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网站首页即时通讯活动公告最新消息科技前沿学人动向两岸三地人在海外历届活动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申请加入
栏目导航 — 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两岸三地百家论坛
关键字  范围   
 
陈毅之子陈小鲁: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下)
作者:采写/徐绥之 黄晓一;编辑/陈晓彬 米鹤都 | 2011/6/20 12:31:01 | 浏览:3643 | 评论: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下)

◇武官训练

  打倒四人帮之后那几年呢,就觉得思想上有点儿开放了,各种思潮也有了,包括“西单民主墙”啦,这些东西都有了,有一些冲击。我这个人比较认死理儿,所以对处理西单民主墙,不大满意。既然是西单墙把你们捧上去的,怎么你后来又把它封掉?这有点太实用主义了吧?如果是我的话,当初你支持我的时候,我就把你封掉,对不对?你不能说,噢,支持你就是好的,不支持你就不好?当时我有这个想法,现在还这么想。这个事情说明,共产党的作风啊,就是马列主义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不过没多久,我就到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了。当时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准备开展军事外交,贯彻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14〕的“团结一条线”,主要是“联美抗苏”的观点。因为文革十年形成一个断档,就从全国调了一批团职以上、比较年轻的部队干部,到南京外语学院学习。然后准备外派武官,开展军事外交。我们等于是调干轮训,除了英文,还有一年的武官业务。当时我们的英文课本,内容还是《为人民服务》什么的,没有什么国外的教材,只能是自己找点书看一看,听听“灵格风”什么的而已。那时候还比较“左”,听“美国之音”还算偷听敌台呢。不过里面教“英语九百句”,我们有时候也听。

  严格讲武官是代表军队的,而军队是国家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所以也是代表国家。武官业务,就是军事外交,然后就是情报。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武官业务的课,一个是学我们的战争理论,军事知识等等。另外,学一些外军的情况。还请一些老武官给我们讲授一些经验。

  当时,一个以前驻老挝的武官给我们讲课,讲怎么做工作,特别生动。他正好赶上越南南北统一、老挝革命胜利那一段动荡时期。那时候,美国人已经跑了,老挝的右派势力也衰弱了,大变在即。很多旧政府的老挝军人,属于中间势力,就向中国使馆靠拢。中国的武官工作很方便,想要了解军事部署和动向,人家就把他直接带到作战室里,说,我们这点玩意儿,对你们来讲没什么,随便看。到最后,左派要进城了,这些中间派的朋友感到害怕,就来问他,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也要走?他当时劝人家留下。这些中间派的老挝军人在当时权力真空的时候,出面维持了社会秩序,然后把国家政权交给了巴特寮,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后来这武官非常后悔,因为留下来的那些朋友,都被清洗了。他讲课的时候就这么讲的: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都是老朋友了。

  当时他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解放以后,国民党降将还有做政协委员的嘛。老挝革命胜利,也应该这样,这些军人还是有贡献的嘛,也应该善待。他没想到:老挝胜利是越南支持的,越中当时已经有矛盾了嘛。第一,这些军人是旧政府的人;第二,他们是中国人而不是越南人的朋友,人家忌讳。第三,这些国家革命胜利以后,心气儿很高,他也不一定能学习和接受中国的那一套。反过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后,过河拆桥的事儿还少啊?文化大革命不是也整死了一批人嘛,“降将”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的。所以当时就应该劝他们走,起码能保住身家性命。

  老武官们的经验之谈,对我们还是很有启发的。武官的主要业务则是军事外交和情报。军事外交好理解,情报嘛,我们有个说法,就是“戴白手套”和“戴黑手套”的:白手套就是武官系统,公开的。武官是公开收集情报,通过交朋友,通过只言片语了解点情况。另外就是从他们的报纸等公开资料上,进行分析。黑手套就是谍报系统。谍报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系统,是机密的,需要掩护的,需要以特殊身份进行的暗中收集情报。也包括通过技术侦查,比如监听、卫星。再有就是情报交换。不过这个系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也不能知道。

◇外交生涯

  在南京学了三年之后,1981年1月,我抵达英国做驻英的武官助理。我首先感到困惑的,就是怎么认识资本主义?当时总参来了一个代表团,和英国一家大公司谈一笔生意。代表团是星期六到的,公司都休假,是那家公司的老板去接的他们。寒暄过程中,英国人说到:现在英国在整顿国企,要把煤矿私有化,于是煤矿工会发动全国大罢工。煤矿工会是非常凶的,坚决不退让,就和政府顶着。我们代表团的领导,就有点教训的口吻说:你们要关心工人啊,要听取工会的意见啊。人家也不争什么,然后大家吃饭,聊聊天。代表团的领导说,我们明天开始谈判,请你们把合同准备好。对方说,行。星期天谈判,对方就老板一个人,带着合同来了。我们的翻译一看,说,老板,这是谁给你打的,错别字这么多?老板说:礼拜天,秘书休息。没办法,我自己打的。代表团的领导当时就很火:哎,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呀?他们就不能加班吗?老板说:这不行,有法律呀,你们昨天不是也说了,要照顾工人的利益吗?我付他双倍工资,他也不愿加班儿。这是人家的权利呀。所以我只好昨天晚上自己打,很抱歉,我打字技术太差。这件事说明这个社会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对此,大家深有体会。

  刚到英国时,他们对中国外交官还是有限制的,不过它是对等的。当时,国内对外国人的限制是开放的城市外围20公里,20公里以外就不能去了。我们是对所有外国人,画一个圈儿。所以英国对我们是对等的,也有限制,不过是35英里,比我们宽得多。出了这个圈,你要写明目的,干什么去?什么时间回来?住在哪儿?走什么路线?都要报。我们的大使曾经出过一个事。他参加一个活动,于是报了路线,到什么地方去,走哪条高速公路。后来呢,中途下高速公路吃了顿饭,再上高速公路回来。人家就抗议,说你违规:为什么不按路线走?中间在哪儿吃饭也应该报告,很严格。但是它并不设禁行的牌子,因为它只是和中国对等限制。

  我也出过一个事。当时有一个代表团到英国的工厂去。英国国防工业署突然给我们打电话,说,你们那儿有一个工程师,心脏病发了,你们得派人去。其实我们去解决不了问题,但是他怕负责任,万一死在这儿,要出事。所以要我们去。哎哟,我赶快就给英国外联处打报告,说我开车去看病人。获得批准后,给了路条。我车开得极快,就超速了。结果后边来了一辆警车,打警灯,没办法,我靠边停下来。他一看,是外交使馆的车。他说,“你超速了。”我说,“对不起,我有急事。”我赶快把路条拿出来,上面写的是看病号。警察于是说:那你爱开多快开多快,只要安全,我们规定医生是可以超速的。但是这小子不死心,怕我造假,于是他立刻打电话给考文垂的警察局。我刚到,那边就来人了,估计是反谍报系统的。他很客气,一进门就说:“中国代表团的人在吗?听说你们有个病号?”我说是啊。“听说还有人来看他?”我说我就是。然后他说,“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愿意提供。”两天后,该代表团经过伦敦回国,就跟我讲,说那个工厂后来被警察局询问,说“为什么共产党中国来了人,你们不报告?”这个厂商也算违反了“外事纪律”,没向有关部门报告。可见,当时的中国外交的确很受限制的。

  我去英国之前,英国远洋舰队每年都要到远东来训练,一般都在香港停靠。后来英国执行紧缩财政,就取消了远东的军事训练。1982年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15〕打败阿根廷之后,英国、香港就有一派鼓噪:“大英帝国还是实力强盛嘛!”军方就筹划恢复远东的训练科目。这时正好赶上中英谈判香港的回归,这就带来个大问题:英国“恢复”远东训练,还要在香港停靠,如果把这个跟中英谈判联系起来,是不是“挟福岛作战胜利之威”,向我们施压?或有点“武力保卫香港”之类的涵义?这是个大事,大使亲自过问了。我的看法是,这是“例行”的,英国军队内部在这次作战之后,发现它这个远洋能力的训练,还是很重要。因为它过去就有,所以不好说它跟香港谈判有直接的联系。大使说,那不行,此时此刻,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呀!于是我们开始运作。

  第一个管道,我正好参加一个英国军方的活动。见到他们英军海外援助——就是管理“军援”的一个少将。我跟他聊起来,我说,听说你们舰队要去香港啊?他说,是啊,要去。我说,“你们的军舰要停靠香港?”“当然要停靠香港了。”因为军舰停靠是要交钱的,停靠香港就不要交钱了。我说,“你们考虑过后果没有?”“什么后果?这是例行训练啊。”我说,“可是现在,中英间正在进行香港归属谈判,你们没考虑这对中英谈判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很在乎吗?”我说,“当然在乎啦!”到最后,我讲,“我希望你把这个信息转达给你的上级:我们很在乎这个事情,希望你们妥善处理。”

  这是第一个信息传过去。接着,我们的武官直接找了他们的空军元帅,总参谋长,军职最高的,希望他们不要停靠香港。外交就是要传达信息,缓解矛盾。我们是国家在最前沿的触角,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问题一蹦出来,就会变成势不两立,谁也下不来台。外交是很讲面子的,我们要给人家台阶下,人家也要给我们台阶下。所有的外交冲突、军事冲突,都是一样。我们这些人,就是要想法找出共同能够接受的台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后来好像是他们做了一些让步,只派了补给舰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总之这个事,经过处理,对中英关系和谈判,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枪和枪的区别

  我还遇到一件事,挺有意思。有一年,英国一家国营的军火公司,向我们推销一种新型防暴枪。所谓防暴枪,就是打橡皮子弹的,橡皮子弹打到人身上,会打你一个跟头,不打到要害打不死人。这种枪像信号枪这么大的口径,子弹有拇指粗,单发的。但是这枪瞄不准,大致对着一个方向就发射了。那一次是刚做了改进,装了一个转盘,可连发五发子弹,而且可以瞄准,打得很准。在英国的外交中,盟国是“第一档”。中国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列入“第二档”,属于友好的国家。当时,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算“第三档”。这一次,他们也邀请了第二档国家的武官。会上,他们做了个表演。看过以后,我挺感兴趣。正好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到英国访问。我就介绍说,英国现在有这么个东西,照片我也给他看了。陶驷驹说,好啊,我们买点样枪。你给我采购,送回去。还留下了一万多英镑。我说,好,应该没大问题。然后我就打电话找邀请我们去的那个董事长,这个人还是个爵士。我提出了购样枪的要求,结果等了半年还没消息。我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部长还在等着呢。你们把我弄了去,看了表演,向我们推销,等我们真有兴趣了,怎么没消息了?我就再找他。后来弄得那个董事长很尴尬,亲自跑来请我吃饭,向我解释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枪不能卖。我说,为什么不能卖呢?他就说,哎呀,这个、这个……这个枪呀,不能卖给“独裁国家”。我说,你这什么意思呀?他说,这个枪啊,是镇压性武器。是“镇压群众”用的。就是说,卖给你们,拿去就“镇压群众”了。我就反问,“那我要买M16〔16〕呢?” 他说,“M16可以。”我说,那我拿M16不也可以“镇压群众”吗?他说:“噢,那不会的。M16是步兵武器,是战场上用的,你们政府也不会用这个向老百姓开枪的。——遗憾的是,后来“六四”,不还是用步兵武器开枪了?

  他还跟我讲:“而且我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个枪,不但不能卖给你,也不能卖给我们的军队和我们的警察。”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因为这个枪的性能太好了。他就给我举例子说,现在北爱尔兰也有暴民,有的时候警察要使用那种单发的、老式的防暴枪,也会致伤、致残,碰巧打到要害就打死了。但是我们政府有个说法,说我不是有意为之,是偶然碰到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表演那天你们都打了,都试验了。我这枪打得这么准。用这种枪,到时候如果有打伤打残,你就不能说你是偶然碰上的,就必须承认你是有意打的。这样呢,是法律不允许的。后来我一想,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原来是瞄哪儿不打哪儿,就是说我即使瞄你,也可能打不到你;而打到你,则完全是偶然的。可现在我打死你,肯定是瞄哪儿打哪儿啊。他这个枪等于白研制了,任何国家都不能用。因为它超出防暴枪的概念了。防暴枪,不是要打死谁,是要驱散群众,它不能伤人,至少是不能有意伤人。按这个逻辑一想,他这道理对啊!后来我只好写个报告,也就随他去。

  我当时跟使馆各个部门都比较熟悉,关系都不错。所以那段工作应该说,心情比较舒畅。再一个我当时是受军队的教育,或者说是雷锋精神的影响,在哪儿都要干好。我后来被评为外交部的先进工作者,驻英国使馆就评了我一个,而且是大家评的,不是领导定的。那段经历对个人来讲也很不错,看了很多东西,包括对科技、对股票的了解。在海外的眼界开阔了,可是又赶不上国内的变化了。我四年中探了两次家,每次和朋友见面,他们都说,你是月球上回来的?你讲的话,都是十年前的、甚至还是文革以前的!我任期满了以后,本来要我再到美国去当武官,我没去。国内变化很大,我有点落伍的感觉,不了解国情不行啊。后来我就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做副秘书长,主管日常工作。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

  不久,中央正好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有个同学问我,你想不想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件大事,值得参与。后来他就向鲍彤〔17〕和陈一咨推荐了我,把我从二部借调出来。

  陈一咨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秘书长,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所长。当时他比较红,思想比较开放,上面也信任他。他跟我谈了话,互相感觉还可以。我的优势是在国外工作过一段时间,对西方政治毕竟有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

  当时,政改研讨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是1986年9月根据邓小平建议成立的,由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五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在政治局常委领导下工作。政改研讨小组下设办公室和七个专题组,记得有党政分开组,党内民主组,社会主义民主组、机构改革组,人事制度组等,抽调了一些理论工作者和相关机构的实际工作者共同研讨。

  我是1986年10月到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的,简称政改办,当时耀邦还在台上。但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发现是赵紫阳牵头,耀邦没有参加,感到这很奇怪。1986年学潮是在12月份,这时候还没发生学潮。等于说学潮之前已经内定耀邦下了,由赵紫阳接总书记,所以中央指定这个事由赵紫阳牵头。你想,耀邦是总书记,但是他不管政治体制改革;而赵紫阳是总理,主管经济,他牵头搞政治改革?这个大家马上都感觉到了。

  赵紫阳开始不愿意干总书记,最后是老邓把他硬推上去了。而且赵紫阳原来还有个想法——这是老鲍跟我们讲的,赵紫阳不主张动政治体制改革这块,因为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还很重,要集中力量。但是老邓有这个想法,而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政分开是主要的。我们后来体会,他认为当时扯皮比较多,两套班子掣肘。党政分开,实际上他就是要提高行政效率。老邓最后归结到“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党政分开”,“核心就是党政分开”。按照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党政真能分开吗?挺难的。

  有句话现在不大讲了,可那一段特别强调:执政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就是共产党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后来我们提出过一个建议,就是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社会身份,是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监督政府。我们觉得,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好像不应当是党政分开啊,而是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法制。我们当时奉为圭臬的,就是老邓1979年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18〕。当时他说得很对:不能人治,要有制度保障。到后来,政治体制改革有点儿行政改革的味道了。

  当时大家都觉得李瑞环在天津搞的不错,威信也挺高,他搞一些现在看就叫“民粹主义”的东西,跟老百姓搞对话什么的。但是他是一身二任,书记兼市长,所以他没有矛盾。可是别的地方不行。过了这么多年,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要么分开了,书记、省长闹得不可开交;要么分不开,就是书记一人说了算,中间形态都没有。

◇台阶式上行是最佳方式

  1972年,我在父亲的追悼会上见毛主席,他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懂世事,要20年”。对于认识社会,对于人才培养也确实是这样。社会的复杂性,不是初出茅庐就能认识的。

  我当初在政改办,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就是,高级干部的培养,需要时间,需要台阶。30多岁的人,你要想当国家领导人,不可能的。革命时期可能,因为你造反嘛。但是和平时期,你一定要走台阶。我们不主张搞“三个梯队”提拔干部,没有意义。人为的,反而会造成坏影响。所以我们讲,干部一定要在基层搞个几年,在县一级搞多少年,然后在市一级搞多少年。而且,在市一级不能光搞一项工作,不同的部门,你都要搞一搞,才能了解社会,才能了解我们这个官僚体制如何运作,然后到省里。说老实话,这样到了省部级,50岁就是比较快的了。中央领导人就是60岁上下,最好干一任,到65岁或者70岁就下来。最高领导到70岁,普通领导一般到60多岁就下来。这是正常的循环。

  对此,我曾经举过两个例子:一是我们39军提了一个副总参谋长。他当副团长的时候,我是政治处主任。他资格比较老,当时已经要转业了,要他去搞军史。后来可能是陪过胡耀邦,被发现了就提起来了,提到军长。他刚到总参的时候,你想,他从一个野战军,没有经过军区,直接就提到总参。野战部队很单纯,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就完了。但他对总参的运作、对总参的机构,没有任何了解和认识。这时正好碰上一个事件,一个登陆艇叛逃,跑台湾去了。对这样一个突发事件,怎么安排?他都不知道给那个部门批、批给谁来处理。另外,有没有预案,他也不知道。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说,缺乏必要的经历和台阶。

  二是我们在英国调查英军干部的提拔,那一定是一级不落,而且在三个部门中转换:一线部队,指挥机关和训练院校。在一线部队,你当连长,当完连长,可能调到司令部当个参谋。以后,你要到军事学校去受训。然后再过来,可能到营里或者团里,再当指挥员。然后你就到上一级机关当参谋。这样子慢慢转到最高的军衔,就是总参谋长或者元帅。你当元帅的时候,你肯定在总部机关,包括军务部门,作战、指挥部门、院校都干过。这样,他不但对作战系统了解,对军务部门了解,对装备部门也会了解,包括训练和人才培养。

  所以毛主席说,我们要20年才能懂事。就是说,你不用20年时间,你怎么去了解国情?怎么了解我们这个体制运作的优、劣?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阅历。这是看书是看不出来的,特别是看中国的报纸和书更看不出来。

◇积重难返的臃肿

  另外一个是机构臃肿问题。臃肿是怎么来的呢?1949年,我们是全盘接收了国民党的文官系统,曾提出“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19〕。大批的旧政府职员,加上我们五百万军队下来,往哪安排?还要把军队转化成工作队,变成干部。然后按照苏联这套系统设这个部门,设那个部门。但就是苏联的机构,也比我们精简。

  可以说,臃肿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了。文革时毛主席下那么大的决心,“煤炭部改成煤炭科”,当时真撤掉了,但是后来不是还得恢复吗。我记得薄老听汇报时曾经有一次插话,他特别清楚,说:解放战争时,一个县委就七八个人,带个板凳,就是书记,有一个通讯员,就完了嘛。哪有那么多人啊?他说,外国那些执政党,它都靠党费嘛。他那点儿党费,根本不够开个会。当时大家都笑了。当时薄老爷子还讲,实际上,满清政府的效率很高。县太爷,就管办案治安,不管别的,所以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现在组织机构就五大班子,还什么都管。最后弄得困难地区的税收都抵不上开销。

  军队可以说是最统一、最整齐划一的了。可是老邓搞了百万人的裁军,过两年却又恢复了。你现在看我们的官兵比例,官的比例奇高,各个国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而且你还要考虑一条:我们的兵还并不都在第一线啊。一个离退休老干部,他就占了两个兵的名额,这全国又多少万。这都是吃兵额的啊。还有一个机构,叫“老干办”,干休所,它下面也有些战士,还配了设备什么的。你说你的作战能力还有多少?真正能够在一线使用的有多少?你是“军队办社会”呀。

  再和外国军队比:

  第一,我们有一个政治系统,是三分之一这一块的官,这就多大?人家国外没有。中国军队体制最早是学苏联红军的。我们分析过,政治委员制度产生于苏联红军时期,因为当年红军是新生的,它有很多将领是从白军倒戈过来的。所以说不可靠,需要派一个政委帮助他呀,比如像夏伯阳〔20〕这样的。军队政治部门的存在就是因为他不放心嘛。但后来情况变了,苏军也是“一长制”了,只有个政治副团长,没有政治委员了,也没有政治部的机构了。而我们反而发展成为传统了,所以军队最大的臃肿就是这一块。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讲得很清楚:基层干部伤亡很大,有的是俘虏的白军士兵,第二天就当班长,一个月以后就当排长、连长。那怎么办呢?他要哗变怎么办?所以要有政治委员,要“支部建在连上”,看住他。就是你听我的,可以让你指挥打仗,你要是有异心,我就可以制约你。但是到后来,这就变成毛主席制约权力的一种方法了。就是说,同一部门他就得放两个人,放一个人他不放心。一个人搞鬼怎么办?你们俩人儿有点矛盾,我才放心。封建社会传统也这样,明代的东厂派监军,就是看住你,怕你造反。我们现在的军官,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为什么还要用这种制度呢?

  第二,我们副职多。国外没有副职,或者只有一个副职。英国部署在西德的莱茵军,5万多人——相当于我们一个军的架子,它只有一个司令,一个参谋长。要是我们得安排多少官啊?其实八路军的时候没有这么多,解放战争时候也没那么多,就一个副职,哪有那么多副司令啊?哪个野战军,也只有一个人是说了算的。比如三野打孟良崮,有个纵队司令说伤亡很大,叫苦。指挥作战的粟裕是副司令。他打电话,那个纵队司令就不听。我父亲接过电话说:“你们几个都上去,要不惜伤亡,损失多少我给你补多少!一定打下来!”他一看我父亲讲话了,就没话说了。我父亲讲,战争年代,基本就是这样。你不行,就被淘汰。所以长期以来形成了规矩。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战争时期的制度,后来就形成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这个权力高度集中,慢慢就造成了臃肿,自己就动不了了。几次机构改革,是越改越多呀。当时我们也觉得,整个中央、国务院系统,人并不是太多,但是吃预算饭的加到一块儿,不得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统计说,满清政府,好像是28个人养一个人;到我们,是十几个人养一个人。当然,这个计算包含的人员不一定准确,但是它确实触目惊心。我记得还是10年前在宁夏调查,他们就讲,县太爷的儿子、姑娘,六岁的小孩就是公务员,一个月200块钱,吃空饷。到了这个程度。这牵扯到一个改革的命题,自己改掉自己是很难的。自己砍自己一刀,不容易呀。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起草十三大报告的前后,我们提了一个重要建议,就是“基本路线”。我说,毛主席曾经有一个基本路线,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不管它对不对,但是这种形式让人记忆深刻。十三大报告,也应该写基本路线。我们当时提出的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因为真理都是简单的,毛老爷子就讲这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八个字,就讲清一个道理,内容多深刻。“打土豪、分田地”,这就是纲领,老百姓就知道你要干什么了。搞“文革”,也是“造反有理”四个字。要动员和深入群众,你只能用这种办法。老邓也是:“改革开放”,“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很明确。搞得很复杂的,人们反而记不住。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现在有几个人知道?所以我说,口号就是要简单。十三大报告也好,将来政治体制改革也好,也要有核心的东西,有个基本概括。这个大家都很同意,觉得有道理。

  对于体制问题,当时十三大报告是有论述的。就是说,一个就是战争年代、战时的体制。我们的体制最主要的问题,前面说的臃肿问题还不是第一位的,权力过分集中是主要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一个人说了算,“人治”大于“法治”这些东西。我有个朋友当市长,他就讲:“我是给书记打工的。”我心想怎么这么说啊?这反映了一种什么心态?但是没有办法,就形成这样一个概念,一把手说了算。

  当时政改办和后来的政改研究室的气氛是比较开放的,有什么感想就说什么。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很多问题。胡启立还专门讲过,研究室内可以放开讲,不打棍子,但是不要流出去。我们探讨嘛。

  十三大开完以后,1987年10月,中央宣布成立政改研究室。它是从政改办脱胎而来,成为中央的一个正式的部级机构。老鲍就当了主任,我在政改研究室的社会改革局当局长。整个这期间,我的关系都在总参,还是借调。1988年底,老鲍跟我谈,是不是把关系调过来?我说,我还不想调过来,准备干一段还回部队。他就说,要不要给你调一下级,让紫阳给你们二部写个信,把你的级别解决一下。因为我在部队是副师级,而我在政改研究室是正局了,地方的正局长比军队的正师职还要高。我说,算了,这也不方便。他说,你老不到职,部队怎么提拔你呀?他意思是说紫阳办公室可以写这封信。我说,算了。当年对当官儿的事,真没往心里去。

  政改研究室成立后,我们主要就是搞一些调研。当时,我参加过工会改革的研究,改革中的工会就有一个怎么发挥作用的问题。不能老是“御用工会”,不能光收会费、看电影就完了。你能替工人讲话吗?但当时又怕出现波兰“团结工会”〔21〕的问题。我当时也参加了工会的一些会议,我们主张,工会应该要有不同的声音,要尊重、维护工人的利益。因为实际上如我们看到的,而且到现在越来越明显,就是很多地方的党委和资本联系在一起了,他是为资本家而不为劳动者讲话。谁为劳动者讲话?没人为劳动者讲话,所以会有“黑工事件”、“黑窑事件”〔22〕。很明显,这么多年,那么多警察、官员或者是装作不知道,你别跟我说,我不听;或者说就是有意的,只要别出事,你怎么干我不管;还有就是麻木不仁,混我的官饭。就是一种默契吧,最后发了财大家分。我们那时调研就有这个端倪了,很多工人说,你们这个工会,不能保护我们工人的利益。当时江泽民在上海当书记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工会副主席,也是个老干部,资格跟老江也差不多。他就说,我不是为难你书记、市长。我是“小骂大帮忙”。你不能要求我跟你完全一样,明明有些东西侵害了工人的利益,你不让我讲,那我、我的工会,在群众中就毫无威信了,这不行啊。其实他讲的是不错的,可当时的领导就觉得他这个人炸刺儿。

  我们那会儿还研究了“危机处理”,就是对当年社会动乱的可能性进行分析。这个课题好像是室里、老鲍他们提出来的。主要是1988年要“过物价关”,物价飞涨,经济不稳。当时也不像改革初期那种万众一心搞改革的局面了,思想比较动荡。而且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社会也比较动荡。从理论上说,改革开放已经到了“起飞阶段”,是最动荡的时期。十年改革有成就,但是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矛盾比较集中。当时我估计,从老鲍的角度,也是要大家看一看,摸摸情况,研究研究。这样,我们就去着手搞些调查,跟团中央的领导交流过关于学校的问题,跟工会谈过工人的问题。还没调查完呢,就出事了。

  不过在“六四”以后,这件事对政改研究室反而有“好处”。因为调查组来一看,哎,这帮小子从1988年的10月份,就开始做“动乱”方面的研究了。

◇民主先从1000人开始

  那时,我们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共产党的权力从哪里来的?是宪法来的?还是人民选举来的?我提出一点,叫“武装选举”。为什么?天下是打下来的,就是武装选嘛。当时可以选蒋介石,他兵多枪多,甚至有中央政府。为什么选了毛泽东?他就是用枪杆子打下来了。问题是,这个“武装选举”,枪杆子只能选一次。选了22年(1927-1949)选上你了,能保你多少年?是不是能永远保着你?

  改革开放,则是“经济选举”,就是能不能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1976年老百姓参加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在向领导示威呀!怎么办呢?老邓就得修改,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也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改善民生、发展经济。老邓讲:如果你搞不过资本主义,你的生产效率不高,最后你就垮台嘛!这话是很明确的。我们当年就说这个,现在得还是这个。那么今后呢,这种来自于经济的“选举”,或者这种成就,能够保证你的政权多久?也不是一劳永逸吧?

  所以,还要继续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当时我就觉得孙中山民主三阶段论:军政、训政、宪政,〔23〕还真有点道理。关于国家体制,我们可以画个图表示:

  纵轴是国家体制——目前最高的就是“多党制”,下面是“一党制”。这里头如果再细分,多党里可以两党强,像美国;一党强,像日本自民党那样,一党长期执政,但是其他党骂我都可以。我们名义也叫多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但实质是一党制,而且你不能骂我;你骂我,就把你打成反革命。再下面呢,是“寡头制”,就是领导集团的几个头目参与。最底下,是“独裁”,就是基本上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纵轴。

  横轴就是时间。我们这个国家运行的状态,你可以画出一条横向曲线。比如说1900年,肯定是皇权啊,那还是在“独裁”和“寡头政治”之间啊,因为当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慈禧太后,她是“政由己出”,“乾纲独断”。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领导集团。然后下来,到孙中山时代,到袁大总统时代,就稍微宽松点儿了。因为袁世凯虽然独裁,但是革命党也很厉害啊,他可以公开不听。包括蒋介石时代,他也没有绝对的权力,共产党就不听他的。

  1949年的中国是什么状态呢?它也不是一个“党”来领导的,它是寡头政治,就是几个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这些人。作为一个党员,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利。普通党员甚至连建议权都很少,只有执行的权利。但是由于从战争年代过来,还有一个民主作风。我看民主这个概念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一是一种理念;二是一种制度安排;三是一种工作作风。我们通常讲的“民主”是最低层次的民主作风。可以说,1949年在这个图表上,是在一党和寡头之间这么一个状态。慢慢随着权力集中,这个曲线向下走。到文化革命,降到了独裁这条线。就是老毛一个人说了算。等老毛一去世,改革开放一开始,这就不一样了。老邓是强势,但是别的老同志也不软啊,又变成集团、寡头政治了。

  到现在,我们是在集团和政党之间。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一个政党统治。政党统治,就是党组织要起作用。现在的党组织能起什么作用?选举还是形式,党员和党组织完全是一个人身依附关系。

  我当时的概念,武装选举不能长久,经济选举也不能持久,必须找到一个治理的方法,才能长治久安。政改研究室当时的结论是,政治体制改革就要先从党内民主做起。因为别的不太现实,而且阻力会更大。当然实际上,党内民主也很难!因为我们“一元化”惯了,什么事都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说行动上保持一致,还可以;但思想上保持一致,那就是有意见、有问题不能提呀。这就不好说了。

  从国外看,要说克林顿是多聪明的人?布什是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能治理一个国家?实践证明,所有西方国家就是靠制度的力量。我们呢,像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一时之选的人物。毛泽东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出问题?你只能归结于制度,不能归结于个人。个人的缺点,在这里面都不是主要的。如果不是制度在支持他,对他的个人崇拜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吗?因此,中国需要制度的变革。

  实现党内的民主,是我一个长期的想法:从党内开始民主。因为“人民民主”这东西是个口号,现在没法实现,13亿人没法实现民主。何况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文化程度问题、政治力量的配比,等等。当时我们设想的是,我们能不能就在中央委员这一级、在1000个高级干部里首先实行民主?不要一讲话,市长就说“我为书记打工”这种话!

  13亿人事实上做不了主人,可以先从1000人做起。而且这1000个人,都是共产党自己多年培养起来的,经过考核的,不是从哪个地方蹦出来的。这些干部当部长之前,起码有20年的工作经历,起码15年的党龄吧。他不是老百姓选的,而是共产党自己选的啊,而且已经给了他一定的权力。那为什么不能让他再提高一个层次,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呢?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

◇军队经商和“小舰队”

  我那时还提过一个重要意见。当时,上面公开或半公开地允许部队经商。为这事,我直接去找了鲍彤。我说,你看看,世界上从最落后的军队到最先进的军队,没有一个允许经商的。经商,部队就垮了呀,这个不得了呀!我说,咱们搞商品经济,不能说部队也搞,那不行。我说,我就知道,我们卖给外国的武器,要收百分之一百的回扣啊!这个不得了哇!军队是国家的,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的我可能不太懂,但是,这个我有研究,我毕竟是从军队出来的。这个事,你得考虑考虑,跟领导说一说。最好说一说。如果现在是权宜之计的话,要赶快收口。老鲍当时没表态,因为这事儿不归他管……我这次算是郑重地向上面提出这个意见,其它的问题我都没有个别交流过,都是在会上。

  政改研究室1988年年终总结时,领导要听意见。秘书长就说,开个会,大家提提意见。当时我提了三条。第一条是说,我们是中央的一个政治机构,不能光为紫阳一个人工作。大致是这么个意思,讲得比较委婉,没那么直白。因为当时政治局一位常委到东北调研,当时决定中办派一个人,政改研究室再派一个人。可是,这位常委没带我们室的人,退回来了。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明摆着的事儿,就是认为你们是紫阳的人。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老鲍平常跟赵紫阳是单线联系。赵紫阳经常出题目嘛,这样我们就好像成了一个直属赵的机构,这就不太正常。

  第二条是讲,我们是一个研究机构,不是一个写作班子,不能光给领导写讲话,我们得研究点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这么大的课题,我们现在是流于应付。

  第三条就讲,弄不好啊,我们就成了“小舰队”〔24〕了。我当时就用了“小舰队”这个词。因为当时确实已经有人说我们是“小舰队”了,而且不是一般人,是党内一些高层人士、一些权力部门说的这种话。这就是党内矛盾的反映。

  应该讲,政改研究室的空气比较民主,老鲍这个人也比较民主,听得进不同意见,所以我们也比较敢说。平常大家关系都不错,也一起打打桥牌。当然,我讲这些,一是有分寸的;二是当时老鲍不在。这里面,我算年纪比较大,资格也比较老的,开会的就是我们这帮人,大家就是坐在一块儿聊。所以我就说了这些。后来呢,秘书长就报告老鲍了。

  报告以后呢,估计老鲍可能有点火,他没有直接跟我谈。我这个话说得还是有点重,尽管语气很缓和,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那里都是人尖子,“说话听声,锣鼓听音”,没有听不懂的,你瞒也瞒不了。后来老鲍说,那好,我们再开个会。他亲自到会。这个会上,我也讲了,但没有讲这些,因为上次已经讲过了嘛。我就简单点了点,意思是说,我们还是多做点研究工作,多为常委服务。结果有人觉得不过瘾,就出来把那些意见重新讲了一遍,最后还来了一句:这不是我的意见,是陈小鲁的意见。弄得我十分恼火!当然了,实际上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都有这个感觉。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学生游行、绝食……当时我们很忧虑,一方面怕打乱改革开放的部署。你本来是逐步开放,这么一来会不会有一个强硬的反弹?另一方面也怕社会真搞乱了,社会、经济的各种难题就更难对付了,老百姓就倒霉了。这么一闹起来,社会一乱,“左派”势力就会起来,这个矛盾不可化解,社会动荡,改革就会受挫,赵紫阳的地位就危险。当时虽然还没到这个程度,只是担心,但后来它果然就来了。矛盾被激化了,激化到出来“六四”。

◇不再做违心的事

  中国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人们都是随风倒,甚至于落井下石。

  文革初期还好,我因为在基层,没有官位无所谓,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算了。私下骂骂江青,骂骂林彪,也无所谓。但是到“批邓”时候,我就不好办了,因为我是团政治处主任了,你得执行命令,就是违心你也得说,没办法呀。所以我只好来了一个“道不同不相与谋”,溜之大吉,起码躲开了风口浪尖。“六四”这样一个大的风波,就不一样了。尽管我们处于被攻击的地位,但是我们毕竟所处位置不同,听到和看到很多事情。另外在这件事情上,我自认为,我还是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没有随风倒。这是我聊以自慰的。

  “六四”过去以后,紫阳已经被罢官、软禁了。然后中央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吧,来解决赵紫阳的问题。当时中央有一个19号文件,讲动乱的。这个文件我看了,当然不是通过正式渠道看的。看完以后,这么说吧,其中一半儿是不公正的,一半儿是假的。别的我不好说,就说其中多处提到政改研究室的事,都是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来的东西。可能是有这个事情,有这么点儿影子,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当时,工作组被派进政改研究室了。牵头的老金,是中直机关党委的老干部。他人不错,比较客观。他们来了以后,就四下调查。当时,我们单位已经抓起来两个,老鲍一个,高山一个。上面的的确确认为我们是真正的“小舰队”,而且“黑”得不得了,“深”得不得了,“坏”得不得了。但是调查完以后,工作组最终的结论是:政改研究室“基本上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报告送上去以后,上面就翻脸了: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结论?!政改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跟赵紫阳那么密切,老鲍直接抓的机构会没事?那“六四”从何而来啊?然后上面就二次改派中直机关党委的副书记亲自来调查,同时还调查前任工作组。后来,工作组的人跟我说:你看看,我们搞了俩月,现在来查我们来了!当时情况就是这样。

  对中直机关党委调查组,我说了三条。第一条呢,赵紫阳不支持动乱,他是反对动乱的。他是想用和平的方法,去平息、化解,但他并不支持动乱。第二条,赵紫阳没有反老邓。我当时原话就这么说的。第三条,当然,背后的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整个运动当中,我没有见过赵紫阳。我们一般是老鲍来传达给我们一些东西,是不是欺骗?我不敢肯定。我举个例子,就是耀邦下台后,左派们一度要批判这个、批判那个。比如关于在“经济上反自由化”的问题,赵紫阳1987年5月13号有一个“刹车”的讲话。老鲍给我们传达完以后说,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邓看过的,是小平支持的。所以我的第三点说,我揭发:老鲍告诉我们,五一三讲话是邓讲的。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赵的右倾,所以你们可以调查,如果老邓没讲,那说明老鲍给中央领导人造谣。其实,这些观点就是老邓讲的!我就是“将”他们一军而已。

  调查的这些人也不是坏人,但是我真是有气。我说,你们跟“四人帮”搞得一样嘛。他们说,“哎呀,不能这么说呀。”我说,我就是打个比方而已。还好,人家觉得我讲话比较直,不和我计较。我说,这次动乱当中,我和室里一半以上的干部谈过话,不要上街。这你们可以查。他们查了确实如此。我又说,我们单位没有上街的,个别人去,那没办法。就是说没有以我们单位名义上街的。当时很多单位,打着团中央旗号,中组部旗号上街都有,我们有吗?他们查了也没有。那你还要怎么样?

◇捕风捉影的文革遗风

  在对政改研究室重点审查期间,杨尚昆也找过我,也是要我揭发。中组部的一个领导先跟我谈,他一开始还说,哎呀,你今后的工作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安排什么的。我心想,什么安排不安排的?无非就是想要我讲讲“内幕”嘛。我们开会都是公开的,十多个人参加,另外全部有文件,我们的研讨结果也都是有文件的。我们没什么内幕,有什么内幕啊?

  跟杨尚昆谈话时候,我也讲上面说到那三条。首先,我认为赵紫阳并不支持动乱。你要是说,他处理动乱不力,这可以,但是他绝对不支持。支持动乱,就等于反党啊,他显然不属于反党。其次,赵紫阳没有反对老邓。他可能对老邓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意见。主要是他的“五四讲话”。他提出,学生有爱国主义热情,是爱国的。他这是一个诠释啊。这个诠释对不对另说,你不能就因为这个说法可能跟老邓的初衷不一样,就说他反对邓小平。不能这么说,对吧?再次,我说,赵紫阳我很长时间就没有见到他。后来的事情,都是老鲍传达的。如果老鲍传达的有什么问题,那是老鲍的问题,我不知道赵紫阳本人怎么说,我没法评论。但是我所得到的信息,正式交代过的,是上面要求我们“不要介入这个漩涡”,“不要去支持学生,不要跟学生接触”,“遵守党的纪律”。后来杨尚昆还找我谈过话,主要是要我揭发鲍彤。我们谈了一个小时,他介绍了一些情况,说老鲍有“情妇”。我说,据我所知那个女的无非就是陪老鲍去养蜂夹道游了两次泳。这些事,反正你们有“手段”嘛……杨尚昆没有表态。事后有人传给我一句话,说杨尚昆“很失望”,白费了一个多小时。我说,那没办法,我只能讲我知道的。后来听说有人杜撰我在这次谈话时痛哭流涕什么的,我一不利欲熏心,二不卖主求荣,有什么可哭的?无稽之谈。

  但是,在19号文件当中,却实实在在地利用了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一些内容。那还是1989年5月8号,我在中南海里遇到他。当时的局面是学生又开始绝食,矛盾趋于激化。这个朋友就问我,怎么样啊?我说,形势不太好。他问我,紫阳倒不了吧?我顺口就说,难说,紫阳手上不过就“三、四张牌”。第一张牌,说紫阳是“大管家”,他虽然不当总理了,但他还是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这点与耀邦不一样。这是老邓给他的任务,还要管经济。可是现在通货膨胀这么厉害,大家抢购。你看,起码他没管好经济,他这张“牌”没了吧?第二,说他政治上比较稳定,这是跟耀邦比较。现在“稳”什么呀?27万学生大游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张“牌”也没了吧?第三呢,就是用人的问题上,赵紫阳没有自己的人啊。谁是紫阳的人啊?人家耀邦还有“团派”〔25〕呢,紫阳有什么派?他现在等于是孤家寡人。我说,现在唯一的,就是他能够和平地平息这次学生动乱,也许才能保住自己。我说,现在必须得和平地平息这个事,否则就是动了武平息,他也得被人当作替罪羊踢出去。所以这时候呢,他可能在策略上,需要在一些地方和老邓保持点距离呀,或者怎么唱个白脸红脸的。因为大家是很熟的朋友啊,大致就聊了这些内容。后来,这个朋友就给上面报告了。

  人家“通天”啊,这些话就让上面抓住了。这倒没成为我的罪状,跟我倒没什么关系了,他能拿我怎么样?这却成了赵紫阳的罪状!19号文件上面讲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高参”给赵紫阳出主意,要反对老邓。后来我说,我人在北京呢,你们至少可以到我这儿来核实这件事呀,怎么能就这样写入中央文件了呢?这件事,就是议论赵紫阳要下台,我没有、也不敢跟鲍彤说,鲍彤都不知道这个事,更何况赵紫阳呢?怎么是给赵紫阳出主意?说我“犯自由主义”,这我承认。我在政改研究室,跟少数人说过,跟几个朋友说过,确实也不该这样议论中央领导。可这跟赵紫阳有什么关系啊?你怎么能把这个作为赵紫阳、或者我们政改研究室的罪状呀?这个文件,大多数是这样的内容,捕风捉影。我当时就觉得,真没多大意思。何必呢?

  我跟杨尚昆谈话中也说了这件事。当时我声明一点:“三张牌”的话是我说的,没错。这是我要检讨的,自由主义、妄议上面。但这个话,我从来没跟赵紫阳讲,也没跟鲍彤讲过。很明显,我没傻到那个程度,赵紫阳还没出事、还是总书记的时候,我去讲这个?我就是私下议论了而已。我说,中央可以调查。但这个东西,不足以变成赵紫阳的问题吧。这是我负责任的话,不能像文件上写的,好像是政改研究室研究了这么一个策略,建议赵跟老邓保持距离,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不过,杨尚昆也好,特别是老邓,可能真是认为“六四”的内幕非常“黑”。当然我不能确定老邓是不是,但是清查的时候,就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最后处分我们室的几个人,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有个同事就是跟一个朋友发了几句牢骚,就给个处分。还有个同事在福建私下说了几句话,无非就是说这个形势啊,赵紫阳怎么怎么样啦。中央不表态,大家都上街游行了,思想比较混乱。这种话,在别的单位太普遍了。但是他被人揭发了,在我们单位就责令他做检讨。很能干的人,后来在使用上始终被压制。

  当时,我的态度很明确,我说,要说有错误,赵紫阳肯定有错误,下台都应该。这么大的事儿,你总书记要负政治责任嘛。但是你不要给他编造别的东西。我就是这个观点。比如后面那个工作组找我谈话,我就公开说,听说有些人要批赵紫阳的经济政策?赵紫阳的经济政策哪里来的?不就是老邓的改革开放吗?谁批,谁将来要负这个责任,肯定是错误的。

  现在想想,他们也没别的办法。我们没有法律上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且老邓有个讲话〔26〕嘛,没有这个讲话,还有退路。紫阳讲话无非就是说,学生是爱国的,你的动机是爱国的,但是你的做法不对。但是老邓讲了,这就是动乱,就没有退路了。那是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善后和转业

  “六四”清查和整党结束以后,政改研究室被撤销。我没有受处分,当时还是留守的党委书记,负责这帮弟兄们的遣散、善后。工作组找我谈,说,现在这些人都各回各单位了,你的情况,不归我们管。但是我们愿意给你出个证明,证明你表现不错,你是正局级,如果部队需要的话,你还是应该争取一下,级别应该动一动。我想,也对,我们“六四”后就被当成赵紫阳的人了,我也不想在部队干了,也别给领导添麻烦,提你不是,不提你也不是,转业算了。

  所以,我当时就找二部副部长姬胜德,提出转业。我说,我想转业。他说,“转业好啊。部队,没劲!我都想转业。”我说,我转业,你能不能给我调一级?我1976年调到总参二部的时候,我已经是副团职了。到现在还是副师。我在政改研究室,中组部给我出函证明我是正局。如果你给我调到一个正师,我转业在地方工作,还能多领俩钱儿吧。

  结果他说,“哎呀,很困难呀,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说,“好吧,实在不行就算了。那就还是副师吧,我只是提出我的想法,不行就算了”。其实,我1976年到二部任副团职的时候,熊光楷当时还是正连职;姬胜德还是副连职。他们这时已经提到了正军和副军职,蹦了多少级?我还是副师,常理上我是比较亏,不过我这一辈子,对当官没什么更多的想法。

  我当时为什么转业呢?也是对整个“六四”的情况很不满意。一个是开枪。我在英国,前面提到的人家处理防暴枪的态度,不能随便拿枪去打人的,是有底线的。另外呢,党内斗争比较激烈。中央开会批赵紫阳的时候,那份19号文件怎么说呢?一半是假的,一半是扩大的,我不敢说别的,政改研究室这一块基本上没有真的。所以我觉得,共产党经过文化大革命,真的没有接受教训。到了现在,还是搞这种手段。赵紫阳下台,不是很容易吗?老邓一句话就行了。你何必非要把一些不是他的事情,不是他的问题,栽到他头上?还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政改研究室这段经历,就是知道了中央决策是怎么回事儿。后来我有点心灰意懒了,没法奉陪了。我下了个决心,就是从此不在体制里干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不能再说违心话了。

◇在国外讲学

  1992年1月,政改研究室正式解散。全部工作做完,财产封存,文件封存,人员全部安排了。因为我是借调的,没有什么安排,我就回原单位了。回部队以后,通知我去学袁木〔27〕讲的什么三套——“三代”领导班子。当时我讲,第一,我要学,就学马列著作,学小平著作,他那个不是马列主义;第二,他讲的错误很多;第三,我现在已经要求转业了,要找工作,没功夫。

  当时,外国专家局的局长是我的朋友。在英国的时候,他是三秘,我是武官,大家谈得来。他一听说我要转业就说,“哎,到我这儿来吧,你太适合干这个活儿了,有外事经验,思路又开阔。”我当时说,我不想做具体的,你给我个虚职,把我从部队转出来就行了。

  中组部赵副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对我还不错,问我去哪儿。因为外专局那边要,我就说去外专局。他说到局里安排比较困难。我说,我不要求到局机关,就想到挂靠外专局的人才交流中心、协会什么的。另外,我对级别无所谓,副师就是副局级,我到那儿也不当什么局长、秘书长,给我个研究员什么的就行了。过段时间,我就下海。他说,那问题不大。

  结果还是不行——换人了,外专局新来的局长坚决不要我。后来赵部长没找我,他秘书打电话告诉了我。我说,我很理解。换了我,我也不要。因为我这个身份,干好了不会添什么彩;干不好他拿我没办法,还是大麻烦。我说,我太理解了。感谢赵部长,我自己再找吧。

  我就找体改委贺主任,他给证监会打电话。那时证监会正在搭班子筹建中,刘主任那边说,欢迎!要做哪个局的局长随便挑。我说,哎!老贺,我真是对官场寒了心了。这样吧,你就出个函,我把档案放体改委下面的联办〔28〕。后来老贺看我挺坚决,就说好吧。他后来就向部队发了文,就把我从总参调出来了。我把档案就没往体改委放,直接就放到联办的人才交流中心去了——自由啦!

  后来阎明复〔29〕找我,说民政部彩票中心缺个主任,要我去。我说,官方、半官方的,我都不想干了,我下海。阎明复说,那你就给找个人过来吧。我就把原来政改研究室的办公室主任推荐过去了。我开玩笑说,你知道中国共产党有几个委吗?中顾委、中纪委,还有一个知道吗:“中募委”——“中国福利彩票募集委员会”,这个可厉害,钱也不少。怎么样,去吧。结果就把他推荐去了。他去了,干的还不错,跟老阎也搞的挺好。

  这时,美国华盛顿大学邀请我做冷战史研究,是访问学者。因为我当年在战略协会的时候,有朋友找我参加一个中美学者的讨论会,他说,这是中美双方学者第一次交换对朝鲜战争的看法,讨论会缺一些军界的人。我当时还有军衔,所以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们谈了谈,大家感觉挺好的,我就参与了。然后我就为此采访了杨尚昆、乔木、师哲等人,还有一些军界的学者,写了一篇文章《1949-1950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参加这个会。好像在陶然宾馆,开了五天,和美国学者面对面的交流。李慎之参加了,他算领导,下面是一些青年学者。这第一次,大家还交流得不错,挺高兴的。以后我就介入这个圈子了。后来,美国方面邀请我去访问,因为在部队的身份去不了,我就没去。

  这时我是自由之身了,也没去过美国,我就答应了。我以个人身份,去了三个月。我的研究课题就是冷战史,Cold War History。同一年,我还去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去讲了一次中国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六四”后,我是下决心不在体制里干了,不能再说违心的话了。所以我讲话也没有顾虑。我讲的主要观点,就是改革开放肯定要继续下去,而且中国的发展前途很好。

  当时听众也有很多问题,与学者们交流也谈到一些观点。比如美国的奥森伯格教授,很有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很熟悉,他说,你看,毛泽东怎么样,邓小平如何,说到江泽民,他说nothing——什么也不是。我说,你说得对。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nothing的领袖。因为这个社会的体制在转换。当时我有个观点,“六四”当然是个悲剧,但是也有“好处”。它使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人人关心政治,恨不得大家都要来管天下大事,这就乱了。实际上,分析所有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和最不民主的社会,“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所以不可能有那种理想中的大民主。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政改研究室就讲的,没有那种纯民主,什么都投票。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事情,美国也一样。当然了,它的形态比你高一点。“六四”后,中国人迅速地世俗化了。所谓“世俗化”,就是关心自己,然后去发财。这样一来,社会就有一个稳定器了。另外呢,它也打破了对共产党的幻想。大家知道自己努力了,靠组织,靠不住了。那个组织有它自己的利益。

  讲完以后——他说,咦!你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当时美国总统是克林顿,我说,克林顿是什么?克林顿也nothing。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列宁那句话,“持常人见解”的路线。“常人”就是平常人,不是像毛主席那样的“神人”。神人有很多思想,但是他脱离实际。老江离实际会更近些,体会到普通人想什么,所以他说,发展经济呀,让大家生活有所提高啊。他就求实了嘛。

◇改革开放变不了

  我的想法是一贯的,认为应该由制度来代替领袖。要发挥制度的作用,领袖不能老改变制度,那不行,那样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比如改革,老邓有他的想法,换个人可能想法就变了。所以,我为什么说,要政党去做呢?我认为政党代表制度,领袖代表个人。

  当年耀邦下台时,很多人看到耀邦就这么给搞下去了,觉得比较忧虑和悲观。我当时就讲,不要着急。现在老邓在,老邓靠什么起家?靠得是改革开放。老邓跟毛老爷子,有什么不同?就是在改革开放上不同。老邓的观点我们归纳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讲“四个坚持”,那毛老爷子比老邓在这点上要坚决得多。讲四项基本原则,列宁就是呀,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也是,直到江青还是。我说,老邓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就是改革开放。所以,老邓奋斗这一辈子,就整出个改革开放。要把改革开放拿掉,就没有邓小平了。这是他的旗子,他能这么扔掉吗?不可能的。可能是我看到事物的本质了,或者,我看到他的人性了。这是从最高领导的思想来看,他不会改变的。

  “六四”以后我还这么说。第一条,不说别的,看看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他们在想什么?看看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他们能够回去吗?不要说“右派”了,就看看那些“左派”们的子女,他们能回去吗?他们要真是“清如水,明如镜”,倒让人害怕了,那很可能还真要回到五十年代了。第二条,江泽民当时讲什么:小商贩,要“把他罚得倾家荡产”,这是文件上写的。但是过两天他就不说了,“倾家荡产”?当时两千万个体户,一亿人口,你赎买下来?你养不养?你给他解决就业问题?你解决得了吗?你还得允许他,甚至还要发展他。李鹏那时候讲,乡镇企业是和国企争资金、争人员……我说,他懂不懂,乡镇企业当年怎么发展起来的?这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干两年就知道了。

  很清楚,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你收不回来了。老邓厉害就在这个地方。比如搞股票,他表态说,“允许试”、“不行就收”嘛。其实,允许试是真的,不行就收是假的。他早想清楚了,别人可能没想清楚。允许试,就试呗。反正后边有句话,不行就收。收?怎么收?靠行政命令收?收得了吗?你发了那么多股票,要花多少钱再把老百姓的股票买回来?你花钱买,正好给大家“解套”。再者,你有这笔钱吗?你政府要是有钱,何必搞这个呢?所以没法收!老邓这个人,比较聪明。战略上他想透了,后一句话,就把那些反对者的嘴堵上了。别的老头一听,啊,允许试,可以收,好啊。可一试,就“开弓没有回头箭”。

  《反杜林论》的那一段话,非常精辟:“平行四边形”。每个人对社会都有他的意义,只要有一个“力臂”,社会运动轨迹就要改变一点点。老邓的思想符合多数群众的利益,获取了多数群众的支持,所以成功了。毛老爷子开始也是,文化革命搞得轰轰烈烈啊,多数人都支持他。可慢慢的,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少,他再坚持也没有用。最后,老邓往这边一偏,就整个“打左转灯向右转”了。

  这个笑话它有点道理。搞改革开放,老邓的想法,无非还是要搞社会主义,要把中国搞强。毛老爷子和邓老爷子的想法,都是这样的。江青的想法就是搞“穷社会主义”吗?也不是。她是为了打倒对立面,即使“宁要社会主义草”也行。这是手段,就用这个把你打倒。其实那一段,四人帮在上海搞得相对还比较好。因为他们已经控制和巩固了上海这个地方。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他的种种东西,应该说是影响了几代人,甚至也包括“民主派”,包括西单民主墙。特别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读的是《毛选》,学的是“雷锋”。我们的思想方法就是这个方法,你得出的结论能走出多远啊?说实话,当年在党内没有人敢跟毛主席辩论,不论谁都说不过毛主席,都会折服于毛主席的雄辩。毛主席批彭德怀,多“精彩”,别管他有没有道理。

  过去有句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如果愿意反思的话,文化革命就不是历史吗?就红军长征是历史?说起来,红军长征是不错,延安精神是不错,但它们毕竟是在夺取政权当中创造的这种传统。现在是建设时期了,这期间我们党内最大的财富,应该说,一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一个是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难道不要了?本来应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育全党,防止文化革命的再生。

  我们汲取文化革命的教训,现在就要建立一种机制,要能不断地调整政策,另外要容忍对手。过去的政治斗争,每个人在反对对手的时候都打出一个“崇高”的旗号,说对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代言人”、“自由化”等等,无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就是不能达到一个共识,容忍对手。西方的政治理念,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保护对方的权利。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民主党、共和党不论谁上台,对美国都不是灾难。我们则不是这样,而是只有我上台,中国才能好;其他人上台,就是灾难、就是“复辟”、就是“自由化”。所以斗争变成“你死我活”,就要采取极端手段,动不动就要动用军队等“专政”手段。

  我们需要宽松的机制,我就不明白这个:他们为什么老说,中国“国情”不适于搞这个。这是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在阻碍。所有当权者都一样,他都不愿意跟别人分权,与虎谋皮是做不到的。那么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社会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形成一种制约、一种限制,使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权力。但这些东西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否则做不到这点。现在你看不到这种改变。

  当然,新的变化也是有的,比如领导人终身制的结束,这是从老邓开始的。这只是进了一步。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不能总是自我copy(复制)。两个党竞争,它们有不同的政治取向。我们现在是自我copy,这就造成血缘上的“近亲繁殖”。结果,就是一代不如一代,就弱化。现在就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因为在共产党的体系里,在权力中泡得太久了,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历史的惰性。毛主席讲“最聪明的人是战士”,就是说,可以从不同的地方选拔人才,来打破这种惰性。所以,文化革命的所谓的“合理性”呢,就是毛老爷子想要探索出这样一个体系。他当时对官僚体制很不满意了,想改造这个体系,所以他把王洪文从工人中选拔起来。但他不是从搞文官制度、搞政党竞争这个思路来做的。

◇商场上的洗礼

  大约1993年,海南三亚市要开发亚龙湾。原来有一个亚龙湾开发公司,资金也不够,没搞起来。后来由几家公司联合成立了一个股份制的公司,我也参加了,是这家“亚龙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借着发法人股,当时想多敛点钱吧,按两块钱一股,发了3亿人民币的股。敛了一部分钱,然后把开发的土地征下来了。

  但我在那干了一年,就干不下去了。一个就是1993年底,朱镕基那时正在搞“宏观调控”,钱不让进海南,由银行把口,钱就是不让进。另外,我们那儿有个失误。就是一开始想搞点综合经营,搞了块地,投了一个多亿,结果因为一调控,就没钱了。而那个项目又是海南旅游的重点项目,“国家旅游度假区”,当时是国家旅游局搞的,但是计委不同意,所以有矛盾。怎么办呢?后来我们想,当时香港有一个中粮集团下属的鹏利国际,一方面他们有钱,另外当时度假村的理念在国内还不清晰,而他们比较明白。既然我们没有能力,就交给他们做吧。于是我们就扩股,转让了股份,鹏利拿钱进来,当了大股东,当然我们就要退出了。

  1994年3月份,我们离开了。他们继续搞下去,就有了非常大的成果。有人后悔,但是我说,要是我们接着搞,没有钱,也难以为继。那么大个项目,我们当时把规划搞完了,但效益是人家的了。我当时也有点儿烦。特别是在亚龙湾那儿,看见的事也挺黑的。就说派出所借摩托车吧,他们找我说,我们派出所要帮着你们拆迁,需要交通工具。我说那好吧,送你们个摩托车吧。他们不要,说借用吧。我觉得他们还不错,只借不要。下面的同事说,什么呀,陈总,你不懂,他当然不要,因为摩托是借的,所以坏了你得给他修,汽油你得给他加。你要送给他,我们就不用管这些了。哎哟,人家想得真精。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我感觉真不好。

  后来我回到北京,和一些朋友说,海南太黑了,叫做“天天过年,夜夜兴奋”。我难受,干不了。后来这话被传到海南的领导耳朵里,他很不高兴,说我,“陈小鲁才黑呢!他发股票,一块钱卖两块”。我不否认这点。但是,发股票的钱是给海南开发用的,还不是给你海南弄钱?我又没有拿这个钱。我当总经理,当时的工资是两千块钱,仅此而已。

  从海南回来以后,一些朋友就拉我出面,搞一个投资咨询公司。我说,行啊。就向朋友借了十万块钱,成立了“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标准国际”做了一件事,就是为几个项目的海外上市做顾问。当时,第一期的海外上市公司刚刚准备起步。由于做投资顾问的都是老外,一些领导不大信任,就想找个中国顾问,心里有底。这样子,我们正好就找到了客户,就担任中方的顾问,去搞些撮合啊,咨询啊。不过这个赚不了多少钱。而且我们这种人,就不是经商的料。

  比如,广深铁路H股在海外上市,我们做它的顾问。他们上市收入了5亿美金,当时我们的上市顾问费是30万人民币。可是由于铁道部内部的矛盾,我们被拖了两年。关键是有两个问题要我们协调。一个问题是火车票定价问题。当时,铁路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车票由计委物价局统一定价。可是要没有自主定价权,在海外就等于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股票啊?为这个,我就找计委的副主任。那时候正好闹涨价呢,计委主要怕涨价。我说,按现在的情况,它不会涨价,可能还要往下调。因为它面临着高速公路和飞机的竞争。最后,由我们公司写了报告给计委,他批示,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浮动”,但是不“放开”,但给它一定的定价权。这样子在国外还有卖点。

  这是一个难度多大的问题啊,等于要改变一个体制的事儿啊!这个最后我们帮他拿到了。这价值多少钱?没法计算。但是计委给它的这点儿权力,公司就募集了5亿美金。

  此外还有一件事。它那条铁路有个特点,是从广州到九龙,所以它有外币收入。公司把这些外币打包,给了一个中资的金融公司,等于给卖了。国家规定,外汇进、出都是要报告的。这样,一千多万美金的外汇就没了。一年半以后,铁道部内部矛盾解决了,又重新启动上市了。人家一看,财务报告又不对了,每年的一千多万美金收入没了。这就没法上市了。于是他们决定回购。这一回购,又麻烦了。有钱有贷款,但是没有外汇指标。为了让它能上市,这又成我们顾问的事了,我就出面找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我说,你批给它一千万美金的额度,拿这个回购外汇。这样,它上市后能拿回来5亿美金的外汇。外管局领导说:但是它违规。我说,两边都是国家的事,这事铁道部也着急。外管局领导说:就这样吧,但是我们得罚它。最后给了它指标,但罚了8万美金,问题解决了,它就上市了。

  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企业觉得我们做得不错,加倍给了60万人民币。有人说我们发财了,我们五六人个人,干了两年,还要解决难度这么大的两件事,就挣了60万人民币,发什么财?不过,这件事儿,我们总算做成功了。

◇我不太适应这个社会

  下海几年,感觉也不好。所以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除了文化领域还没有介入过,不论军事、政治、经济,我感到我跟这个社会整个地不适应。就是说,这些现实和我从小学到的东西、和我理想中的社会理念,和我心目中的那个共产党,太不一样了。我是有点理想主义化,我不能接受我认为是不对的东西,除非你说服我。你说服不了我,那我就接受不了。但是有一条,我这个人也不愿给人找麻烦。如果老接触这些事情,你会觉得挺难受,大家都会挺难受。我不行,我离开还不行吗?1997年,我身体不好,后来高血压。主要还是觉得特没劲,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十年,我自己不去找事。有些朋友找我,请我当个独立董事啦,另外有些朋友搞个项目,邀我参加呀。我有一条,我可以出主意,也可以充充门面,但是不参加管理。而且我也不问待遇,愿意给多少给多少。所以大家都觉得处得挺好。

  我现在是博时基金和江西长运两个上市公司的独董,都是朋友邀请的。因为是邀请我去,不是我主动去找的,这样我就比较超脱,可以好好考察一下这个公司。我不是一般的股民啊,而是要当它的独立董事啊。所以,我就调来资料看,发现这两家公司还不错,比较规范。就做了它们的独董。独董,就是代表小股东监督大股东,让大股东不要做危害小股东的事。在基金,就是对基金持有者的责任。另外一个是对社会的责任。而且要合规经营,并不是说赚的钱越多越好。你不合规,你赚的钱多,你反而越容易出问题。当然,独立董事的作用还是很有限的,因为你不在公司里,要想蒙骗董事,那太容易了。

  从我做独董的这两个公司来讲,应该都还可以。博时基金非常不错的,在基金中排前三名。“长运”也是一个不错的搞交通运输的公司,非常稳健,号称是中国交通第一股。其实,一个公司的关键最终取决于其管理层怎么样。

  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注释:

    1. 读chua,篮球进篮的象声词。
    2. 林彪之子,文革中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3. 陈毅长子,后任对外友协会长。
    4. 指北京市的第四、第六和第八中学。
    5. 指文革初期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的“黑帮”。
    6. 指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四人的“反党集团”。
    7. 彭真夫人。
    8. 指谭震林副总理。
    9. 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10. 当时士兵的军上衣两个口袋,排长以上干部的军上衣四个口袋。
    11. 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
    12. 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的小名。
    13. 1960年代,一个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地主分子偷盗生产队的蔬菜,与之斗争而被杀害。当时被广泛宣传。
    14. “三个世界理论”:指1974年毛泽东对当时世界战略格局的说法。“三个世界”即: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美及其他地区的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构成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
    15. 英国称其为福克兰群岛,英阿两国均称对此群岛拥有主权。
    16. 一种美制自动步枪。
    17. 鲍彤,当时任赵紫阳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主任。
    18.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谈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0-343页。”
    19. 指新中国成立后,对接收下来的旧政府人员实行酌量减薪,作为稳定物价、克服财政困难推出的主要措施之一。见《陈云文选》,第二卷,第15页。
    20. 前苏联长篇小说《夏伯阳》,描写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红军指挥员夏伯阳足智多谋、顽强勇敢,但政治上不成熟,作风散漫。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把他引上了正确道路。1934年《夏伯阳》拍成电影,在中国曾影响广泛。
    21. “团结工会”:1980年11月成立,当年发展到1000万会员,瓦文萨当选为主席。1981年团结工会的《纲领决议》明确提出要改变现行社会制度,且不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同年12月,波兰当局宣布实行战时状态,团结工会随后被取缔,瓦文萨等数千人遭拘捕。1989年4月团结工会再度成为合法组织。随即投入大选,在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中获得成功。翌年12月,瓦文萨当选波兰总统。
    22. “黑工事件”、“黑窑事件”:2007年5月,山西省洪洞县警方破获一起黑砖场虐工案,解救出31名民工,其中有部分童工。之后,数百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联名发帖寻子。案件引起中央震动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23. “军政、训政、宪政”:1924年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出的建立“民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或称三步骤:⑴在军政时期施行军法,实行军事统治,既以兵力统一全国,又训练人民接受三民主义。待一省之内秩序完全安定后,就可停止军政,开始训政时期。⑵训政时期施行约法,由政府派出经过训练、考试合格的人员,到各县筹备地方自治,并对人民进行运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的训练。一省之内全部的县已实行自治时,就可以结束训政,开始宪政时期。⑶在宪政时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宪法颁布后,即“还政于民”,举行全国大选。民选政府成立,就是建国大功告成。《辞海》
    24. “小舰队”:文革中,林彪之子林立果建立的一支以效忠林彪为宗旨的武装力量。
    25. “团派”:指在共青团系统、特别是在团中央工作过的党内领导干部。1957年至“文革”前,胡耀邦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
    26. 指邓小平1989年“4.25讲话”,认为学生上街是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27. 时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六四”前后曾兼任国务院发言人。
    28. 全称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为中国最早引进股票市场设立的机构。
    29. 阎明复,“六四”前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六四”后改任民政部副部长。
相关文章:『陈小鲁
『百家论坛』 陈毅之子陈小鲁: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2011-06-20 [3240]
更多相关文章
相关栏目:『百家论坛
太原近期多人跳桥轻生,是抑郁还是....... 2024-05-23 [64]
为什么科学家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 2024-05-23 [33]
王小波撞墙身亡,葬礼无同行肯送 2024-05-23 [62]
简单一招,瞬间平息怒气 2024-05-23 [27]
张传宇:近代华商、日商在东亚及东南亚的贸易竞争 2024-05-23 [25]
工资“分界线”,中国87.1%为低薪、普薪,你是否在其中 2024-05-22 [106]
高瓴资本张磊:判断一个人是否靠谱,关键看 4 个维度 2024-05-22 [108]
近2000名中国寒门学霸的自白:读书还有用吗? 2024-05-22 [60]
别害羞!跟我一起逛逛这些「性博物馆」…… 2024-05-20 [96]
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90%的人在40岁的时候,职场生涯就已经结束了,到头来,白忙活一场 2024-05-20 [150]
相关栏目更多文章
最新图文:
:北京和上海金融人的最新鄙视链 :日本政府《氢能利用进度表》 :美国《2016-2045年新兴科技趋势报告》 :天津工业大学“经纬英才”引进计划 :浙江财经大学国际青年学者论坛的邀请函 (10/31-11/1) :美国加大审查范围 北大多名美国留学生遭联邦调查局质询 :天安门广场喜迎“十一”花团锦簇的美丽景象 马亮:做院长就能够发更多论文?论文发表是不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更多最新图文
更多《即时通讯》>>
 
打印本文章
 
您的名字:
电子邮件:
留言内容:
注意: 留言内容不要超过4000字,否则会被截断。
未 审 核:  是
  
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申请加入后台管理设为主页加入收藏
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版权所有,谢绝拷贝。如欲选登或发表,请与美国华裔教授专家网联系。
Copyright © 2024 ScholarsUpdate.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