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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之子陈小鲁: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作者:采写/徐绥之 黄晓一;编辑/陈晓彬 米鹤都 | 2011/6/20 12:30:43 | 浏览:3240 | 评论: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

  陈小鲁,陈毅元帅之子,1946年7月生于山东,文革前为北京第八中学1966届高中毕业生。文革初,他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于是1968年4月被周恩来送到部队监护锻炼。一年半后,因表现优异被准予入伍,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解放军第39军244团政治处主任。1976年调入总参二部,后任驻英武官助理、副武官。1985年任北京国际战略问题研究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参加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翌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1992年以上校军衔转业,以后,任(海南)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现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我真不知道父亲是做什么的

  我1946年出生在山东,最早类似“潜意识”的印象,是坐在船上去大连。那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时候,部队就把我们一批家属海路转移到了当时苏联红军控制下的大连。在华东野战军打下济南后,我们才回到山东。

  我四岁的时候,家搬到了上海,我被送进宋庆龄办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幼儿园。那时我的脾气很倔,不愿去幼儿园。不管大人用什么办法,我就是不吃饭,又哭又闹,居然在幼儿园绝食了三天!最后,幼儿园把我退回去了。她们说,你们家这孩子,我们实在管不了,太倔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现在好像是家宾馆。我印象中,父亲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到中午吃饭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当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我6岁进了上海南洋模范小学,那是所一流的学校,但不是干部子弟学校,当时上海就那么几个共产党干部,所以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学校。我那个班的同学大多是1945年出生的,我比人家都小一岁,个子儿也小,所以在学校里,我属于那种“跟屁虫”。在外面和同学玩,我只能跟着别人后面乱跑。一、二年级时,因为在家里学了点儿东西,我功课还好。三、四年级以后,爱打乒乓球,爱下围棋,整天就想这些,学习就差些了。

  我家是1955年搬到北京的,先住在东交民巷新八号。在那里和罗荣桓、贺龙、张鼎丞住邻居。我起初上的是北京育英学校,大家都住校。我感到和同学们一起玩,特别痛快,特别是星期天。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有生活老师管。父母在外地工作的同学大概十几个人,星期天阿姨放假,他们就撒欢儿了。我小时候虽然不愿意上幼儿园,但这时我却特别喜欢住校,星期六也不愿回家,周末整个校园就成了我们这些不回家学生的天下了。有一次,我有一个月都没回家。母亲不高兴了,说:这孩子怎么老不回家呀?这不行。在育英上了一年之后,母亲就把我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走读。

  在育英学校时,人家问:“你爸是干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爸叫陈毅,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到了实验一小,同学们有的说,我爸爸是司令,他爸爸是部长。在家里,父母从不跟我们讲什么职务、级别这些事儿。我就觉得他也是个“干部”吧,在政府工作。后来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父亲是外交部长、副总理,是个大干部。我记得很清楚,在第一实验小学毕业时填表,班主任才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他说:“哎呀,我根本没想到,你是陈老总的儿子呀!”

  实验一小里有一些干部子弟,但我不大和他们在一起。我经常到小胡同里串悠,和一帮平民子弟们一起玩,也到人家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邀请过同学到我们家去玩过,因为我知道这会很麻烦。

  我从小就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这可能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围棋这些。八岁开始学围棋,但不是父亲教的,是我自己看别人下棋学会的。读古文方面,父亲有时管一管,把我抓过来,看看书法,要我背诵古诗词什么的。

◇中南海的日子

  1958年我家搬到了“海里”(指中南海)。我们家是在怀仁堂西侧的一个夹道内,这里据说原来是宦官还是宫女住的,叫庆云堂。这个夹道内有四家。第一家是李富春,他家门的朝向和怀仁堂平行,那个院是标准的四合院,差不多有十来间房子,大约八百平方米吧。正房有七间,比较宽,侧房也有个五间吧。他家侧面是个夹道,我们都走这个夹道。这个夹道第二家是侧面开门,是谭震林家。第三家就是邓小平家,第四家是我们家。我们这四家住得比较近。怀仁堂后边原来是林伯渠住,怀仁堂的东侧是董必武、陈伯达家。

  中南海里面分三个区,我们住的这片叫乙区,然后走西门。甲区是毛主席、杨尚昆他们住,中央办公厅在甲区,刘少奇原来也在甲区住。林伯渠去世后刘少奇搬到他那去了。甲区和乙区之间是有岗哨的,好像是甲区可以到乙区,乙区可以到丙区。乙区到甲区要经过登记手续。我当时很规矩,就在乙区和丙区活动。中南海有两个游泳池,据说是毛主席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的。一个室内的和一个室外的。丙区是国务院机关,周总理的西花厅在丙区,还有普通干部住在里面,文化革命中就全给清出去了。

  那时候中南海很热闹。夏天的环境很好,可以划船,可以游泳。,一般人中午12点以后可以去游泳,游到一点半就离开,因为两点钟要上班。毛主席在北京时,一点半后肯定来游泳。他有一个专用的更衣棚子。换了衣服,就下水游泳。一些小一点的孩子们一点半上来以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故意磨蹭,这样就可以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看到这些小孩子们,有时就会招呼:“你们都来游啊!”毛主席说了,谁还敢管?小孩们喊着,“毛爷爷好”!就纷纷跳下水。那时我年纪稍大一点了,比较自觉,不会这样做。冬天,中海结冰了,会铺溜冰场,还有人管理,就在离北海大桥不远的地方,我们就在上面滑冰。

  丙区有个紫光阁,边上是国务院小礼堂,经常放电影。原来放电影,一是甲区有个电影厅,给主席看,有时候我们也去看。后来我们主要是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比如像“冰山上来客”等我都是在那里看的。当时童小鹏也住中南海,他不但爱摄影,自己还有个小的8毫米电影放映机。他有些二战的片子,二战那个大海战等,他有时也放电影。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要买票,一般都是外边公演的。偶尔放一些内部电影,但不让我们小孩看。门口会挂个小黑板,只准成年人看,小孩不得入内,那就属于内部电影了。我们看到那个牌子就自觉不去了。有次,童小鹏的儿子不满意了,他就自己写个牌子:今日电影大人不准入内。好多干部都在看,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在那放他的小电影,不准大人入内,很搞笑。

  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1〕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8341部队的各个中队。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8341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现在的三米线左右,出手就有。你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住到“海里”以后,有时就能见到毛主席了,但大多是离得远远的。因为中南海里有规矩,孩子们不能干扰领导人的工作。当时就是遇到刘少奇、周恩来这些领导人,这种场合我一般也都不问不说,规矩挺大的。中南海的生活环境一开始还比较宽松,有些院里的孩子,可以带同学进海里来玩,登记一下就行。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没有,因为父母交待了,觉得是中央重地嘛,所以我从来没有带任何同学进去。当然住中南海里面各家的孩子经常是串来串去的,这个人家也不管。孩子们相处得都还可以,一般不怎么打架,比较和谐。那里的生活就是大人管大人,小孩自己管自己。原来呢,领导人之间也还互相往来,后来共产党内部情况也是有点紧张,就不太往来了。一般来讲,他们之间也不是经常串门,工作忙嘛,另外估计也是串门怕串出问题、惹麻烦。像我父亲在的时候,一般只带我们到总理那儿串串门,散散步,他们工作关系比较多。

◇政治启蒙

  住到中南海那年,我上初中,进的是北京四中。也就是那一年,我有点开窍了,关心政治了。

  那时小孩子们讲的“政治”,一个是国际大事,另一个就是党史。当时整个中国在搞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大炼钢铁等。学校给学生们开设了政治课,还经常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政治课讲“一大二公”、讲共产主义,还以“解放台湾”为题开展过课堂辩论。我当时发不了言,只有听的份儿。四中是干部子弟扎堆儿的学校。对这些政治问题感兴趣的、参加辩论的多数是干部子弟,不少干部子弟那时候就比较有政治意识了。比如林立果〔2〕,只比我大一岁,可好像什么都知道,林彪似乎有意让他看中央文件。他也愿意对我们说,就是这帮子干部子弟,在政治上启蒙了我。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姓王的同学,也只比我大一岁,却可称作是我的政治启蒙老师了。他给我讲了很多事,现在我还记得两件事。一件事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下面有个手枪队,谁要不听他的话,他就让手枪队枪毙谁。我听了后,觉得不可思议:不都是共产党,不都是红军吗?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另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好,如何如何……当时我也不太懂,听了后,又对另外一些同学说了。结果立刻被一个同学抓住:“好,你反苏!我去告老师。”当时中苏的分歧还没有公开化,社会上还在讲中苏友好。“反苏”就等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呀,是严重的政治罪名。这把我吓得够呛,有好几天,都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啊,以为自己“犯大错误”了。那时起,我就明白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虽然都是朋友,但是和这帮朋友说的话,那帮朋友可能理解不了;那群朋友说的话,这群朋友可能不爱听。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说说而已。

  初二那年,我得了肝炎,后来又得了肾炎,休了两年学。因为老治不好,父亲挺着急,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华东医院去治。华东医院是高干医院,住院的都是军长、市委书记这类人。他们也知道我是陈毅的儿子,聊天时也不避讳我。经常听他们聊天,也算是另一种政治“启蒙”吧。我记得有人讲到批判彭德怀,那人讲:彭德怀是军阀作风,然后指着我说,他老爸是马列主义作风。我当时听听也就过去了。彭德怀是谁?不大知道。后来知道了有彭德怀“反党集团”这么回事儿,但是他怎么反党,还是弄不清楚。不过我也不问父亲。一是他从小就告诉我们:“我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多问。”所以我们养成了这个习惯,自觉地不去问。第二个呢,是怕讲错了,可能父亲挨训。

  记得有一次他问我们几个孩子:最近中央决定,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了,让刘少奇当,你们学校传达了吗?你们有什么想法啊?我大哥接茬说,感觉“比较突然”。父亲有点不高兴,说:“怎么突然啊?少奇同志很早参加革命,也是党的领袖嘛!”

  所以对父亲,我从来不提问题,也不主动说。他要问我什么,我能搪塞就搪塞过去,这样就给他留下一个迟钝的印象。他说,昊苏〔3〕文采比较好,老三(我排行老三)比较迟钝,但是比较忠厚。这是他对我的评价。父亲对我们子女有规定,他写的诗词,我们可以看。但文件,我们不能碰。偶尔听到父母之间谈工作,不能插嘴问。父亲经常说,父母在家里说的话,你们即使听到了,也不能到外面去乱说。我父亲从来不把党内的事情跟我们讲,讲党史都很少,有时候他跟我妈妈有一些交流,就说你们出去吧。

  不过偶尔听到父亲在家里讲过的一些话,却对我后来影响很大。当时中国开始批判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排除异己”的时候,父亲有一次说,毛主席讲:苏联党内矛盾比较大,我们党比较团结,没有苏联的那种情况。当时我印象很深,到了文化革命中,这实际成为我怀疑运动的依据了。

  父亲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是“我是我、你是你”,别有什么优越感。他常对我说,你生活、学习的条件这么好,都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你不能有优越感。另一个就是告诫我:“一将功成万骨枯”,意思是讲:他的功劳来自于人民、来自于党,不是他一个人的,是多少人的牺牲换来的。今天做大官,不能忘掉老百姓,不能忘掉牺牲的战友,子女更不能以父母的地位去自居。还有一层意思:他确实不赞成子女长大从政,从不在政治上刻意培养我们。他要我们学科学技术,要有一技之长。我哥哥昊苏当时想考文科他就没同意,所以昊苏考的是理科。

  父亲反复强调不能有优越感,就是因为干部子弟容易有优越感,因为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父亲的官比别人大,他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他可能有自然红的思想。我父亲反对这个。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经过多年熏陶,对我的人生观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总的说,我在少年时代,头脑里人人平等、工作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概念非常强。长大后,和我接触过的大多数人,都觉得我没有什么“干部子弟”的优越感。老师同学都说,不知道你家庭背景的人,根本就不觉得你是干部子弟。记得休学期间,我在家看古文,看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它一下子就进入我的脑瓜了。我觉得这话太有道理了,和父亲平时教导我的这一套相一致。从那时起,我就逐渐把这句话作为做人的信条了。

◇文革前的学潮

  1963年,我高中上了八中。八中学生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干部子弟,三分之一知识分子子弟,三分之一是当时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工农子弟少。干部子弟,家庭里的学习条件优越;知识分子家的孩子家教好;而那些出身不好的子弟处于社会底层,受到歧视,没有别的出路,只好刻苦学习。所以要考入八中的分数都很高。我从四中来的,但考八中时,分数还是稍差了一点,是“照顾”进去的。那时可能只有像我这样的才能得到这种“照顾”吧,父亲太有名了,我的分数就差一点点,学校说,那就让他进来吧。

  到了高中,我开始真正关心政治了。1965年,社会上正搞“四清”运动。社会上各种渠道都在向我们灌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这些东西。当时在“四、六、八中”〔4〕,还因此闹过一次学潮。

  那年,毛主席和王海容、毛远新的谈话中,批评了当时的教育制度,其中还把学校领导和老师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谈话也许是被有意地记录下来,并流传到社会上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处于心理逆反期,肯定和学校、和老师有些矛盾。来自最高权威的说法,正好迎合了我们的逆反心理。

  当时的中学生已经不是小绵羊了,像我们班闹得都出名了,常做一些出格的事。那时,冬天教室都靠生火炉子取暖。我们教室在二楼,有的同学蔫坏,把一个挖煤用的铁勺子,放在炉子上烧烫了,再用绳子把铁勺子从楼上沿窗口吊下去,一会儿提起来、一会儿吊下去。楼下是老师的办公室,靠窗户边的年轻老师,看见窗外勺子一会儿下来,一会儿上去的,他也好奇,就伸手去抓,结果烫得他“哇”地叫起来。老师气得不得了,但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上来责问,那同学们会说:“没人让你去抓煤勺子呀。”

  还有一次,学校的团总支书记给我们班讲团课。大家都在认真听讲,有位同学就不睬,埋头做作业。老师不高兴了:“我在讲课,你不要乱写了!”这个同学说,“你讲你的团课,我写我的作业,我又不是团员。”把老师顶得够呛。老师怎甘示弱:“你不愿意听,可以出去嘛!”同学回答得更绝:“这是我的教室,我为什么要出去?”噎得老师一下没话可说。

  那年中学“四清”在四中试点。当时,四中学生在知道了毛主席谈话内容后,就闹起来了。无非是认为校领导贯彻“阶级路线”不彻底,干部子弟觉得受压制。八中有同学了解后,也在私下串联开会。那时八中高三⑷班团支部组织批判一个家庭出身不太好,平常有点特立独行的学生。那个学生认为推动个人进步有“两台发动机”,一台是个人成名成家,另一台是为革命而学,两台发动机都要,可以跑得更快。于是,大家就批判他是“白专道路”、“反动学生”。学校党支部当然不同意批判学生,这样双方就产生矛盾。于是高三⑷班团支部就向各班干部子弟求援。大家都表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开始在学校里贴大字报,批评校领导。我还专门去找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他的孩子是我原来的同学,也住在中南海里。张际春对我说:“四清”你们可以搞嘛,但要有部署地搞。你们年轻人,学校有问题,要帮助解决。对此我感到鼓舞。

  当时我觉得,学校对我们这些干部子弟是有些压制,对高三⑷班团支部也表示支持。我们班的干部子弟们,还提出了“为什么陈小鲁不能入团”的问题。大家认为我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可为什么就是不发展我入团。这时,团支部就发展了我,而且马上就让我当了团支部书记。

  我主持团支部后,曾经正式做过一个决议。“决议”认为,我们班出身不好的同学,表现都很好,没有高三⑷班那种出身不好、表现“反动”的学生。在我的主张下,我们团支部还很快发展了一个表现很好、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入团。对我来讲,实际就有了双重标准:在学校层面,我很“左”,支持高三⑷班团支部,认为那个学生是“反动学生”;在我们本班,并不认为出身不好有什么问题。

  后来,北京市委把我们这些学生头儿都召了去,市委副书记万里讲了话。他说,要“内外有别”,不要写大字报,学生还是要读书的。讲完话,学校方面很高兴。之后,学校召开发展新党员的支部大会,就把我们学生中的团支部书记也都叫去参加。会上严厉批评了几个积极要求入党的学生,他们因参与了写大字报和闹事,都做了检讨,“归顺”了。实际上我明白,党课就是讲给我们听的。因为那几个学生已经是“顺民”了,而我们这帮人,还不大顺溜,学校其实是对着我们来的。我们不是党员,又没有发言权,只能坐那儿老老实实地被训,当“陪绑”的。我听了当然不舒服,也有口气。

  干部子弟那时有点先知先觉,因为他们掌握的信息量比较大,比如说主席对毛远新讲话,与王海蓉的讲话,对教育制度的批判,首先是在干部子弟里传起来的,普通同学就得不到这个信息了。这就激发干部子弟去思考,或者是对现实进行批判。因为这个讲话矛头很明显是对现实教育制度的批判,什么“要考三分”啊,这跟我们常规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干部子弟讲培养革命接班人,认为我们自然就是接班人,谁接班也没我们接班好,有这种优越的思想。还有,他们觉得学校当时的阶级政策是“重在表现”,并没有完全实行阶级路线首先强调的“有成份论”。事实上,应该说政策还是有倾斜的,文革前中学入党的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团员干部多数也是干部子弟,但是总觉得不够。干部子弟还有个特点,互相之间串得比较厉害。父母是战友,子女往来就多些,大家一串知道的情况就更多了。这样,文化革命一开始他们当然就是急先锋了。

  转眼就到了1966年,我也上了高三。社会上阶级斗争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先是批判什么“三家村”〔5〕,很快又批判“四家店”〔6〕,越来越紧张了。到6月份,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了,学校停课,国家宣布取消高考。一宣布不高考了,全班同学都高兴得不得了,把书都扔了。

◇文革是场窝里斗

  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后,全国就乱了。一次在家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们谈过一次。他说,“文化革命来势汹汹啊!你们学校怎么样了?”我说,学校停课了。他说,这个斗争很复杂,你们要把握住自己。他还说:“外交部的事,你不要管,有人找你,你也不要管,不要问,不要介入进去。你学校的事,我也管不了,也不要跟我说”。这样,我们就算“划清界线”了。当时我觉得这样挺好。所以,后来我所有的行为,跟父亲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向他报告过,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这些事情。

  文化革命开始,我就搬到学校去住了,有时连周末也不回家。后来,我母亲去工作组了,我父亲在外交部也“着火”了,大家都在“运动”中,交流很少。对外交部的运动,我从来不问,有意识地不问,“避嫌”,免得被人抓到,将来出什么事。那时候,对党内斗争问题,我是比较谨慎的。他们也是这样。

  我们八中的运动是从前任校长的事情开始的。他原来是解放军少校,大约在1960年转业到八中,担任党支部书记。他把部队那套“三八作风”带进了八中,要学生们像士兵一样操练。当时是经济困难时期,学生普遍营养不足,要减轻负担。学校的其他领导因此批评了他,后来他调到六中去当校长了,但他始终对这个事情不满意。八中也有一些老师支持他,对八中后来的领导不太满意。

  文革一开始,就有人把这件事翻出来了,认为老校长代表解放军的作风,受到“修正主义黑线”的压制。另外一件事,就是前面说的“高三⑷事件”。北京市委成黑线了,万里他们的讲话,肯定就是“黑话”了。大字报也就一下子贴满了校园。6月9日,又有大字报揭发说,学校有一个工友因生活艰难而卖血,那在当时是非常“煽情”的。大家觉得学校领导不关心工人的死活,没有一点阶级感情,完全是资产阶级!学生就自发地开大会揪斗了学校领导,会场上,学生情绪都非常激动。

  不久,团中央的工作组就来了,控制了局面,并把我还有另外两个同学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并宣布校领导靠边站,检讨。我从一开始就是个学生领袖,还专门给老师们训过话。我说,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后来这也成为学生运动的一句名言。工作组主政的那段时间,整天就是开会,要求结合八中的实际学习报纸上的社论,很枯燥。大家谁也不知道运动该怎么搞下去,工作组也没谱,一天天混日子。

  7月29日,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那一次我在现场,而且离主席台特别近,印象也特别深。那天,毛主席本来没有出席大会。在刘少奇讲话中间,毛主席突然从后台走出来了。他走过刘少奇身边时,刘转身想跟他打招呼,毛主席根本没理他,可以说看都没有看刘一眼,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觉得,不大对头啊!我以前见到的这些领导人碰面时,都不会这样呀。过了几天,有人对我说:出事了!毛主席写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刘少奇可能够呛。

  当时我就觉得,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很团结吗?现在怎么不团结了?我还想到,彭真,罗瑞卿都曾经得到重用啊。有一次在北戴河游泳,罗瑞卿还教训我们说:“你们这一代人,很幸福啊。可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大国沙文主义呀,要搞国际主义”。怎么他们一下就被打倒了?可是中央讲了,他们是反革命,那他们肯定是反革命。可我也“眼见为实”啊,与他们接触过,他们不像反革命啊,真搞不清楚!

  当时我还听说,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还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并让张洁清阿姨〔7〕在地下爬。我一听,心里特别难受。文化革命,“造反”就是这样吗?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这些人家里的关系也是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的。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我真的没法理解,可能是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觉在里头。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对文化革命产生不好的感觉,就是四中的干部子弟之间的矛盾。那是7月29日大会之前,因为我原来是四中的,有不少熟人。我跑到四中去串联,听说他们正在开会,我就去听听。我进去以后发现,四中的干部子弟学生分成了两派,在吵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看到他们对峙,我特别难受。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怎么就闹起来了?自己跟自己斗,朋友和朋友斗,这还有什么前途啊?那天我一宿睡不着,想得特别多。我觉得,这不对呀,这么闹下去,好像就是窝里斗。

◇主席说:陈小鲁不提倡打人

  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会议,等于宣布了撤销工作组。之后,各学校大多模仿巴黎公社原则选举“校文革”,来领导学校的运动。八中选举校文革是工作组撤了后,由我们几个学生领袖组织的。

  我以前当团支部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干,心中有数。可在工作组干了一段以后,就觉得这文化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心里很虚。所以我不想进校文革,可选举的结果,我得了1100多张票,差20多票就满票了。那时的青年人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也是众望所归。大家选你了,没办法,只得干。

  进入8月份以后,红卫兵兴起。八中也有些同学成立了红卫兵,还有的同学宣布“解散共青团”。当时我组织观念挺强。我想,红卫兵是什么啊?三个人一组织就成立了,入团可是宣过誓的。红卫兵要取代共青团,那也得党中央说了算啊!我对他们说,不要胡来,你们要退团就退团,我是不退团的。

  接着,红卫兵打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我不同意这样的口号,也没参加红卫兵。很多同学也都不满意,记得有一次学校开大会,高三的一个同学,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将军。他上台讲话时,下面有人喊:“报出身”!他故意说:“反革命”!说完,就把麦克风扔掉了,表示对这种极端化的抗议。当时全场人都呆了。

  对于对联,我劝他们用毛主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替代那个对联。因为同意对联的,有不少是朋友,我不愿意和他们正面冲突。反正用毛主席的诗总不会有错的,谁也说不出什么,同时我也表明了态度,这是讲策略吧。后来,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我也没去,因为我不是那种“积极分子”,也没人通知我参加。

  不过,有件事对我影响特别大,使我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变化。那是“8•18”之后,北京市排斥外地学生来北京串联,规定外地学生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外地学生来北京后,没地方住,没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乱了。于是周总理召集了一个会,有铁道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政府的头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领袖参加。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等都参加了。总理讲,请红卫兵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决定的。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红卫兵和旅客混在一块儿,北京站很乱。红卫兵抢占了列车。旅客花钱买了票,走不了,意见很大。

  说到这儿,总理去接个紧急电话。我当时不知深浅,就跟铁道部的领导说:这件事好办,北京有那么多火车站,专门指定一个车站给红卫兵,把他们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铁道部的那个领导说,“这不行,你们不懂,很复杂的。”然后说了一大通技术上的事。我也就不说话了。一会儿,总理回来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嘛。这么多车站嘛,让旅客单独走一个车站。你们为什么就不做?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铁道部的领导态度立刻就变了,说:“是,是,可以。”我当时不懂人情世故,就觉得,我的意见和总理是一样的啊!总理说出来,你们就满嘴的“是,是,是。”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么多理由,为什么不跟总理讲呀?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啊?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总理接着又训我们了,说外地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来?我们说,“就地闹革命”嘛。他说,人家是来“取经”的,你们再不开校门,我就下命令“打开中南海接待外地学生!”听总理这么一说,我当场就给当时在八中管广播、管联络的同学打电话,赶快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不然总理就要把中南海打开。这样,北京的学校开始接待外地学生了,他们的食宿就有安排了。

  在校文革期间,我曾发起组织了一场“四、六、八中”都参加的批判会。当时,我觉得搞运动,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既然以前工作组在的时候不批教育部门的领导,我就挑头组织一次批判北京教育局的书记张文松和教育局局长李晨,还有学校党支部书记的批判会。我提出后,四中、六中都同意。会场定在中山公园里的音乐堂。然后我到教育局,找那里的群众组织邀他们一起开大会。

  开会时,我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我不是主持人。批判会,就是组织人发言,发言后就该结束了。可突然一群学生冲上主席台,痛打那些书记们,打得他们头破血流啊!我没办法,挡不住的,赶快说,“停下!把他们‘踏倒’在地!”然后就举起红卫兵的旗子,喊口号,这样就不打了嘛。后来听说,以前在八中当过校长的温寒江,后来在教育局工作,当时是五六十岁的老头了,那天也被八中高一年级的几个学生押着,从八中一路小跑到音乐堂,一路还用皮带打他。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讲了句话“要武嘛!”这句话真是要命啊!在这个“要武”出来之前,我们还可以控制住局势,因为《十六条》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这个“要武”出来以后,我们就没法管了。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主席有意提倡,可能随口说说而已。但是对于普通学生来讲可不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就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对我来讲,文革是我的第一次社会实践。我有错误,我斗争校领导肯定是错误的,我主持开会批判北京市主管教育的领导肯定是错误的,而且在这个会上他们都挨了打。因为我控制不住这个局面。我想象的就是批判一下,大不了喊喊口号,但是直接拿皮带打就失控了。这次会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感觉很不好,决心以后再不挑头搞这种事了。

  红卫兵“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的一个人家发现了反动的东西,我就跟着一个同学跑过去。一看,确实是有一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是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倒是觉得他挺可怜的,将来生活怎么办呀?那天,我感觉很不好。从那以后,我再不参加抄家了。学校里的武斗什么的,我都没参加。学生们在学校里斗老师,我也坚决反对。有个老师后来对我讲,当年他在学校挨斗,我在旁边站着,有人给他戴高帽子,我就给摘掉。斗完了,赶紧就把他带回教研室。他非常感激,说,要不是当时我在,他不定要挨多少打。看到当时学生随便打人的情形,我对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觉得很迷茫。

  我虽然公开反对打人,但那时我真管不住。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打人,也别在我面前打。我也没有办法,守不住啊!包括八中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自杀,也是那样。有一帮学生打人,打得不像话了。我说,你们不要打他,“让他回去反省”。我们专门把那个楼看起来,不让人进,怕出事。最后还是出事了。我当校文革主任的任内,八中也死了不少人啊,自杀的,打死的都有。后来没人追究我,是因为当时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反对打人。

  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后,我父亲告诉我: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

◇发起成立“西纠”

  八月份,“天下大乱”。红卫兵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前开大会、游行,把那条街改名为“反修路”。八中也有人参加,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总理讲了:中学红卫兵是一盘散沙,不知道谁是头儿,找不着头儿,也管不起来,有些精神也传不下去。总理意思是,主持这次“更名”活动的红卫兵联络站不能解散,是不是可以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八中的红卫兵就说,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学校有头儿。他们回来就告诉我了。

  从这个信息里,我觉得,现在太乱了,中央找不到头绪,也着急。那我们就根据《十六条》说的,“自己教育自己”嘛。红卫兵自身的缺点、错误,也要有人来管呀。别人不管,也管不了,但自己应该管一管自己。有人说,你成立的组织管得了别人吗?我说,咱们可以串联呀。我就去找四中、六中的朋友商量,提出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每个学校红卫兵组织,抽出十几个优秀的人,做纠察队队员,管理好自己的学校,再组成一个联合的指挥部,来统一调度。为什么是“西城纠察队”呢?因为我的想法是,我们“四、六、八中”都是在西城区,我们最好只管好自己眼皮子底下的事儿,海淀的、东城的,太大了我们管不了。结果我们一拍即合,马上就召开了一个西城区各校红卫兵组织都参加的会。

  1966年8月25日,“西纠”成立,马上就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西单商场来人了,说你们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卖“米老鼠”奶糖呀?有红卫兵来商场说“米老鼠”是“四旧”,不能卖,要封存起来。天这么热,糖都化了,国家财产受损失啊。我说,那你们换个包装呀。他们说,奶糖都是一块块用糖纸包起来的,怎么能一块块地换呢?最后,我说,这样子吧,我给你们发个“布告”,宣布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你们可以把现有的存货卖掉。以后,你们就别再进货了了。

  成立“西纠”,我没有后台。这件事父亲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早就约定划清界限了。当时,八中一些同学曾跑到外交部去“造反”,说外交部副部长们搞“封、资、修”什么的。我父亲自出面解释,并保证将来把处理结果告诉他们。父亲最后问:“怎么跟你们联系啊?”“你告诉陈小鲁就行了。”父亲没有反应过来,就问他们,“陈小鲁是谁啊?”“陈小鲁是你的儿子,你不知道?”他们回来,就和我开玩笑:你是不是假的呀?你爸爸说不认识你?

  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因为上天安门大家都穿“制式服装”,我没有,只好借来一套军装穿上。我还弄了几个编有号码的“西纠”臂章。1号准备给毛主席,2号给林彪,我这个发起人自己戴了个3号,没给总理准备。

  我刚上了天安门,下面就出事了。那一次,毛主席先坐车到广场转一圈,然后回到天安门城楼。回到金水桥的时候,一个鞍山的学生,要见毛主席,就扑倒在毛主席车下。一下子就把车队逼停了,群众都向毛主席的车挤去,很危险。不知道谁说,你们红卫兵还不赶快去维持秩序啊?一帮西纠的人就解下皮带,当着毛主席的面就打挤上来学生。据说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当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见了他们在打人。我估计那件事的结果,让毛主席对“西纠”印象很不好。后来还有不少红卫兵,有“西纠”的,在天安门底下闹,说要“揪黑手”,说卫戍区的有关人员失职,把毛主席困在金水桥上了。这么一闹,大会组织者控制不住局面了,让我下去做工作。结果我在天安门上根本就没见到毛主席。

  “西纠”是我发起成立,是要纠察红卫兵的,但那时我根本没参加过红卫兵。不过大家都以为我是当然的红卫兵。发起成立“西纠”靠的是我在学校里的威信。但是成立以后呢,我在“西纠”的总部里只呆了一天,以后就再没去那里了。四中的同学就成为主要负责人了,在那里主政。我比较随和,也自觉地不管什么事了。有一次,叶帅、谢富治等来西纠驻地视察,我也没去。那时“西纠”与总理那里保持着密切联系,总理、叶帅都很支持西纠的事。

  这之后,我在北京火车站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秩序。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之后,因为北京站比较宽敞,就决定把北京站拿出来专门走红卫兵专列。当时所有的外地红卫兵都在车站广场上,然后打一个牌子,只写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各地红卫兵就在牌子后面站队候车。我们主要是跟北京铁路局配合工作,负责维持秩序,因为上面就怕外地的红卫兵冲击车站,那就乱了。这时乘警什么的都不行了,没人听。有北京红卫兵的西城纠察队守在那,还有点威信,外地红卫兵就不敢冲进去。

  我们那一路是三四百人吧,是各个学校来的,都不认识,反正组织起来大家一块干就是了。我们就在北京车站室内大厅睡地铺,然后分配轮流把守各个门。北京车站正门上面有一个平台,平台上搭了个临时指挥部,可以看到广场的整个情况。然后根据排队的状况,去哪个地方的人差不多够一车了,当场就下指令,说去哪里的到几站台。就把这个队伍带过去,上车以后车就开走了。当然在后台有一个铁路的调度,我们说广场上去哪里的人很多了,他们就马上安排去那里的专列。来北京的人下车就走了,不会在车站停留,主要是往回送的人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紧张的时候我们几夜没睡,困了就躺一躺,起来就调度。我主要任务就是调度红卫兵,把红卫兵纠察队这个轮流值班安排好。维持好秩序,不要发生挤伤人、踩死人的现象。我在的那段时间,受伤的可能有,还没有发生死人的事情。

  我当时在北京站也看到一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当时我心里也挺难受,也没办法。这些人被扫地出门了,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呀。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我还想象过,我要遇到这样处境,会怎么样啊?

◇西纠二三事

  “西纠”成立之前,八中红卫兵取缔了民主党派,这事儿是我挑头干的。“破四旧”中,红卫兵到处发“通令”,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发通令“破”掉。我们也不能无所事事啊,就琢磨,搞点什么呢?于是就想起民主党派来了。我们先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主席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有“前提条件”的:一个是共产党政策没有错误——那是肯定的了;第二个就是民主党派必须“接受改造”——我们可以说它不接受改造啊。于是,前提条件不存在了,我们就写个通令,要这些民主党派解散。通令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块凑的。

  后来我看到米鹤都写的《聚焦红卫兵》,书里记述了事件的过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商量过,觉得这个事可以干,就发了通令,要求民主党派3天,也就是72小时内解散。发完通令,就把这事忘了。还没到72个小时呢,民主党派机关的群众组织就来电话问,期限到了,你们怎么办?我就说,收大印。他们说,那好,我们来车接你们。当时收印的时候,我没去,别人去的,八个大印全部收回来了。

  大概过了一两天,我在中南海见到李富春。我回家时,从他家的门前经过。他正走出来,把我叫住,问:解散民主党派,是不是你们八中干的?我说是。老头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就擅自作主?我们党、我们中央,对民主党派有统战政策,你们知道不知道?他批了我一顿。我说,那怎么办?我们把大印都收回来了,再还给他们吗?老头半晌才说:“你们以后做事,要多动动脑筋,不要轻举妄动!”

  文革后那位派车接我们的民主党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当年我们发了通令以后,民主党派非常紧张,不知怎么办好。后来总理知道后出个主意,就是“先发制人”,先“缴枪投降”。投降了,红卫兵就不会再找麻烦了,民主党派就保护起来了。事情真相可能就是这样。

  1966年9月,我出去串联了。回到北京,“西纠”总部的人来找我,说他们也要去串联,但“十一”要有活动。我说,那我来负责这个活动吧。“十一”的庆祝活动是白天游行,晚上在天安门广场联欢。我们的任务是在金水桥前组织红卫兵纠察队,维持秩序。那次我也和东纠的、海纠的红卫兵头头联系过。大家都同意,这次就由西纠挑头全部负责,以后如果需要,几个区的纠察队再联合行动。

  当时西纠调动了500多人,来自西城区的50多所中学。大家在六中集合时乱哄哄的一大片,别人都束手无策了。我就拿起麦克风,喊:请各校红卫兵带队的人到前面来。来了以后,我根据他们报告的人数,把这500多人编成了5个方队。每队推选出带队的人。这样,这个队伍就算组织起来了。然后,我带队来到公安部的一个礼堂,和卫戍区的一个师长联合调度。他先讲话,政治动员,提要求。他讲了45分钟,大家听得都不耐烦了。然后,让我讲话。我就喊了三个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这帮学生“轰”地一下情绪就起来了,热烈鼓掌。那个师长没想到,动员就这么简单,一下就把大家调动起来了,直说:“向红卫兵小将学习”。然后我就带着队伍来到在金水桥前,任务完成得很圆满。

◇困惑和迷惘

  11月份以后,风向就很明显了,中央已经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觉得比较迷茫,而且那个时候揪斗我父亲也开始了。一个朋友告诉我,谢富治嘱咐自己的儿子,他是四中的红卫兵,以后不要到“西纠”那里去了。听了这个以后,我就明白了,上面对“西纠”不满意了。我们成立的时候,给我们又送车、又送东西,“西纠”的办公地点都是中央给的,领导还去驻地去看望,没几天又不满意了。于是我产生了为“西纠”善后的想法。

  我召集西纠的人说,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坚持下去,可能比较困难,因为中央也不太支持了,而且里面的矛盾也很大。“西纠”面临三个选择:一是“散摊儿”;二是“倒旗”,三是对着干。我用的是“散摊儿”这个词,不是解散。不过,“散摊儿”心有不甘,我没做错事,干吗解散?顶着干,风险太大,上面不支持了嘛。我主张“倒旗”,就是停止办公。纠察队本来就是大家集合起来的,我现在停止办公,但是随时都可以树旗再干,卷土重来。但是,这时“西纠”又换了一茬人主政,他们不干,说,你们这帮人当“官”过了瘾了,我们还没干过,我们还得干呢!结果西纠停止办公的想法没有实现。

  “西纠”的作用,从我的想法来讲,就是当时红卫兵有点出格了,打人呀抄家呀,中央怎么认为我不知道,至少我认为已经出格了。所以我们组织起来,红卫兵要自己教育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它在整顿社会秩序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吧,它是斗争的产物,以后变成斗争的工具。那时,造反派冲击这个部、那个部,西纠都出去制止嘛,这才引起和三司、中央文革的矛盾。当然这个作用有多大也不一定,只不过是我们这一群小青年在文化革命中的一个实践,这里头也可能有对左倾路线的抑制或者是抗争,但是西纠本身也有人打人啊,后来取缔西纠就是因为六中搞了一个集中营之类的,实际上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文化革命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联动”的事,我是知道的,但跟我没什么关系,没有参与。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我们去了大山子那里的738厂,我当时用的名字是“陈卫东”。我们在那儿劳动了一段时间。也是在那儿,听到了谣言。有一天突然听工人们讲:哎,昨天晚上出事了!公安部把陈小鲁抓走了。

  当时关于我的谣言特别多。这可能主要跟我父亲有关。因为中央这些领导人里,我父亲性格爽直,爱“放炮”。大概是在1967年1月,父亲也当我面发过脾气,我记得特别清楚。父亲有次对我说,现在社会这么乱,陶铸是中央常委嘛,是四号人物,说打倒就打倒了,连我都不知道!共产党还有没有组织原则啊?说倒就倒?

  当时,社会上有“两个俱乐部”的说法,说陈毅在这两个俱乐部之间联络。我父亲是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一定是在国务院这边开会听到些“天下大乱”之类,然后到军委那边会上讲一讲。军委也受到了压力,所以他到国务院这边,可能就跟谭老板〔8〕他们又讲一讲。

  1967年“二月逆流”,他又首当其冲,几个老帅的讲话中,他讲的比较多,而且敢讲些实话,当然人家附会的东西也比较多。陈老总的威望比较高,他的谣言也就多,那么他的儿子也会如何如何。另外,也有人打着我的旗号,到处去惹事。

◇销毁黑材料

  1967年的三月份,学校就军训、复课闹革命了。接着,红卫兵分成“四三”、“四四”两派。我们学校“四四派”红卫兵,是我组织起来的。这次我参加了,但是后来又退出了。我说,为了你们的安全,我退出,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毕竟比较大,别连累你们。正因为这样,军训团对我就比较信任,让我当了军训团的政治保卫组组长。

  文革初期,因为工作组、校文革整了一些老师和同学们的“材料”,这时群众闹得很厉害。我原来是校文革的负责人,所以人家说这些材料是我整的。我解释,我参加校文革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已经在那儿了。不过大家可以一起开个会,我建议把那些材料,就是所谓的揭发材料烧了。当时有几个老师挺激进的,要求公布这些“黑”材料。这些材料我都没看过,但是据说有些是涉及什么“生活问题”的,还有秘密揭发的材料。这些东西拿出去,不就乱了嘛!所以我也急了,我说,你们代表谁?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所有人讲这个话?他们就蔫了。有人就说,他不代表我们!我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负责保存,然后公开销毁。这件事最后处理得让这些老师同学都感到满意。

  我还记得有个事儿:大概是大串联的时候,师大女附中的一个女生来找我。我跟她讲到林立果、毛远新。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这么年轻,没有什么实践经验,将来还是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没想到,她都写到日记里面去了,而且还写上是陈小鲁说的,并在他们的名字上打了X。后来,这日记被人家抄出来,她被打成了“反革命”。女附中的人就跑来调查陈小鲁。谁知我就是保卫组组长,我往那儿一坐,一报名,他们一听就傻了!看看我没什么事,他们就走了。估计是各学校军训团之间有一些交流,而我和我们学校的军训团关系很好。所以以后也没找我的麻烦。

  军训团来后,就面临春雨季节。当时,学校房顶多年失修,要漏雨,但又没有工人修。军训团长很着急,说怎么办啊?我说,好办,我们自己干。我就找了几个同学爬上房去,干了一天,把漏雨的瓦全都换了。换完了以后,军训团团长感动得恨不能流泪,他说:“红卫兵小将真好啊!”他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家庭背景,但他没想到,高干子弟居然也能干这个。他说,你们适合去部队,将来当兵去吧!

◇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

  1968年,总理真的送我当兵去了。送我当兵,一方面是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是监管起来,免得我出事。因为在外面,实在是谣言太多了。我属于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二月逆流”过后不久,有个朋友,是个干部子弟,他跟我讲,你们老爷子这次够呛。我说,我不知道,因为父亲没给我讲,我也没问过。朋友说,你好自为之吧。这时,我每星期六都回家,主要看看父母还在不在,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需要给我们交代的事。那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大上班了,平常就在家里呆着。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有没有人找你谈话?我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后来他才告诉我,总理那两天跟他讲,关于小鲁谣言很多,你们俩互相影响。所以总理说要把我送到部队去。其实,我跟我父亲互相之间没什么联系。我父亲可能跟他讲了,说我住在学校,星期六才回家。

  4月14号是个星期日,我刚回到家里,总理就把我找去谈话。他首先就问:你有没有“联动”思想?我说,我有。总理很高兴,说:你很坦率。你应该到部队去,到工农兵当中去,要去和工农“结合”。你父亲现在犯了错误,你们不要互相影响。总理还强调:“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我心里说,不是总理个人意见,还有谁呀,就是毛主席的意见呗!总理还问了一些事,包括什么我携款到香港去啊,什么我杀了人的事儿啦。我说,对我的安排我坚决服从,但是这些事儿我都没干过,都是谣言,我希望中央做一些调查。总理说,我没有时间调查,所以安排你到部队去,如果表现好,你可以在那里成长起来,如果表现得不好,我们就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谈话中,总理对我父亲也有些批评,这些话我回家后都没跟父亲讲,怕增加父亲的负担。第二天,总理的卫士长杨德中就把我送到39军去了。不过在这样的误解中离开北京,还是心有不甘,我给八中的同学留了一个条子,写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我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16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19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

◇从监管到入党

  我刚到部队的感觉,就像到了天尽头了。坐火车到沟帮子,从沟帮子再坐汽车,后来干脆都成了土道。视野所见,只是一片泛着白的、长着野蒿子的大碱滩。团部也只是一些平房,有些连队还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团一共只有10辆卡车,两辆吉普,那时候“战备”,只能让一辆车动,其他车只能定期保养保养。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多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100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14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200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1970年3月8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就在这之前,我妹妹要入党的时候,人家就问她:你对你父亲什么态度啊?你对“二月逆流”什么态度呀?这些怎么回答呀?这等于逼着你得批判你父亲。所以我们部队还比较好。我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军史和野史

  我们连是39军115师344团3营7连。7连是在大比武时“突出政治”出的名。大比武中很多人作假,比如从全连各班挑出来的尖子凑成一个班,那比什么成绩都要好很多。当时的指导员比较正派,不搞弄虚作假,在部队威信挺高。他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把连里的炊事兵、号兵、通讯员这些后勤兵组织起来,参加大比武。大比武的时候他不出众,但后来一突出政治、批判单纯军事化思想,翻过来他就是“硕果仅存”的了,成为突出政治的典型。

  那时候部队以军为单位讲军史。我们军长讲39军的军史,是从红15军团开始,第一任徐海东,第二任刘志丹,第三任黄克诚……,先说一遍我们的历任军长,到当时的朱军长,也不知道是第九任还是第十任了。他数完了说,哎呀,“好”的不多了,都“打倒”了,“现在好的就剩吴法宪了”。其实吴法宪只当过政治委员,还不是军长,听着挺寒心的。

  讲完概况后,就要讲一些战斗英雄。我们团最出名的叫赵旺,是一个“孤胆英雄”。他这个人就像农村讲的二愣子,有点缺心眼,一打仗老睡觉。抗美援朝中,我们连有次守一个山头,前面山头还有一个连。晚上大家在“猫耳洞”里睡觉,后来紧急集合撤退。没有灯,也不能出声,大家就是掏洞子,摸到一个洞子里的战士,抓起来,摇一摇,把他摇醒,拉起来就走。到他这儿,一掏,摇一摇,这小子没醒。大军撤了,他还在那儿睡觉。我们连撤得快了点,前面的连还没撤出来,美国鬼子就已经占领了我们连的阵地,把前面连队的后路切断了。赵旺这时醒了,一看不对啊,隐隐约约的光线下有钢盔,是美国鬼子!他拿起枪,乒乒乓乓就打。其实就他一个人,可美国佬也不知道有多少人,黑灯瞎火的怕中埋伏,就撤了。前面那个连队一听打起来了,加紧往后冲,就这一会儿工夫撤出来了。

  两个山头挨着很近,那个连的指导员撤出来说,山上还有我们的人,就带着通讯员跑到山根底下接应。赵旺打了一阵,美国兵一听,哎,没多少人!就又往上冲。这下赵旺就招架不住了,抱着枪从山上滚下来了,正好被那个指导员接住了。回来,他就成英雄了。因为没他,那个连就被敌人切断了,肯定完了。那时领导当然不是这么讲,讲的是赵旺如何是“孤胆英雄”。散了会,就有老兵叫我们:“过来过来,给你们再讲讲”,其实是这么怎么回事儿。我记住的,就是这个老兵说的。领导讲的是写在军史上的,老兵讲的是口口相传的口述史。

  赵旺回国以后,就被提为干部。他没文化,不能带兵,就专门派文化教员教他,可教也教不会。有记者问他:“你怎么这么英勇啊?”“那怎么了?我不打他,他还不打我呀”。记者问他,你身后有什么?“山呀”。山后有什么?“还是山呀”。记者是想让他说身后是“祖国”,他就说不出来。后来派他去北京参加志愿军英模会。开完会了是宴会,他还跟毛主席碰了杯。回部队后,军长特别问他:“你见到了毛主席了吗?毛主席怎么样?”“毛主席呀,好胖啊!”他六十年代转业了,他从来没有以英雄自居,就是种地。这就是真实的中国农民,中国士兵,中国社会的中坚。

  我们还有一个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个号兵,外号叫“吹破天”。军长不让他转业,说英雄全转业了哪行,“传统”哪去了?他当时是连队的号兵,这个连队全部打光了,他也没有弹药了。他就藏着。鬼子冲到前沿了,他突然就站起来吹号,“哒哒哒”一吹。美国鬼子知道这是中国的冲锋号,突然一下子,吓坏了,马上就退了。愣是一个号就把一个连的敌人给“吹”下去了。吹下去以后,没打呀。鬼子跑了半天,觉得不对,“共军虚张声势”!又上来了,而就这几分钟,我们的后续部队占领了山头,鬼子刚快到山顶,一顿子弹打下来,美国鬼子就又下去了。就是这么一点点时间,否则,如果是美国人占了山头,我们在山底下,那不知道死多少人才能夺回来。多有戏剧性,但这就是真事。

  这些英雄和老兵都很有特点。我对他们都很尊重,听这些经历,就是传统教育呀。

◇一死何须万岁泪

  部队都是搞正面教育,就是讲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二月逆流”的事是团政委亲自传达的。传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家的事。毛主席讲得很严厉,但是政委在我们连传达,就比较委婉,讲得轻描淡写:“‘二月逆流’嘛,就是几个老同志犯错误,也不是什么大错误,就是发发牢骚,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所以就放炮嘛。”“这些老同志经过革命锻炼,还是能够改正错误的。毛主席说了嘛,‘他们说一说也是可以的’”。

  后来,1971年传达“庐山会议”〔9〕,当时有个“二陈合流”的说法。政委传达的时候就说了一句:“陈老总爱放炮,他跟陈伯达不一样,他一点火就着。”据说别的部队传达,这两次讲得都比较严厉。我这人容易安于现状,即使在“监管”期间,觉得能够到部队锻炼,内心感觉也挺好。我也没有提心吊胆,因为我自信没犯什么事。当时我最关心的还是父亲,当时规定不让我通信,只能在报上看父亲活动的报道。终于在1971年五一节,他又上天安门了。这是大好消息,我就放心了。批就批吧,能出来,那就说明他没倒。

  突然有一天,连长告我:军区首长通知,让你赶快回家。等我到了北京,因为一直被隔绝,三年未通音信,我都不知道家是不是还在中南海?我就先去中南海的小南门,报了名字,问:我们家还在这儿吗?他们说,你父亲还在老地方住,你还走西门。这样,我到了西门,我父亲的秘书出来接我,说,哎呀,指导员回来了。我说,什么指导员?他说,听说你都当了指导员了嘛。我说,没有啊,你看我的军衣,两个兜儿啊〔10〕。

  后来听父亲讲,才知道是怎么回事。1971年初开批陈整风会的时候,父亲见到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就问了一句,“陈司令啊,我一个儿子还在你那儿当兵呢,怎么样啊?”“哎,表现很好啊,现在已经提干部了,当指导员了。”“他三年没有消息了,没有回过家。”“哎,我立刻让他回家。”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让我回家。实际上我探亲的时候,父亲已经发现是癌症了,1970年10月动的手术。他想见见我。

  我回来以后,跟父亲讲起当时我们团传达“二月逆流”的问题和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他挺受感动。但是,我大哥他们带给他的消息,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负面的多。后来,父亲跟母亲讲了一句话:“小鲁可能知道很多东西,但是不跟我们讲,他怕我们伤心。”我当时对父亲,确实是只讲比较好听的。不过实际上,我们部队批“二月逆流”,态度也确实很好,我也是非常受感动。

  后来父亲又见到陈锡联,说,我儿子回来了,谢谢你啊。不过他还是战士嘛,没有提干部呀。陈锡联反应快,连忙说,噢,还没提?报告我已经批了啊,可能还需要一些手续。他回去打电话就问军里,陈小鲁的工作,你们怎么考虑的?就不能好好安排一下?怎么搞的?这样,不久就给我提了排长,一两个月后就当了副指导员,等于是陈锡联下了命令的。

  不久,林彪就出事了。“十一”以后,一个排长收到家信。他把信给我看了,信里说:“你还不赶快回来?你们国防部长都跑了!”这是我最早得到的关于“9•13”事件的消息。我们39军是四野的主力部队,号称林彪的“三只虎”之一。当时我有一个思想疙瘩没有解开,林彪都副主席、接班人了,他为什么还反毛泽东?他干嘛呀?吃饱了撑的?实际上,以前“四野”的干部可能都有所疑虑,但是不敢说。最后说他是因为等不及了,想“抢班夺权”。但是这还是不足以服人。

  也就是那时候,对毛主席的怀疑,也慢慢大了。父亲去世时,毛主席去参加了追悼会,当时毛主席哭了。对此我很感动,但也有点儿想法。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因为林彪事件一出,大家很明确了嘛,林彪才是你信任的人啊。

  我当时写了一首诗:“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何须万岁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生平应无愧”。

  这个牢骚诗我没敢发表。“何须万岁泪”,当时太那个什么了,所以改成“何须万人泪”了。后来,赵朴初去看我母亲,也看了我的诗。朴老说,这个诗写得不错,但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叫“何须”呢?我说,那就改成“难得”吧。他说好,就改成“难得万人泪”。后来这首诗就改成了“一死难得万人泪”。

◇部队生活

  我真正接触工农兵,就是在部队这个时候。当时觉得部队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特别在危急时刻,都能够顶得上。有一次辽河决堤了,我们团去堵口子。平常干活的时候,当兵的扛着锹在水里干,当官的都是指指划划、溜溜达达的。但抗洪救险最后堵口子的时候,军长亲自来了。军长往前一站,师长、团长在旁边陪着。营长以下的,全部一个人扛一个麻包,干部带头上。我想,连长平常那么神气,真到了关键时刻,营长带头,然后连长,再后面才是我们小兵,挺有意思。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才是部队战斗力的真正体现,说动就动得起来。

  再有那时我们跟老百姓的关系,绝对比现在好。遵守群众纪律,我们走到哪儿,都是“缸满地光”。另外比较强调官兵平等,我就给新兵洗过衣服,做思想工作什么的,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跑官儿”的。那时候部队整体比较单纯,也还有点民主。1968年12月份,部队搞整党。那些“后进战士”“讲评”指导员,真是很厉害。我们指导员当时在营口“支左”,连长主持整党,指导员也得回来听战士讲评。全连都坐在地窨子里头,一个平常老泡病号的“后进战士”说,指导员平常要我们讲自己的思想,都讲得很好,我就想问他一下子:为什么他到营口,要搽雪花膏?为什么在盘锦就不搽?这是什么思想啊?“你知道不,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讲的一针见血,指导员脸红耳赤,说不出来话。

  我当了团里的干部以后,政委就跟我讲,你表现很好,就是对部队管教不严。我说,我可能是在北京看的事儿多了,觉得这些事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也认为你是这样。但是你想,我们团里有什么大事啊?这个小事你都不管,这个部队就不叫部队了嘛。政委讲了以后,我注意了许多,但在实际中,我还是经常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方针处理问题。

  当时,有一个干部闹家庭纠纷,女方怀疑他有外遇什么的,闹翻了,就告到军里,说他反“中央文革”。上面把这问题交给我处理。我觉得,文革后期大家对文革有不满情绪很正常。我对女方说,你们打架,有些事情也不能乱告状。我问你:他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她说有两年了。我又问:那你怎么现在才告他呀?这些事绝对不能轻易上纲上线的,后来调解调解就算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排长路过北京,把所见所闻到处乱说,结果把他追查出来了。我找他谈话,我说,你不要胡说八道,你说的那些东西啊,就说你是听来的,不要说是你自己看到的。传谣能把你怎么样啊?

  部队里工作都是讲按资排辈的。我是年轻干部,我当团政治处主任的时候,我原来的指导员、我的入党介绍人,反过来给我当干事。当时,我们团的连级干部,最老的有1945年入伍的,比我出生还早。营职干部普遍是50年代入伍的。我在政治处当副主任时,正主任姓杨,是64年的兵,我是68年的兵。我们当时的老教导员,1956年的兵,到我们那儿开会什么的,我就提前在门口等着。来了以后,让进来坐下,我就说,教导员啊,现在有一些什么事儿,找你来请教请教。可是我们主任呢,教导员进来,他屁股都不抬。所以军政治部、师组织部来调查的时候,教导员就讲,杨主任不行。你看陈小鲁,人家还是高干子弟呢,我们到那儿,他都出门迎着我们,非常客气,非常谦虚,而且他能力挺强的。其实,有些主意可能就是教导员给我出的,可是他说陈小鲁什么事都办得挺好。

  我当时当了团的干部,我就跟他们说,我当团政治处主任,不见得我比你们就高多少,我是有机遇,我们老爷子或者领导关注什么的,这不等于我的水平比你们高。我就是这个想法,可能和我的秉性相关,但是充分表示了对老领导的尊重。

  后来军区组织部长来考察我,考察完专门跟我谈话。他说,我们在军区调查这么多年轻干部,像你这么反映好的,没有。他说,不但战士说你好,干部说你好,关键是老同志都说你好,这就非常难得。你的老上级、你的营长、你的老连长,都说你好,一般的青年干部做不到这点。军长也跟我说,沈阳军区1976年对全军区的青年干部做调查,你是表现最好的。所有老干部都说你好。

◇道不同不相与谋

  我是1975年结的婚。我跟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很熟。1971年我父亲去世之前,我第一次探家,寒生也从部队探家。他可能有意,约我出去玩儿时,把他妹妹也带着一起去了。我当时没意识到这点,可能她看完我以后,觉得还挺满意。后来寒生就给我讲了,我们就这样开始了。

  我结婚前后,老邓重新出来工作了,大家感到欢欣鼓舞。但是没多久又开始“批邓”。当时对毛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在部队比较闭塞,总是听说毛主席身体很好,没有这些小道消息。我后来听说,毛参加我父亲葬礼以后,感冒了,后来得了心脏病。但是当时毛主席在我们心中,确实是“神人”的形象,从来没往这上面想过。总理去世后,老岳父跟我讲,总理去世了,今后斗争更加复杂,你们也要做准备。老邓当时已经下台靠边站了。这时忧虑的是,“四人帮”今后是不是会比较得势了。结果,华国锋上台,我松了一口气,因为不是王洪文、江青上台。但是我面临着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确实需要考虑,作为团政治处主任,我将来在部队怎么办?

  沈阳军区当时比较左,毛远新是政委。我们那个团是“学习小靳庄”典型。沈阳军区对抓典型挺重视的,搞大批判、搞文艺演出,后来还有“批邓”什么的。我那时候是团政治处主任,副团级,28岁,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级干部。这些事情都归我管,但是搞这一套我自己心里头就接受不了,干不下去了。我就给岳父粟裕写信,说能不能给我调动一下?他说,当兵,还是要从部队提拔。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野战军的团级干部,他还是希望我继续在那儿干。但是,我就给他写了一句话,“道不同不相与谋”,表明了我的意思。

  我老岳父一下就理解了,他找了伍修权〔11〕。伍修权就让总参二部给我下了调令。下调令以后,军长找我谈话,说你干嘛要离开呢?到总部有什么好处?你这么好的基础,怎么说走就走,太可惜了吧?你去当参谋,就会老死在部里,你在我这个地方,我这个位置将来就是你的,没几年了。这些话语重心长,我都知道,可是我不能说出我的真实想法。我就说,老岳父身体不好,我爱人也来不了,家庭问题没法解决。

  我回到北京,关系已经到总参了,但是还没报到上班。这时毛主席刚刚去世,我感到后面有戏看了。记得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要“动外科手术”了。那段时间,我并没有接触高层,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不过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觉得当时那个局面不会再僵持下去,要最后见分晓了。没几天,“四人帮”就被抓起来了。老岳父跟我讲:“你看,着什么急呀?你要不着急,现在不就好了吗?”他意思是说,你应该还在野战军,因为已经有基础了。当然,谁也想不到会那么快翻盘。

◇我眼中的领导人

  文革一页翻过去40多年了,当时我对中央的一些人和事,还有些影影绰绰的印象。

  江青得势以后,使我们对毛本身也有看法了。江青是他的老婆啊,这就有点问题了,跟共产党的规矩不一样。像我母亲,她1938年参加革命,最后是14级干部,级别很低。为什么呢?我父亲压着她。这是传统,我很理解。邓颖超,那么老的资格,不显山不露水,就是个中央委员。为什么?总理不让。江青这么张扬,“中央文革”和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是什么关系呀?她凭什么指手画脚呀?到后来,打击面越来越大,把“联动”的小孩子都抓起来了。当年“陈谢大军”时,谢富治是陈赓的老战友,结果谢把小涯子〔12〕都抓起来了。小涯子才几岁呀?小学六年级。他们怎么这么做呀?这是当时很不满意的地方。

  我们对江青,无非就是对她的言论、她的一些作为,以及那种嚣张态度的不满。我们以前学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焦裕禄是什么样的形象?你那个是什么形象?我们觉得不满,因为这和党的传统不一样。另外,我们历来强调“团结干部”,现在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对江青的怀疑是逐渐产生的,她的很多东西是和我们党的传统相违背的。

  林彪跟我父亲交往不多。他那个人比较孤僻,工于心计,对事情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有种说法,认为“文革”有三次大的路线斗争。第一次是“一月革命”时,省市一级的领导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用“一月革命”的方式,全部打倒、夺了权;第二次是“二月逆流”,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抵制文化大革命,被毛主席打成“逆流”,受批判,靠边站了。第三次是以林彪、陈伯达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也可以说是老干部的一部分,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抵制文化大革命,攻四人帮,打张春桥。前两次的案子都翻过来了,如果林彪不跑,这第三次应该也就翻过来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前两次整老干部,林彪都站在老干部的对立面,支持了文化大革命,是既得利益派。所以前面这两拨老干部,对他就不满意。最后他跑了,这就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就“万劫不复”了。

  现在看“571工程纪要”,越来越明确。确实有很多东西,林彪不知道。另外,“571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

  我小的时候和总理接触多一点,他见到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比较亲切的。我还跟总理打过乒乓球。有的时候,总理也来我们家这边看看,我近距离接触总理,包括以后他送我走,实际上就有四次。我们都是很尊重他的,总理说什么,我们就去办。

  总理那个人,比较平和,脑瓜特别好使。总理知道我,而且还知道得很多,有些事他都记得住,还知道我得过肝炎。他让我去东北的时候,还问道,你不是得过肝炎吗,好了没有?如果没好,可以换个地方,换个方式。他日理万机,还记得我得过肝炎,这是多小的一件事,真是有心人呀。

  1971年5月我回家探亲,总理知道了,让我去西花厅。总理见了我就说:你表现不错,我们过去有约定,你也确实没给家里写信。后来沈阳军区打报告,说这个人怎么办,能不能参军?入党?提干?我给他们的答复就是,为什么不能参军?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只要表现好,都可以。他还问我,去了部队以后,是怎么想的。我们没谈政治问题。这和我跟父亲一样,父子之间也没有政治方面的交流。就是谈谈原则,自己管自己,自己努力。

  总理去世的时候我比较悲痛。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探家回部队的路上。火车途经唐山车站,停车10分钟,我在站台上突然听到新闻报道:周恩来总理去世。我拿上行李就下了车,赶快回到北京。我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仪式,遗体告别。十里长街送总理,我也去了,一直送到八宝山。那天人真多,我很震动。我那时总觉得总理去世以后,好像国家缺了主心骨,有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文革前期,我对总理没有质疑。现在知道他也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对,他做的许多事都是违心的。当然了,责备他也是可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在文化革命那样一个形势下,毛主席又那种态度,谁又能怎样?一直到今天,我都能理解他的做法。他处理这个事、那个事,也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对抗毛泽东,那为什么非要强调总理应当去对抗毛泽东呢?

◇文革遗产

  中国革命最大的遗产,建国以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是两笔最大的遗产,我是主张进行认真研究的。十年动乱,把我们体制上所有的弊病全都暴露出来了,但没人总结,所以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走老路。本来从共和国的角度也好,从共产党的角度也好,都应该通过文化革命得到新生,但现在是有所改进,但没有得到新生,还是保留很多旧体制的东西,一直到现在阻碍着发展,而且矛盾越来越大。

  文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苏联有“大清洗”,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这种专制制度下,必然产生这个。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搞文革有“合理性”。文化革命没有合理性,但是它是“必然”要来的,是共产党走到这一段必然要犯的错误。因为它里面有专制的、从封建社会下来的传统。在毛主席,还有我父亲他们身上,都带有封建的烙印。

  就文革本身而言,毛主席还是有他的追求,就是追求他的“毛式的共产主义”。且不论它目的的对错,但他为了这个目标,不择手段这点起码是不对的。比如说薄老这个“叛徒”问题。在延安时,为这个问题,薄老跟毛主席谈过8个小时。“七大”的时候,毛主席提出,要薄一波当中央候补委员,党内当时就有不同看法。为此,刘少奇、张闻天都讲过话,意思是说这是中央让他做的,填自首书是“履行手续”,不是变节。包括安子文等,他们都写了自首书,都跟毛主席谈过。所以,毛主席对此是了然于心的。我很反对他这种出了问题就从头算账的做法。这些已经有结论的事情,不能再重新算账。但是,为了把别人搞臭、搞倒,就从头算。从批彭罗陆杨,到批刘、批邓,到批林,都是这么算账的。那人家就有一个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提刘少奇当第一副主席呀?为什么你让林彪当接班人呀,为什么又让邓小平当副主席呀?所以我觉得搞政治不能不择手段。现在管理社会,一个政党,一定要讲手段,讲过程,都要经得起推敲。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以丧失原则来实现目标。这造成了一代人的思想扭曲。

  我父亲对党内斗争,他是主张“和为贵”。所以毛老爷子对我父亲恼火,老说他“折衷主义”,“和稀泥”。但是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毛主席种下的因。这样就造成党内的民主作风被破坏,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就越来越少。领导人喜欢什么,就讲什么。有些“左派”提出,难道这些冤案都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他们说得对,这些冤案当然不是毛主席一个人造成的,很多人也参与了制造这些冤案。但是主要责任是谁呀?根子是谁呀?使这种思想方法、斗争手段主导党内和社会的提倡者、支持者,是谁啊?是毛主席。要是否认这点,那共产党就没有任何进步。

  严格来讲,共产党的这些错误并不是从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也不是全部是哪个个人的原因。比如说全推到毛泽东身上也不行,他只是个代表而已。更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四人帮”,都推到林彪身上。共产党如果真正走民主法制道路,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体制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不解决是不可能的。

  我曾提出一个“共产党光谱学说”,就是说,共产党是个“光谱”,由七色组成,从深蓝到红。这个光谱的左边是江青“四人帮”,中间有谁,右边可能有谁谁。所有这些合起来,才是白光,太阳光——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文革前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阶级”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刘少奇也好、彭德怀也好,是代表国民党。你说刘少奇搞修正主义,他代表谁?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个人的、或者是一批人的想法。反过来,你说江青夺权是为复辟资本主义?说她代表了资产阶级?肯定是胡说八道,这只是党内不同意见间的一种斗争。可这些问题,我们当时并不理解。

  所谓共产党的“光谱学”,就是这样:没有左,就没有右。这是毛主席讲的。实际上,大家目标是一致的。但是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没有一个说,我上台就是要把天下弄乱。所以,“运动就是一切”,你只能在道路上做选择。道路上的选择就是党内斗争的主要内容。文革前后的权力更迭,都体现在这个“光谱”上。

  恩格斯有个观点,认为社会的运动是“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如果这儿有一个力,那儿有一个力,它们合起来,合力就是它们的对角线。这对我非常有启发。就是说,毛泽东有这么一条路线,他的“力臂”很长,那么整个运动轨迹就偏向他。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干部,每个人想法也不尽相同,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跟他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跟他不一样。毛的力在这个方向,而你的力在那个方向,所以社会永远不会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思想去做,只不过有时候比较偏向他一点。那么毛泽东一死,他的“力臂”没有了,老邓的“力臂”大起来了,就从原来偏左,到现在开始偏右一点。但是实际上,大的方向,都是朝那个方向走。

  毛主席搞文化革命的“动机”是什么?我觉得,他的动机恐怕还不全是为了巩固个人的权力,江青可能带有以权谋私的部分。反过来说,老一辈革命家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就没有以权谋私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文化革命也好,所谓的政治也好,就是党内斗争,就是党内不同路线的斗争。刘少奇有一套想治国富强的方法,毛泽东有一套方法,江青可能有一套方法,赵紫阳有一套方法,邓也有一套方法,陈云有一套方法……每个人都有一套方法。合起来,交织斗争,就变成了共产党的轨迹。合起来,从左到右,就是共产党的光谱学。

◇反思

  红卫兵这一段对我影响太大了。我们是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传统教育有两个好的方面:一个是中国几千年传承的道德传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这一套政策传统。继续革命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和这两个传统是冲突的,矛盾的。在这矛盾中,我取的是传统这边。所以我没有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造反中去,也做不出那些太绝情的事情来。比如对学校领导被打倒,总是有些恻隐之心。当然,我也不敢说“同情”他们,只是到我这儿,能够宽容的就宽容宽容。学校当时的主任挨斗,他说,哎呀,我咳血了,身体不好。我说,那你回家休息吧,在家里反省。有事我们去家里找你。我批准了他,他就躲过了一劫。但是当时毕竟年轻,我如果主动让他们都回家,那就可能会更好一点。

  运动来了我们是不能自主的,但运动来了你怎么表现,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人生无非就是选择嘛。整个文革,我基本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还算比较清醒一点儿的,不是忽左忽右的。当然,对一些不满意的地方,我也不敢公开反对,总是心存疑惑。我不大想做的事,因为肯定都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事,起码我不积极去做。我的选择是我自己做的,我主持的活动都是我自愿的,当然做错了也在我。比如前面谈到的批判校领导、批判北京教育局领导等,都是错误的。这里有毛主席文化革命路线的影响,没有这个环境我们这些人不可能去批判领导。话讲回来,我之所以不主张打人武斗,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毛主席不是讲不要虐待俘虏嘛,十六条不是讲要文斗不要武斗嘛,这是中央的政策啊。当然他后来又说了“要武嘛”。我做得对的事情,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独立的社会实践的结果。

  有些人参加“文革”目的比较明确,“造反”啊、“夺权”啊。我始终没有上升到那个程度。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是也有自觉的成份。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另外,教育制度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都感到需要改变。所以,毛主席的讲话很符合我们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对这方面我试图不断地让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毛主席的想法。但是,我没有绝对地盲从,还有自己的考虑。比如说,你讲老师有错误,我承认;你讲他是“黑帮”,我就打个问号。你讲刘少奇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承认;但是你那么对待人家,我觉得不符合我们党的传统。你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当然支持;但是你又说“要武”。这么一来,不就乱套了吗?

  从思想根源来讲,即使我们的父辈,还不都是带着传统的烙印?他们对毛主席的那种忠诚,是不是有点像对封建帝王的那种忠心?没有人敢当面去忤逆毛主席,这里面有种种因素,有他的威望,也有当时的环境,也有自身的考虑,更有传统观念的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我们在这里面,确实是服务于他们的一个“棋子”而已。

  关于红卫兵暴力问题,也还是受毛主席的影响,事实上是一种思潮的结果。1966年7月底,清华附中的三个造反精神就出来了,造反歌出来了,对联也出来了。这些东西,你看他的语言,你就知道了,就是打打杀杀,语言是可以变成行动的,处在那种狂热的气氛下,结果那么多人被打死。其实我们整个中学教育没有去教育打人,但是我们有一个阶级斗争的教育,不断给你紧那个弦,刘文学〔13〕不是被阶级敌人杀害了嘛,雷锋不也讲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吗?这样培养起来的阶级仇恨,植根于青少年的心中,虽然你没有教育打人,但是在更高的阶级斗争的层次上,就不是这样了,暴力这个东西就爆发出来了。

  另外,在我们国家,人们对于人道主义,对于人性,人权,从来没有足够的教育和认识。而暴力却是人类的基因,政府、法律、监狱,其实就是要遏制人类本身的劣根性,所谓暴力倾向、弱肉强食这些“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充斥了暴力,进入理性社会以后发现这样是不行的,就要限制暴力。但是,一旦社会秩序崩溃、法律废止和政府失职以后就暴力就会出现,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青年人本身就有一种逆反心理,有种偏激的态度,暴力因素在青年人身上就表现得最突出。不光是中国,法国“红五月”的青年运动、洛杉矶的暴乱、海地地震后的抢劫,都是政府失控后的暴力行为,所有国家都一样。在我们这个社会,由于长期宣扬阶级仇恨,文革中政府和法律又采取纵容的态度,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公安局不进中学嘛,中学打死人了问都不问。你不能说他鼓励你打人,但是打人不犯法,那就叫纵容。这是一种宣泄的情绪,在疯狂的阶级斗争指导下,这每一条都能做出很大的文章来。

  这种事文革并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共产党从红军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就有,类似的运动绵绵不绝,一直到现在都是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对这些事情进行解剖,而不仅仅局限于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认为这没什么意思,只不过是又来一次,台湾叫“族群分裂”,然后制造出新的矛盾。我觉得大家都要对文革这个民族灾难反思,如果真正的目标是推进社会的进步,是为了民族的启蒙,大家讨论可以,但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才好。我认为不能用文化革命的那种方式来研究文化革命。人的记忆没那么准确,今天追究几十年前过多的细节,就没办法了。

  海外的一些学者有这个条件,在研究,在总结文革,应该说还是有担当责任的。我认为这是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的事,是个好事。国内的学者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感,但官方的学者回避这个问题,民间的学者没有这个条件,第一他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第二他得不到丰富的资料。还有就是多数人,都采取一种漠视甚至忘却的态度,这也是很自然的。他不愿意再回顾四十年以前的事情了,这个伤疤不愿意揭。时间是思想的最好避难所,时间可以让一切抹平消失,实际上就是这样。

  文化革命对我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认识了社会的体制,之所以后来积极参与改革,包括现在对共产党体制的认识,包括现在希望它改革的认识和行为,如果要寻根呢,还是寻到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前我们对这个社会觉得好得不得了,一直没有质疑过。为什么后来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就是因为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直到后来,我到部队,做外交工作,参加政体改革,到下海,一直到今天,始终就是文化革命的记忆烙印在我身上。比如说1975年批邓以后,我就决心不说违心的话了,我很强调我的个性和人格,我觉得共产党干部现在就缺少个性,缺乏人格,就是人云亦云,就是跟着官大的说。而这个差别就在于是否认真对文革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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