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4月4日，北师大教授董藩发微博称，高学历者的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

　　微博声明：

• 那仅是对学生讲的励志的话，他们基本进商界。
• 学生四十岁时四千万估计只相当于今天几百万。
• 我可接受自己不富有但不能容忍学生贫困。
• 我学生素质较高但仍需鞭策。
• 我的财富观是富不傲穷，贫不妒富。

　　此言一出，立刻在微博上引起巨大争议。

贫穷对高学历者是“耻辱”？（郭之纯）

　　这条微博，相当于给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成功”标出了价码：赚够4000万。而且据其逻辑，达不到这一标准的高学历者，非但不成功，还都是“耻辱和失败”的。由此，这条微博不仅庸俗浅薄，更且暴力，因其透出了某些挑衅乃至羞辱的意味——挑衅清高者的尊严，羞辱知识分子的使命。

　　为什么要“高学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目的，有的为乐趣，有的为功利。从个人的意义上，无论“功利”与否都很正当，无可厚非。但从整体和社会的意义上，那些不太功利或者说“轻利重义”的知识分子，总是更值得尊重的。一个社会要想健康发展，总需要有些知识分子超脱个人利益，关注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古人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也许有些过于高蹈了，但必须要承认，这是知识分子的至高境界。

　　这并不是说要现在的知识分子还要追求颜回式的生活：“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现代社会，知识应该充分体现出其价值，知识分子完全有理由过上优裕的生活。然而，知识的价值未必非要值到“4000万”；更重要的是，没有赚到“4000万”的知识分子也不能承受“耻辱和失败”的嘲笑。

　　必须看到的是，公然以金钱的标准界定知识分子的成功与否，纵比历史，横比国际，都是不多见的。也许有人这样想，但敢于这样说的却未曾听闻，特别是出名的大学教授。可以说，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对知识的效用和知识分子的尊严都有着“很文化”的标准。

　　但是，对此事也许又不能只看作一场闹剧，一笑而过。此种言论的出现，或在昭示出知识分子分野的严重程度：比如就这位董藩，近年来就不断散布“房地产正在救中国”、“反对房地产复兴等于反人类”等言论，为抬高房价不遗余力地鼓吹，被部分网友冠以“人民公敌”的评价。

　　还有多少董藩一样的专家学者？还有多少道理还在被专家们胡说？这是此次董藩“微博门”给人们的警示。

“4000万身价”论是教育功利化的注脚（熊丙奇）

　　在社会普遍感觉大学精神迷失，以及教师师德风尚不在的背景下，董教授的言论遭遇板砖，是在意料之中。

　　在笔者看来，究竟是董教授的言论折射高等教育的功利，还是高等教育的功利让董教授的言论显得敏感，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如果在高等教育整体并不功利，各种富有个性的导师比比皆是的情形下，董教授的言论其实并没有什么出格——他作为一个导师，完全可以有自己的人才培养标准，人们也并不会担心他的这种言论，会导向所有导师都把自己的学生培养为非富即贵的“人才”，因为每个导师会有自己的要求。在董教授提出“4000万身价”论的同时，还有教授会要求学生不做出学问不来见我。

　　然而，现实中的高等教育，却是不健康的，并非多元，也无特色，导师制形同虚设。我们所见的是，所有大学办学定位趋同，学科设置相似，都追求“高大全”，而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在这样的高等教育环境下，教师功利、学生功利，学问不再被提及，大家对董教授的言论不安，其实是对功利的不安。可以说，董教授的话成为大学功利的注脚。

　　让董教授收回自己的话，再让其他教授也大谈师德，这并不能改变眼下我国大学教育功利化的现实。整体去除我国大学的功利化，才能让大学回归教育本位，也才能让大学的导师个性张扬。而功利化的根源，则是行政化。由于大学内部行政主导教育资源配置、教授没有充分的教育自主权和学术自主权，这使大学已无自身独特的灵魂，教师和学生普遍失去对教育和学术的追求。追求现实的利益，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进而，教育与学术成为牟利的工具。董教授与其他教授不同的，只是把这明确地说出来。而且，相对那些让学生“放羊”，只挂名领薪酬却不导学生，甚至把学生当“打工仔”盘剥的导师来说，他在现今还算是一个对学生负责的导师了。这也难怪，在无数板砖之中，有人为其叫好，认为这让大家看到教育的希望。

　　对于把中国大学教育问题，往往归结到行政化，有网友曾告诉我这是把“行政化”变为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不得不告诉网友的是，各种教育问题有自身的成因与具体表现形式，但行政化还真是大多数教育问题的源头，这个源头问题不解决，所有的教育问题都会纠缠不清，难以理出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