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市场不断扩张、公民出境人数不断增多，中国人在海外面临的安全威胁也明显增加。当中国公民出门在外，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中国能否成为他们强大的后盾？

非常时刻撤侨护侨，常态保护“死角”仍存

　　中国公民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活跃的身影在引来多方关注的同时, 风险性也在同步增加。近年来，海外的中国人几乎遭遇了所有类型的安全事件，包括政治动荡、种族冲突、恐怖袭击、自然灾害、刑事案件、交通事故等等。据外交部的统计数据，2009年中国公民的出境人数突破5000万人次，当年外交部参与处理的各类领事保护案件更高达3万余起。

　　至今持续的中东乱局中，政府在初期就迅速从埃及、利比亚撤出了愿意撤出的几乎所有侨民。非常时刻，政府的撤侨护侨行为确实体现了一个新兴大国的实力。但不得不指出，在海外中国人权益保护方面，尤其在那些不那么轰轰烈烈的时候、地方，至今还存在许多疏漏、死角。不少海外华人及其家庭对此啧有烦言，甚至有人说“祖国在我心中，却偏偏不在身边”。

两版《领事保护指南》仍缺乏“寻常的关怀”

　　针对海外中国公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的确曾长期欠缺。第一部专门法规《中国领事保护指南》于2004年初颁布实施，这份简短的指南主要集中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上，且局限于“通报信息”的层面，虽提到“提供有关协助”但语焉不详。

　　2007年中国外交部出台了新的《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新版更像是华侨海外生活的应急备忘录，新款第三部分第2条“可以在驻在国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为您撤离危险地区提供咨询和必要的协助”，明确指出了“撤侨”和协助义务。

　　尽管如此，新版《指南》仍存在不少缺憾，如对未建交国侨民利益如何保护，缺乏具文交代，但重应急、轻日常的特点依然存在。对于海外华侨而言，重大事件时的保护固然关系重大，寻常的关怀同样意义深远。

中国官僚思维下，权益保护并非“以人为本”

　　中国外交系统的格言是“外事无小事”，驻外各级外交官的活动有严格纪律，这在客观上潜移默化形成了一种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保守工作作风。具体到领事保护领域，就是可做可不做的尽量不做，可管可不管的尽量不管。尽管有规章可循，但轻重缓急的分寸，却要由具体的经办人员去把握。

　　碰上政变、内战等非常事件，有关人员较有紧迫感，加上这类事件上级有关方面往往会频发指示，甚至成立专门班子主抓，效率通常较高，甚至屡屡创出令外国惊叹的“中国效率”；对于那些寻常时间发生的、侵害中国籍当事人利益，却没有太大“动静”的事，有关人员往往会产生放松心理，甚至变成拨一拨动一动的算盘珠。

　　殊不知“外事无小事”，海外华人权益保护同样无小事，一起案件的不公平裁决，或某个小社区的辱华风波，对使领馆而言，是国内连“简报”都上不去的小事，但对当事人而言，却是不折不扣的大事。这种因惯性思维产生的落差，往往会在不经意间，令华侨产生对领事保护的不信任感。

“不干涉内政”、“入乡随俗”令侨民在他乡有苦难言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一贯秉承“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立场，强调海外华侨、华人“入乡随俗”。但“不干涉别国内政”并不意味着对别国明显针对华裔的歧视性政策、措施无动于衷，“入乡随俗”也不等于明明受到歧视、排挤甚至暴力对待，也要委曲求全，不能向“娘家”诉苦、求助。华侨不论新侨、老侨，只要未加入外国国籍，就仍是中国公民，理应受到中国政府的依法保护，但在“入乡随俗”的惯性思维下，某些时候，这种本应理直气壮的保护、支持，却变得吞吞吐吐。

　　在某些使领馆和个别外交人员心目中，来使馆求保护、讨说法是“哭闹”，替华侨出头，向当地政府和有关方面交涉是“生事”，积极性不高，态度生硬，国内可以听见动静的“大事”尚能得到重视，反之则不免敷衍。

重官方轻民间、重侨社侨领轻个体

　　中国外交风格的另外两大惯性是“重官方轻民间”、“重侨社侨领轻个体”，遇事喜欢走官方渠道，喜欢通过侨社、侨领“抓点带面”。然而如今中国在海外企业、侨民的结构变得更复杂，既有国家机构、国企人员，也有民间人士；既有老侨也有新侨；不少侨民自己是中国公民，但子女却出生在当地，是驻在国公民……“官对官”固然挂一漏万，以老侨为主的侨社、侨领，也越来越缺乏在华侨中的代表性、覆盖率。

“先问曲直、再谈保护”令侨民心寒

　　海外侨民最常遇到的麻烦就是法律纠纷，国际惯例是“先讲保护，后问曲直”，因为是非曲直是法律层面的事，而海外侨民的领事保护，则是其祖国理应履行的外交义务。在欧美、甚至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都曾有过先无条件要人、等涉案海外公民回国后再依法追究的先例。与之相比，中国有关部门往往囿于“先问谁有错”的思维定势，仿佛有错的海外公民就不是中国公民，或者不弄清责任就不能提供领事保护，这种过时的思维定势往往令海外领事保护不周到、不及时，也容易让海外公民感到不满和寒心。

海外劳工侵权缺乏预警

　　中国如今已是劳务输出大国，在一些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承揽了许多大型项目，雇佣着上百乃至上千的中国劳工，还有的中国籍劳工则根据劳务输出合同，在外国企业工作。这些企业中有不少采用了封闭、半封闭式的管理，语言不通、人地两生，加上层层转包和野蛮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海外劳工成侵权的“重灾区”，而使领馆和驻外机构对于这类现象却缺乏有效预警、监控手段，往往事先毫无察觉，一出事就是大事。

　　2006年，法国《世界报》报道称中国纺织工人在罗马尼亚遭资方24小时监控，并被关在工厂里，位于罗马尼亚东部城市巴考的Sonoma-Wear公司有4名中国工人逃离工厂，此事受到罗马尼亚媒体大幅报道。同年，山东省泗水县的曹洪光及其兄弟曹卫星在山东、河北、辽宁非法招聘了约200名劳务人员赴赤几从事建筑和修路等工作，这些劳工没有中方管理人员，侵权事件频发，后被中方解救。

“海外个体户”信息难掌握

　　随着中国的逐步开放，以各种方式出国谋生的私人也变得多起来，他们中许多人是“海外个体户”，居住分散，没有“单位”，也很少参加当地侨团，不大到使领馆“串门”，有关机构很难掌握他们的情况、动向，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这些华侨是最虚弱、最需要保护的一群，且同样是极易引发纠纷的一群，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甚至可能引发重大事件。如近年来在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地，都发生过华侨与当地小商贩群殴、当地有关部门或商会驱逐中国商户等事件，由于信息掌握困难，领事保护的启动往往会缓不应急。

非法出境的“黑人”也应受到保护

　　在一些发达国家，生活着不少中国籍“黑人”——偷渡客。他们是非法出境、非法在当地居住，对中国使领馆和当地政府都采取有意回避的态度，以免被发现、遣返。但这些人同样是中国公民，他们的正当权益同样应得到保护。但实际上，一方面“黑人”本身对使领馆有戒惧心态，另一方面，使领馆对这些人情况掌握有限，观念上也难免与正当居留的侨民区“另眼相看”，往往会影响领事保护的效果。能否对这部分特殊侨民给予法律范畴内的领事保护，是对一个国家领事保护能力、乃至文明程度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