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客观上促成一个超越国家边界限制的全球信息空间。在虚拟网络空间传递的各种信息，首先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其次是影响现实生活，还在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互动。虚拟世界的信息传递，可能引爆现实世界动荡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会激化、放大、加速抑或催化了原先就在现实世界已经存在的种种矛盾。

　　如何在变化中实现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中叶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的主要议题。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美国已故的著名学者亨廷顿提出，必须兼顾制度化发展与参与热情的平衡，必须注重消弥预期提升的速度与满足预期能力之间的鸿沟。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这种担忧越发重要。

　　当然，信息革命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真正的挑战在于“政府能力”：有效的政府不但可以应对挑战，而且还能借助信息技术获得远比过去更大更有效的影响力或权力；处于相反情况的政府，其权力则可能受到强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双重挤压，从而加速权力的流失。突尼斯、埃及、巴林、利比亚、约旦、叙利亚、也门、沙特、伊拉克等所有国家都面临粮价飙升、信息技术扩散、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的考验和挑战，但各自的应对能力、策略以及后果各不相同，但在应对来自网络空间的冲击时都很乏力。就应对的基本思路而言，以下三个问题可能是比较关键的：

　　首先，短期内，面对包括来自发达国家信息干涉在内的网络空间冲击，转型国家或许可以拦阻甚至切断网络空间的信息，一如埃及政府在2011年2月做的，但这种压制的代价一是付出经济成本，二是支付了因为信息不透明引发的政治与社会成本；三是如果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解决真正导致问题的社会原因，只能面临更加激烈的反弹，把更多的行为体从虚拟空间逼上街头。

　　其次，彻底的摊牌或者说原有秩序在短期内的迅速解体，并不能自发带来新秩序，不会自动解决原有的问题，更加不可能实现人类对某些价值的良好追求。利比亚的局势显示，彻底摊牌之后，冲突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就是个“三输”的局面。网络空间变身为更加直接和血腥的武装冲突，尽管看着没有某些战争游戏刺激，但宝贵的生命在这种冲突中会流逝。社会矛盾的真正解决，民众生活的实质性改善，幸福指数的提高，都必然而且只能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实现。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稳定”的内涵正逐渐从工业化时代基于科层制的“静态稳定”，向着网络时代的“动态稳定”演进。信息的高速流动，注定加剧人们的心理波动，设置足够有效地制度边界，确保变化的规范发生，将其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将成为考验各国政府能力的新问题。

　　第三，迅速发展的技术，在提升各类行为体行为能力的时刻，也呼唤着必要的自我克制。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个体，本能地凭借自身最大优势，追逐最大、最显著、最快的回报。这是基本的经济理性使然。但无数个体理性的叠加，最终出现了整体的无序状态，比如抢购日用品。显而易见的是，信息技术在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短期获得优势的行为体有滥用这种优势的内在冲动，“互联网自由”从一种“价值”变身某个国家的“战略”，又或者用某种特立独行来冲撞既存制度的不合理之处，都是这种诱惑和冲动下的产物。

　　这是个大时代，如狄更斯所说，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的年代。生逢其时，唯有激流勇进，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