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科技水平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强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评价导向偏离、学术管理行政化、资源分配不公等问题仍未完全改善，对科技管理体制的讨论也日渐升温。走访一线研究人员和科技管理者，深入探讨科技体制尚未完全理顺的症结所在，以及进一步改革应如何入手、如何有效实施等问题。是为开篇。

　　“科学是贵族的游戏。”一位多年从事科技外交的科技管理者说。言外之意，从事科学活动的人若开展创新活动，前提是不能有衣食住行之忧。

　　就中国科技现状而言，国家对科技进步的需求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似乎更加迫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国家安全和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等等，未来的发展无一不有赖于科技的进步。但现实中，中国科技界的创新状态并不尽如人意，从事科学活动的个体、机构乃至大部队，大多处于谋生阶段，圆梦之旅刚刚起程。

研究人员：兴趣爱好兼顾生活质量

　　从中科院自动化所博士毕业后，李铭（化名）去了一家著名企业，收入比同龄人高出数倍。3年后，他回自动化所做助理研究员，收入降低了不少。“如果纯粹为了过日子，可以随便找到薪水比做研究高很多的工作，但总归难以割舍自己的科学情结，所以回来了。”他说。

　　中科院自动化所提供给他的待遇，若想在北京买房实际上也很困难，现在他租房住。

　　周涛（化名），中科院过程所副研究员，博士毕业后继续跟随导师做材料化学分析，每月工资8000元左右。“既然读了博士，对自己的专业自然是有兴趣的，但现在做研究仍处于谋生阶段，并没有自己的课题。”他说。

　　在中国的科研机构里，大量的研究工作由李铭、周涛这样的助研或副研完成。他们在研究员的课题组里帮助研究员带硕士或者博士，在最前沿开展具体科学或技术问题的探讨。他们不是“百人计划”，更不是“千人计划”，每月住房补助约1000元。因为没有住房，现阶段做科研主要为了谋生，但也算兼顾了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基本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所开展的项目是研究员指定的方向，不全是自己真正有兴趣的科学问题。

　　在科研机构，研究员与副研和助研显然不同。研究员有自己选定或申请的目标课题，95%以上是海归。他们之所以回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百人计划”或“千人计划”启动经费的支持下，可以组建自己的队伍，搭建自己的平台，开展自己有兴趣的科研活动。对于他们，筹措经费的困难不是很大。

　　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来，国家科研经费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他们除了可以从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教育部等不同部门争取研究经费之外，还可以从地方政府或企业争取横向经费。尽管不可能每次申请都能成功，但“东方不亮西方亮”，只要努力，经费基本不用发愁。他们愁的是要在发表SCI文章的同时，作出更理想的研究成果。

　　他们是目前中国科研机构中的挑大梁者，是主力科学家。他们都有在国外科研机构开展工作的经历，了解科学前沿，也懂得如何进行有效的研究，更知道怎样才能发表高水平论文。但他们现在只有1/3或稍多点的时间在科研一线，大部分时间在路上或空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组织九三学社对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他们“应付课题检查、各类评奖申请，占去大量时间；项目申报检查程序过于烦琐，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尽管研究经费不成问题，但拿到项目、争取经费仍然是主力科学家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科研经费多多益善，因为这是扩大队伍、把事情做大的基本前提。

　　对于他们，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杨星科有这样一种感觉：就现阶段中国而言，绝大部分科研人员，还是为了工资和饭碗而必须有一份工作，以期解决家庭的基本生活问题，或者使物质生活更美好。即便是海归，例外的也不多。近年来，中国实施“百人计划”等引进大批人员，提高了整体科研水平，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以生存为第一目的。

　　杨星科说：“因为与他们讨论回国问题时，必先谈条件。这些条件不仅仅是科研条件，还有太太的工作问题、孩子上学的安排等等。很少有人提出，只须保证科研平台的建设。”

　　“很多博士生被问及为何考研时，有80%的学生回答‘为了找工作’，而非为了科学。很少有学生是因为对科学事业的追求而选择读博士。”杨星科补充说。

　　“反观西方，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第一目的并不是生存。”

　　杨星科反问：开展科学活动，若没有科学价值观，而是以生存为第一目的，其创造性如何发挥？他认为，在科研队伍中，如果超过1/3的人都在为生存而做科研，动力显然不足。

　　对此，中科院基因组所党委书记、常务副所长杨卫平发表文章指出，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削弱对真理的热爱；对功利的追求会诱惑我们减少必要的认知成本，进而损害理性实证的复杂过程；对功利的追求，可能使我们放下必要的批判武器而屈从于权威和权贵。

科研机构：招新人顾老人暗中瞄准大目标

　　“科学、民主、爱国、奉献”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的主题词；“志存高远，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务实创新”是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的要求；“国家的声学所，国际的科学家”是中科院声学所的奋斗目标；“敬业、团结、求实、创新”是中科院过程研究所勉励同仁的口号……

　　如今，不论走进哪一家中国科研机构，都能看到很好的科学理念树立在门前或大厅最醒目的地方。这让人们首先产生一种感觉：这里有一批虔诚的科学寻梦人。

　　若深入这些机构，负责人可能会告诉你，他们压力很大。

　　对于新引进的人才，并非每一位研究员年年都能出新成果。“每到年底，我们会召集业务骨干，讨论如何写年终总结，如何描述团队的‘创新成就’。这些内容，只是为了应对上面的考核和检查，与研究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每个小组的进展肯定不一样，有的需要很多年才能有一些进展，有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积累，才可能出现好的结果。但考核每年都有，研究所要帮助研究小组过考核关，找出几条让人听起来感觉不错的内容。自然，这些内容也会纳入研究所向上级汇报的内容。”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所所长说。

　　考量研究所的指标有哪些？除了人们熟悉的论文数量及其影响因子外，还有专利、合作研究项目、争取的科研经费等等，而且经费分为系统内和系统外，得分并不一样，但都在计算之列。最后，总分共计，体现其研究机构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这位领导说：“我们并不愿意这样做，但上级管理部门就这样考核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

　　他还介绍，有很聪明的课题负责人，在申请项目时就会讨论，预报好一年或几年后基本应对未来考核的指标或者所谓的“创新成就”。他们的事先预计，有的结果还真不会有太大偏差。

　　“在我们所，有的课题组如果争取到足够项目和经费，研究员会瞄准重大科学问题，让学生一点点探究，同时会部署一些短期内就能写出文章的课题。此外，若有机会和能力，还会部署一些很快能在市场上见到经济效益的课题。这样，既能在预定时间内向有关部门交账，也能在未来某个节点上获得突破，同时不耽误自己在经济上更上一层楼。因此，有研究者在承担国家科研任务的同时，也能建立起高科技公司。当然，一切会遵循法律法规。”他补充说。

　　就科研机构而言，领导的压力还不止这些，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国内或国际同类型研究机构的竞争。

　　“我们所准备招进的一位海归，谈好了来所里任职，结果他回国转了一圈，有另外一家机构给他提供了更好的待遇。除了承诺给他生活补助外，还能提供更多的科研平台和建设资金。一个优秀的人才，可以推进一个学科的发展。可我们经常没有办法解决这类问题。”

　　这位所长诉苦道：“如果我们吸引不了高水平的人才，不能组织更好的队伍，自然也不能建设更先进的研究平台，研究所过去的优势就会慢慢消失。现在科技发展速度很快，不论哪个领域，其变化速度不易预料，有的领域几个月就会出现新成果。若某些研究同时起步，不能争取快速出成果，就被甩下了。如果人家先发表了文章，你不论实验多快，即便论文写作没有跟上，所耗费的大量人力物力也失去了价值。课题组长们心里根本不敢松懈，每天都尽可能阅读最新的专业杂志。”

　　除了研究工作需要快速推进外，研究所离退休人员也经常会来找领导。

　　“现在国家政策上给离退休人员涨工资开了些口子，他们过去对研究所也确实有贡献。但国家财政预算中，每一笔钱都有用途，并没有给研究所提供这笔给老人提高待遇的钱。怎么办？我们很为难，不知道从哪里找钱来弥补这个缺口。如果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会每天坐在你办公室谈话，你什么也干不了。”

　　然而，在应对各种局面的同时，有些机构的研究人员会自发性组织起来采取一致行动，瞄准某个大科学问题开展研究。如在中科院微生物所，有若干研究人员同时在不同角度围绕T细胞工作，希望从免疫学角度弄清癌症形成机理；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也有若干研究小组在不同点位围绕肝炎展开研究，期待摘除中国肝炎大国的帽子。毕竟，作为科学人，他们渴望实现美丽的科学梦想。

国家态势：管理政策迷茫但科研能力迅速增强

　　基于种种诉求，中国科学在政府层面得到了高度重视，具体表现在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有很多科学家和管理者甚至说：“现在做科学，钱已经不是问题了。”那么，问题是什么呢？

　　国家对科学的管理，更多表现出长官意志和浓厚的行政色彩。对于这种管理方式，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李真真课题组给予了深入研究。

　　她表示，科技管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的绩效管理；二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管理。但在中国现行科技管理体制中，两种不同功能的管理严重失衡，表现在政府管理的强势与科学共同体管理的弱势，并且政府管理的强势并非表现在绩效管理方面，而是替代科学共同体的管理。这是一种政府管理上的“错位”现象。

　　其结果，是政府对科学的管理迷失在掌控项目的深渊里，而非制定有效政策和措施推进科学发展。

　　面对仍有问题的管理体制，科研工作者呼吁改革管理体制的同时，更多地在思索如何解决国家或科学前沿的重大科学问题。他们懂得，若想立足科学谋生，必须首先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必须作出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一位中科院领导近日介绍，经过实施13年的知识创新工程，在国家的支持下，中科院进行了一次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主要做了3件事：对科研队伍进行了重组，改变了由“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局面；对科研平台、科学家办公条件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对科研布局进行了调整和优化。

　　他说：“未来10年，中科院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现有基础上，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建立先导性科技专项，继续发挥中科院在国家的引领作用；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建立不同类型的交叉科学中心，以期作出重大科技成果，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