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垂髫之年即享大名的文苑新蕾，成长的道路上被赋予了太多的关注，这位荆楚才女最近引起人们注意不是因为文学，而是她致以母校的一封信。

　　水木清华，悠悠百载。这所中国最高学府即将迎来她的期颐寿诞，校庆自然是沉浸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蒋方舟却在这样的时刻发出了另类的声音。“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这番言辞不可谓不犀利，用她的话说，“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中国的大学如今已成为公众热衷关切和讨论的对象，从教育制度、大学精神到象牙塔里的各种 “八卦”，无不成为街头巷尾的谈资，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笔者看来，蒋方舟的信虽是写给清华的，却也是写给所有高校的。身为现行教育制度的产物，蒋方舟所描述的现象恐怕每个人都感同身受。

　　蒋方舟的言论不无稚嫩偏颇，但毕竟抛出了一个大课题，即大学的作用何为？随着高考扩招，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对提升国民素质无疑是件好事，可问题也随之而来。试问：我们为什么上大学？恐更多人回答：为高考而上大学，为求职而读大学。文凭以傍身，知识以立世，天经地义，无可指摘，但如果将求学目的止步于此则难免有视域狭隘之嫌。单纯传授谋生技能，大学则与专门技术学校无异，她的独特魅力在于精神的绽放、人格的锻造。大学阶段正是人生观、价值观定型时期，今日莘莘学子能否成为明朝国之干城，在漫漫人生旅途能否读好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取决于是否具备健康的人格。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际，曾告诫学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中国的读书人自古有许多瑰丽幻梦，“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学而优则仕有积极的一面，关键在于入仕动机是否纯正，为国家民众谋福祉者应当肯定，如为一己之私而做官则大大不可取。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今天不少大学生在学校里所参加的种种活动并非为了服务师生，“官本位”思想在很多青年心中根深蒂固，重禄位，轻学识，不是个别现象。某著名学府校长曾喟叹：现在的青年学者宁可当处长，也不愿当教授。言语中浸透着无尽悲凉。学术圣殿若沦为官僚训练营，那么，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大学，更不必奢谈世界一流。

　　近日，笔者就此事问教于清华大学，他们的回应倒颇令人欣慰。某负责人称，自己阅读了蒋的文章，对于她提出的问题，清华会进行反思。学生对学校有意见建议，对人生有多种感悟不是坏事，学校会认真对待并加以改进。听闻此言，相信很多人的心里为之释然，这才是一所名牌大学应有的风范和襟怀。清华以“厚德载物”为校训，梁任公云：所谓厚德载物，“盖惟有容人之量，宽厚犹大地之博”。蒋方舟的故事会在清华园里流播下去，因为大学，尤其名牌大学是要有性格、有回忆的，这里不只有授业解惑，也有思想交锋，更要有特立独行的奇人高士。陈平原君在著作中写道，“真正对大学传统起延续乃至拓展作用的，不是校长院长的训话，也不是校史馆里陈列的图片，或者校训校歌什么的，而是校园里广泛流传的大学故事。假如一所大学没有‘故事’可以流传，光靠那些硬邦邦的规章制度，那是很可怜的。”实至名归的一流大学不能只靠硬件单翼发展，作为另一翼的人文关怀同等重要，两者可相颉颃才能振翅高飞。一个要实现伟大复兴的民族，需要抬头仰望星空的人，毋忘大学有精神！

附：

蒋方舟给清华大学的一封信

发表于《看历史》2011年4月1日出刊

清华，你好！

　　和你的故事要从头说起，虽然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开头可言。2008年，我参加自主招生考试，被清华降分录取。夏天自己拎着大包小包来学校，报道的地点已经有媒体围追堵截，要求我畅想校园生活，我那时说“记录生活的日子结束，生活开始了。”——奋不顾身飞蛾扑火，有“时间开始了”的自我感动劲儿。

　　如今我已大三，却还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现在在学校还常常迷路，同学讨论的成绩与保研，我也大都一头雾水。嘟嘟囔囔对学校的不满却说了很多，拿人不手软，吃人不嘴短。时值百年校庆，我想说给学校的，也不是感恩与颂圣，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怨言。

　　因为身在学校，所以不能仅抱怨些片儿汤的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没了，就别再紧紧拽住时间的裙角嗫嚅呻吟；学术之不知礼之不存，也已经没有再捶胸顿足的必要；大师离去，微斯人吾谁与归。大势如此，学院当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别再长歌当哭了罢。

　　然而，除去以上这些，我对大学仍有抱怨，仍有不满，仍有震恐，仍有大惊小怪，仍有不情之请。

　　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喜欢拽着人聊政治。当然，大部分情况是我支离破碎地复述着我在网上看到、饭局上听到的只言片语，骇人听闻。我的同学们总是左顾右盼坐立难安，一副盼着人把他们解救走的样子，实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国就是这样的。”

　　我那时还觉得奇怪，二十出头正是对政治敏感的时期，即使是纯生理上也应有些喷张和兴奋，可他们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时，常常涌到我嘴边的话是：“你们到底在怕什么？”

　　现在我发现，他们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摸样。

　　陈冠中的小说《盛世》里有个叫做韦国的青年人，理想是进入中宣部，因为“一个国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质力量，还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会团结在一起。硬实力重要，软实力一样重要……我是学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项决策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配合依法治国的国家政策。”

　　韦国加入读书会，组织同学有系统的驳斥网上反动言论，举报反动网站，举报“危险”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丽领袖。 韦国说：“我今年已二十四岁。二十岁那年我做的十年计划，正一步步实现，但我不能自满。毛主席三十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个委员之一。这样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边就有韦国这样的年轻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谬。这也不难理解，北大清华的学子一路都是教育和体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着同一轨迹，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于是，大学成了掠夺政治资本的地方。

　　我曾经旁观过学校的干部们做事，与教育和世俗标准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过交道，他们毫无障碍地接受学校给予的一切价值观，自诩主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不怀疑；他们青出于蓝地运用官场技巧与规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有时，我看着他们滔滔不绝地在课堂、在会场说些“主流价值观”的话，心想：“他们真相信这些，真可怕。”过了一会儿，又打了个寒战：“他们其实并不相信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与成熟、愚昧与清醒、单纯与复杂、糊涂与揣着明白装糊涂，我无法分辨他们是哪一种，也无法分辨哪种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们就在那里。我的同学们，我的精英同学们，以后必然会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学术圈或者官僚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手握生杀大权。空气中有种紧张的成分，未来里藏着某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

　　百年校庆快到了，学校里大兴土木黄沙飞扬，新的大楼和建筑一天天显现规模，学术成果在日夜赶工，我刚路过操场，看到四千人规模的团体操在训练彩排。

　　百年建筑清华学堂去年年底在修缮过程中被烧，现在仍罩着绿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见脚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时清华“百日大武斗”中损毁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复痊愈了吧。记忆失，而永远不会复得。回顾既往岁月，将会把历史理直、理顺，甚至磨灭，下一个百年，又不知后人会怎样回忆起现世。

　　百年校庆快到了，逢此盛世，锦上添花的话也不缺我一个人来说，泼冷水却是我所擅长的。往小了说，“母校就是你每天骂八百遍，但不许别人骂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说，“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么，就此搁笔，是动情是矫情，就听收信人的吧。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蒋方舟
2010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