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众的税负与幸福感并不能成正比。当局需推动公共财政转型，通过税收制度，盘活市场，让民众真正富裕起来，感受幸福。

　　北京中央财经大学近日发布的中国税收风险研究报告再次引发外界对中国税收话题的关注，这项报告认为，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目前税负水平高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大口径宏观税负水平过高。

　　2010年8月，中国财政部官方网站发布数据显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之后，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认为，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分别达到31.5%、30.9%和32.2%。

　　而在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推出的“2009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从2008年的全球第五跃居第二，仅排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自2000年中国进入《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

　　除了《福布斯》把一个国家主要税种的税率相加得出数据被指不科学外，中国不同单位与研究机构出列的“宏观税负数据”的差距则是源于统计口径不同。据悉，中国计算宏观税负有小、中、大三种算法，小口径只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而大口径也就是全口径则计算政府的全部收入。

　　中国税负到底高还是低，这个话题已经争论多年，恐怕也难有定论，但评价税负高低的标准尚待厘清。

　　评价税负高低不仅要考虑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还要考虑财政开支的范围和效果。但一个现实是，中国的税收大多都用于经济建设，作为财政返还给民生比例不高。正如有媒体指出，目前，整个国民财富向政府倾斜，使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经济靠政府投资拉动。所谓拉动内需，变成了政府替国民花钱的局面。而国强民不富会加剧终端消费的不足，民众生活水平自然改善有限。

　　此外，在大多数国家，民众的财政负担主要是税收，非税负担比较小，中国则存在大量的非税财政负担——种种杂费林林总总。大陆央视近日调查指出，以北京市场的蔬菜西葫芦为例，从产地到市场，价格竟然翻了20倍。而进城的“最后一公里”费用要比从产地运出来的一千公里费用还要高出150％。最让人惊诧的还不在于中间的加价如此之多，而在于这个加价实际上并未悉数进到菜贩的口袋里，而是被搬运费、摊位费、保管费、高速公路收费、交警罚款等瓜分掉。尤其是后两项，数额之巨，有时弄得司机宁可不要车和货，也不想交罚款。

　　本报认为，高税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透明和配以相应的高福利。以北欧一些国家为例，他们的税率高达40%~50%，且税类繁多，但与此同时，其公民也享受着“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从教育资助、免费医疗、失业救济、老人照料、养老金支付、残疾人救助到单亲父母津贴、家庭和儿童保护等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因此，这些国家的民众大多乐于交税，因为税交出去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尽管这些国家表面上宏观税负高，但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高税负没带来“高痛苦指数”，而是带来了“国民幸福指数”。

　　反观中国，“上学难、看病难、高房价”仍是民众背上的三座大山。环境污染、贪污腐败屡见报端，“恶性车祸”、强拆考验着民众的神经。中国民众的税负与幸福感并不能成正比。

　　税收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引导或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速度。通过税收制度，盘活市场，让民众真正富裕起来，感受幸福，才是其中要义。因此，推动公共财政转型应成为政府首要考虑的问题。

　　2011年财政预算报告显示，今年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将达10022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保民生、减差距、压经费成为今年财政支出的重要落点，民生支出合计将占中央财政支出的2/3左右。这是美妙的落点，是华丽的转身，是公共服务不断充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