。解决方法是减负。入睡困难跟焦虑有关;睡时多梦跟神经衰弱有关;早醒跟抑郁有关。紧张不安、提心吊胆、焦虑、纠结、郁闷、无聊……这些现代人的通病都会导致睡不好。

睡眠专业医师少,睡眠研究落后

  《小康》:普通人如何判断自己的睡眠质量?

  陈彦方:早晨起来问自己四个问题:一是昨天我睡好了吗?二是,一觉醒来,昨天的疲劳恢复了吗?三是头脑清醒吗?四是,我对今天充满信心吗?

  普通人的失眠有两种:一是正常心理反应造成的,比如有人中彩票后突然睡不着;二是有些白领、官员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睡不好,这是比较长期的,多数属于亚健康。

  在医学上,衡量睡眠问题是否已经成为一种疾病有四个标准:一是症状标准:入睡困难,半小时内无法入睡;易醒;比平时早醒一小时以上;或自己对睡眠的质、量感到不满。二是严重标准:自己感到痛苦、感觉失眠明显影响了自己的社会功能。三是病程标准:每周至少三次失眠,持续一个月,就属于疾病。四是排除标准:不是由于其他疾病引起的睡眠问题。

  《小康》:很多人对睡眠问题有误解,认为只有睡不着才是睡眠问题。请问医学界对睡眠问题和睡眠疾病的区分?

  刘艳骄: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出现睡眠问题,这种睡眠问题并不等于睡眠疾病,出现睡眠问题的几率大概在40%~45%左右。从事行政管理的或者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大概有1/3左右都会出现严重的睡眠问题,甚至睡眠紊乱,很多人需要长期吃安眠药。

  《小康》:作为个人,如何为自己营造良好睡眠?已经出现问题的如何治疗才科学?

  陈彦方:良好的睡眠是身心健康的基石。医学实践证明,拥有健全的心态、强健的体魄、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及合理营养的膳食等,是营造良好睡眠的基本要素。

  一要学会睡子午觉,就是中午后最好小憩一会。二是晚上11点以前要睡觉,因为11点后人的内分泌等都会变化。三是建立、营造睡眠小环境,床就是用来睡觉的,不要在床上打游戏、工作等等。

  出现失眠问题后,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现在个人在出现失眠问题后滥用药物的情况比较严重。要正确使用药物,吃安定类药物要有医生的指导。

  失眠症的治疗应该是心理治疗结合躯体治疗,是内科、神经科、精神科等等科室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诊疗程序。

  《小康》:从宏观角度看,目前中国在睡眠研究领域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刘艳骄:我们国家的睡眠医学的专业医师太少,真正进行过系统培训的睡眠专业医师不足5000人,面对日益增长的睡眠障碍,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专业的睡眠医学科或睡眠中心。我们目前的睡眠中心,基本上都是医院自己搞的,现在基本上是这个科挂一点那个科挂一点,神经科、呼吸科、针灸科、中医科、心理科,都在看睡眠障碍。睡眠中心在中国是一个灰色地带。

  从学术的角度,中国比国际上落后10到20年,对睡眠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很少,面对国际上蓬勃发展的睡眠医学,有关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发挥学术组织的作用,积极开展睡眠医学专业医师的培训;科研管理机构要增加睡眠研究的科研经费;医政部门在开设睡眠医学科或者睡眠中心方面给予更多的帮助和政策支持。


2010~2011 中国生命小康指数:77.2

文|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2011年3月,《小康》杂志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我国“生命小康”进行了调查。经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处理,并参照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和大量社会信息,得出中国生命小康指数为77.2分,比上一年度增加1.1分。

  《小康》生命小康指数主要从居民健康满意度、居民健康水平、居民健康保障和措施等三个方面来衡量。其中,居民健康水平指标包括:平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被称为居民健康的“三大指标”;居民健康保障和措施指标包括: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每千人口医院卫生院床位、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等。

  本年度生命小康指数的特点为:

  1.居民健康满意度达63.2%,比上年度有所提高,但仍然较低。主要是因压力较大、工作时间较长以及睡眠不好引起。

  2.从衡量居民健康水平的“三大指标”看,平均预期寿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来看,逐年好转,甚至好于中等收入国家。201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3.5岁,比2000年提高2.1岁;2010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分别由2005年的47.7/10万、19.0‰下降到2010年的30.0/10万和13.1‰。

  3.居民健康保障和措施都有所改善。至2010年底,全国医疗机构数达92.7万个,比上年增加20171个;医疗机构床位数达478.7万张,比上年增加37.1万张;医疗机构卫生技术人员达560.9万人,比上年增加32.9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43206万人,比上年增加 3059万人;全国有267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6.3%,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提供的支持)

    • 权重 2005年度 2006年度 2007年度 2008年度 2009年度 2010年度 2011年度 2011年度增减
    • 居民健康满意度 30 58.1 55.0 56.7 56.9 59.8 62.4 63.2 0.8
    • 居民健康水平 40 91.3 92.4 90.1 90.4 91.0 91.2 91.3 0.1
    • 居民健康保障和措施 30 74.3 68.4 62.5 63.1 66.7 69.8 72.3 2.5
    • 中国生命小康指数 100 74.0 71.5 71.8 72.2 74.4 76.1 77.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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