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6日
主编：王雅平

热点争鸣 上海合作组织的初十年 王雅平，2011年7月1日 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那召开第十一次会议，并庆祝了上合组织成立十周年。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上合组织在其初 建的十年已成长为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性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组织，它也面临着不少局限与挑战。本期《卡内基中国透视》采访了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亚历山大•库利（Alex Cooley）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俄罗斯与欧亚项目高级研究员玛莎•奥尔科特（Martha Olcott），就上合组织的作用、挑战与未来发展进行了评价与展望。 成就与挑战 库利指出，“上合组织是中国在中亚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平台。”上合组织的特殊性在于它并不是另外一个中国需要敲门申请加入的西方组织；它实质上是为促进地区 利益由北京创造的一个组织，因此它在亚洲外交政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也正因为它不必遵循西方国家创造的准则，它在国际关系中也代表了一种非西方的新的理 念。 上合组织在不同方面的表现有强有弱。库利认为，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合作、推动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安全目标上，上合组织发挥了比较成功的作用。比如，中国在中 亚的首要关切是领土完整和遏制东突分子在新疆的分裂企图。上合组织不仅在一开始就稳定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边界，而且还给中国提供了保持其领土完整所需的区 域安全合作。 但在经济合作方面，上合组织的表现尚为薄弱。中国想要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部分原因是想要借此为新疆提供发展机会。但在经济合作上，俄罗斯动机不强， 中亚国家唯恐被中国强大的经济势力所吞噬，因此上合组织在这方面并没有太大起色：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动议没有得到热情响应；能源合作尚未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区 域石油合作体；该地区大部分的能源合作也都是在上合组织以外以双边的方式达成的。 此外，如果像有些人认为的上合组织还具有制衡北约或广义的反西方的作用，库利认为上合组织在这方面并不十分成功。虽然2005年上合组织的阿斯塔那峰会要 求美国撤出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并且由此上合组织也广被人看作是反西方的组织，但中亚国家对美国意图的怀疑和对“颜色革命”的恐惧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从今天 的中亚地图来看，所有中亚国家包括俄罗斯在内都在通往阿富汗的要道上与美国军事有着密切的合作，即美国所谓的“北部分配网络”。 奥尔科特表示，上合组织的优势在于它为中国、中亚国家与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的平台。它的弱点在于它尚未明确其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且制度性不强。 中俄分歧 上合组织的最大挑战一方面来自于中、美、俄尤其是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一方面也来自于中亚国家不愿完全听从于中国或俄罗斯的摆布。对中亚国家来说，平衡中美俄在该地区的势力符合它们的最大利益，因此上合组织对它们来说便具有了这样一种利用价值。 中俄之间的分歧可是说是上合组织内部分歧的焦点。库利指出，2004-2005年俄罗斯确实把上合组织看作是一个反西方的组织，也确实把这个组织主要用于 逼退西方在中亚的势力。但自那以后发生的两件重要事件严重削弱了上合组织在这方面对俄罗斯的利用价值：金融危机与俄罗斯格鲁吉亚之战。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 严重打击使俄罗斯之前对中亚国家的诸多投资计划化为泡影。相形之下，金融危机却扩大了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2009年中国与中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石油协 议。因此，俄罗斯担忧在对中亚的经济影响力上它正在逐渐输给中国。 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是另外一个转折点。俄罗斯要求上合组织承认格鲁吉亚分裂地区独立，却受到了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回绝。库利表示，那之后，俄罗斯对上 合组织日渐冷淡。表面上，俄罗斯会说一切良好；内心里，它们越来越把上合组织看作是一个主要由中国控制的 “中国通往中亚国家的后门”。在安全上，俄罗斯更倾向于它单独与中亚国家间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 因此虽然中国对上合组织充满雄心，但俄罗斯却对加深它在这个组织中的参与迟疑不前。可以预见，俄罗斯方面的缺乏动力对中国深化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将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西方看上合组织 西方对上合组织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三种说法：“反西方组织”、“集权国家俱乐部”和“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者”。“反西方组织”说主要依据2005年阿斯塔那宣 言要求美国撤出中亚军事基地，或恐惧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对西方的威胁，或担忧一个包括伊朗在内的能源俱乐部的诞生。“集权国家俱乐部”一说主要针对人权问 题，对比“上海精神”与西方自由价值、“不干涉他国内政”与政治压迫、政府权力与公民社会发展。“区域公共产品提供者”说认为上合组织促进了区域一体化与 合作，看到了上合组织在解决领土争端、促进经济合作以及改善阿富汗现状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建议欧盟、美国、北约加强与上合组织的合作。 库利补充道，中国通过上合组织为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提供资金援助，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以外的另一个资金来源。从这方面讲，上合组织也可以成为一个限制西方势力的工具或起到这样的作用。 库利建议，在上合组织明确其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前，美国在现阶段应避免草率制定任何对上合组织的大战略，更应避免把上合组织定性为“反西方组织”。 美国应保持偶尔的接触，但又不制度化其与上合组织的对话。其次，美国应考虑清楚它接触上合组织想要达到的目标。上合组织欢迎外部的合法化承认，美国应考虑 清楚在为加强上合组织国际合法化的同时，它想要得到什么回报：是人权改善，是阿富汗安全形式的改善，还是其他？另外，加强与上合组织的接触有可能削弱美国 与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这方面美国也要权衡利弊。

 

卡内基动态 新书发布 美国的挑战：接触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中国 史文（Michael Swaine） 卡内基，2011年 在其新书《美国的挑战：接触二十一世纪崛起的中国》中，卡内基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考察了美中关系背后的基本信念，两国近期的政策实践，以及未来最有可能影响美国政策的趋势，为当前以及近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他认为美国领导人必须实施新政策来维持美国的经济技术实力，改善美国的战略地位。不然，华盛顿方面将因难以维持东亚的平衡局面、确立区域及中国战略的观念，以及管理关键性政策事务而经历一段困难时期。   新书发布 巨大力量：新兴市场如何重塑全球化 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 威廉•肖（William Shaw） 卡内基，2011年 卡内基国际经济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尤里•达杜什和访问学者威廉•肖本月出版新书《巨大力量：新兴市场如何重塑全球化》。本书探究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过程以及这些国家将如何重塑经济版图。作者预计，全球经济在未来四十年内将会实现超过三倍的增长，大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将会推动这一改善进程。作者系统分析了这一巨变会对全球化的主要途径——贸易、金融、移民，以及全球公共领域产生哪些影响，并提出了领导者管理转型过程可用的政策选项。   中国能源 福岛核危机后中国能源行业的演变 涂建军，沈岱波（Deborah Seligsohn），孙霞，刘强，杨富强 2011年5月19日，北京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事故为中国进一步思考未来是否应当扩张核电部门以及加强核工业的安全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中国能源政策专家沈岱波，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孙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的刘强，以及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杨富强共同讨论 了福岛核事故之后，中国未来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卡内基的涂建军主持了本次会议。   阿富汗局势 阿富汗战争的前景 吉勒斯•多龙索罗（Gilles Dorronsoro），马加力，韩华，陈淇，杨晓萍，徐进，龙兴春，韩磊（Paul Haenle），司乐如（Lora Saalman） 2011年4月19日，北京 随着北约成员国撤离阿富汗最后期限的临近，阿富汗地区的情况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角色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在“中国与南亚对话”系列的第七次会议中，卡内 基的吉勒斯•多龙索罗，与中国专家团，一起在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探讨了他最近一个月在阿富汗所做的观察。卡内基的韩磊做了开场白，司乐如主持了本次 会议。   中亚一体化 中亚一体化：中国和南亚的作用 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程瑞生，马加力，苏浩，叶海林，李丽，杨小平，楼春豪，王海滨，宋海啸，龙兴春，韩磊（Paul Haenle），司乐如（Lora Saalman） 2011年3月17日，北京 中国和南亚国家将在中亚的地区一体化和缓解地区冲突的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邀请了美国前大使、负责南亚和中亚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布莱克，以及中国专家团，一起讨论在中国、印度和美国的相互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中亚事务。卡内基的司乐如主持了会议，即第四次美国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中国—南亚对话”系列研讨会。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增长并未失衡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1年6月14日 由于中国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例很低而投资所占比例却高的离谱，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失衡。然而本文作者却不认同此观点，他认为 中国由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导致了持续的高消费水平，而非降低了消费水平。对于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顺差，作者提出增加消费、投资和 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个办法来消除贸易顺差。   南海局势 中国如何避免下一次中越冲突 裴敏欣 《外交官》（Diplomat），2011年6月12日 近来中越之间围绕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的争端很有可能会逐步升级。越南一再证明自己并不畏惧中国，从俄罗斯订购了六艘基洛级潜艇，并宣布于6月13日在南中国海举行实弹演习。中国需要带头寻求危机解决方案，避免在西沙群岛与越南发生另一场冲突。作者认为中国应该临时中止在争议地区的巡逻活动并向河内提供如何避免未来发生类似对抗的具体建议。   国际经济 本•拉加德加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教训 莫塞斯•奈姆（Moisés Naím） 《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2011年6月10日 作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刚经历过两次强“地震”：其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的被捕，以及对继任者的争议。第两次“地震”显露了两个吸引眼球的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几乎可以肯定法国财政部长拉加德将成为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下任总裁；第二个事实是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比实际更有潜力。   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是否重回平衡了？没有！ 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 《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2011年5月15日 尽管汇率、利率和工资提高了，但是作者认为汇率和利率只是名义上的提高，考虑到通胀率增长差异和生产率增长差异等因素，实际上并没有提高。因此中国家庭收 入和消费水平并没有提高，经济也没有重归平衡。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运作方式说明除非投资增长大规模收缩，否则平衡不会发生。

 

学者文摘 《中国的猜疑与美国的意图》 Chinese Suspicion and US Intentions 迈克尔•蔡斯（Michael S. Chase） 《生存》（Survival）   第53卷，第3期，第 133-150页 中国的崛起是否会使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深？从中美关系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尽管两国表面上维持着“合作伙伴”的关系，并且美国一再强调其“欢迎一个繁荣并在国际舞台上起到重要作用的中国”，中国一直对美国的意图抱有强烈的猜疑，认为其企图遏止中国的崛起。本文分析了这种猜疑的形成与发展，并且指出其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 经过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尤其是在经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很多中国人认为美国已经进入衰退期。而同期，中国经济却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中国国力相对美国有所上升。因此，中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会因无法容忍一个崛起的中国而对其实行遏止政策，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会使两国外交的回旋余地越来越窄。中国把美国当做中国崛起道路上的最大敌人，但考虑到中国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中的地位（如应对金融危机、全球变暖及维持东北亚稳定等），美国对中国会采取遏止与接触（Engagement）双管齐下的政策。 近年来中美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摩擦强化了中国关于美国遏止中国意图的猜疑。首先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美国近来不仅加强了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接触，而且增强了在西太平洋地区如夏威夷、关岛和冲绳岛等地的军事部署。中国认为这些举动破坏了亚洲地区的力量平衡，因此中国军事的现代化只是为了恢复已被破坏的平衡。美国还不断地干涉中国与其周边国家间的事务以及东亚地区安全事务，如关于在中国专属经济区进行某些活动（尤其是情报搜集活动）的合法性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中美间最严重的海上冲突之一——“无瑕号”事件。再如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东亚地区论坛上针对南海领土争端发表的强调美国在南海“自由航行”原则中的利益，并强调美国已准备好推动南海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的言论。此外，在中日钓鱼岛冲突中，美国宣布钓鱼岛处于日美同盟的覆盖范围内。而在“天安号”事件以及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美韩在黄海的军演也被中国解读为不只是对朝鲜的威胁，更是对中国的威胁。很多学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的这一系列行为，实质上是通过“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构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甚至建立“亚洲北约”。 然而作者认为中国对美国包围与遏止的认知过于夸张。对冲与制衡是存在的，然而美国并未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遏止。美国在其他地区部署对美国处理亚洲事务精力的分散、中美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冷战后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对与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合作的需求、亚洲国家自身的战略选择等，都在主观和客观上降低了美国遏止中国的可能性。然而，中国对美国意图的猜疑却使美国对华外交政策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美国必须对中国明显具有攻击性的行动进行强硬威慑，而另一方面，这些威慑又不能加深中国对美国意图的猜疑。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是威慑、再保证（Reassurance）与克制的混合体。   《中美军事空间关系的安全困境》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the U.S.-China Military Space Relationship 张泊汇（Baohui Zhang） 《亚洲调查》（Asia Survey）    2011年3-4月，第51卷，第2期，第311-332页 中国的军用太空计划及其太空战战略引起了美国方面的关注。事实上，中国在外太空的军事意图已经成为两国之间关键的安全问题。美国试图揣摩中国军用太空计划的意图，认为一方面原因是中国视空间为将来战争的新的关键领域，军事领域即将发生变革。另一方面原因是中国将其军用太空计划视为广泛的非对称战略，以抵消美国在传统军事方面的优势。 本文认为中国军用太空计划的另一个原因源于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即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中美双方已经被卷入空间规划和行动的反应—反反应的恶性循环中。作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导致“安全困境”。首先，美国试图追求和维持其在外太空的主导地位，中国自然认为美国对外太空统治地位的追求有损中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发展其军用太空计划以避免美国对未来战争的统治地位。其次，中国担忧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会削弱其战略核威慑力量，因此发展全新的太空—核武器综合战略（integrated space-nuclear strategy），以保证有效的威慑和反打击力量。至此，两国的军事战略家都对彼此的军事空间关系持悲观态度。 但作者认为这种安全困境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最近两国战略环境的演变都为缓解紧张局势创造了条件。美国方面，奥巴马政府调整了其外交政策，战略克制和多边外交替代了备受指责的单边主义大战略，并且赞同禁止太空武器，愿意遏制其导弹防御。另外，中国学者普遍认为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以及中国实力的相对提升，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低。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中国对美国霸权所带来的威胁的担忧。中国方面，台海问题是中国军方发展太空战能力的重要原因。自马英九上台之后，台海局势明显缓解，中方不再过分担心美国会介入台海问题。这些种种变化都有利于中美军事空间关系的改善，使太空的军备控制成为可能。 作者认为中美双方应该抓住时机，先减少战略误解以及安全困境的恶性效应，再试图协商制定禁止太空武器的多边协议。本文提出了减少双方担忧的两条措施。第一，国家领导人应该对军用太空计划行使更大的监督权力。第二，中美双方应该建立双边对话，减少彼此之间的怀疑。一旦以上措施化解了两国的安全困境，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大国即可共同努力，协商有关军事利用太空的多边协议。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对美政策：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影响》 Patriotism, Nationalism and China’s US Policy：Structures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彼得•海斯•格里斯（Peter Hays Gries），张清敏，H•迈克尔•克罗森（H. Michael Crowson），蔡华俭 《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2011年3月，第205期，第1-17页 为了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与美国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不同，其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及中国人国家认同的建构和影响，作者于2009年春季和夏季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以及奥克拉荷马大学对720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美国人认为爱国主义（对国家的热爱）和民族主义（相信自己的国家优于其他国家）两者的概念一致，然而中国人却认为两者的概念极为不同。对中国人来说，爱国主义更接近褒义的国际主义，而民族主义指的是贬义的盲目的爱国主义。 其次，作者发现爱国主义者的历史信仰对中国人国家认同的建构非常关键。历史信仰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变，国家的历史和国家意识相辅相成。问卷调查的结果支持了学者们的观点——“屈辱的百年对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与“对历史的信仰影响着中国、日本、韩国和朝鲜这些东北亚国家对彼此相互威胁的认知”的观点相一致。研究指出调和历史对建立信任的重要性，以及对将来中国与美国和其邻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第三，美国的威胁包括军事威胁和羞辱威胁两个不同的方面。尊严、屈辱和对被认可的渴望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的决定因素。实际上，羞辱威胁比军事威胁对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更强列的影响。 最后，民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研究表明中国民族主义的变化会对中国对威胁的认知以及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在诸如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以及2001年中美海南岛撞机事件等危机中，强烈的，及时是暂时的民族主义也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   《21世纪初的中越关系：是否以经济为主导？》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Economics in Command? 郑宇硕（Joseph Y. S. Cheng）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   2011年3-4月，第51卷，第2期，第379-405页 本文主要论述了中越关系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演进趋势以及存在的问题。中越关系总体来说在不断改善，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隐患。作者的分析涉及历史背景、经济联系、党际关系、海洋领土争端、亚洲区域一体化等方面，以不平衡的双边关系为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展现一幅中越关系的全景图及其发展趋势。 中越关系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从原来的敌对关系逐渐改善。中国的经济现代化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与美、苏以及周边国家关系正常化。1991年，随着越南同意从柬埔寨撤军，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其后，中越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91年至1998年，两国通过重建互信而恢复睦邻友好关系；而1999年后，两国进入了全面合作阶段，双边关系上升到了新的高度。两国共同致力于建立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并在2009年完全解决了陆地领土纷争。“中国模式”为越南提供了榜样，而两国在贸易、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合作也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和深化。 然而两国在西沙群岛以及南沙群岛海域的领土纷争也为两国关系埋下了隐患。尽管两国在领土纷争上都表现了极大的克制，但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的兴起以及中国“蓝水海军”（Blue-Water Navy）的建设还是使越南感到了极大的威胁，并将中国的克制解读为“隐性进攻”（Creeping Assertiveness），或是一种“谈判中掠夺”（Talk to Take）的策略。因此越南采取了“对冲政策”（Hedging Policy），即利用美国等大国在亚洲的存在制衡中国。而两国（尤其是越南）国内的民族主义抗议、越南野心勃勃的海洋战略等因素，更使海洋领土问题的解决充满了不确定性。 然而两国经济合作的深化以及对稳定发展环境的需求将削弱海洋领土争端可能造成的危机。中越贸易额已从1991年的3200万美元上升到24.7亿美元，投资额也稳步增长。中越贸易呈“雁形模式”（Flying Geese Model），即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低一级的产业，而中国又进一步向越南转移更低一级的产业，最后由越南作为国际生产链条的终端将成品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由于必须从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和一些本国无力生产的工业制成品，越南在中越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然而，尽管中越经济合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其为越南的产业升级、总体经济增长以及区域地位的提升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经济合作不仅缓和了两国在海洋领土问题上的矛盾，也降低了两国在实力上不平衡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两国政权都需要依靠经济发展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性，这种需求超越了传统的地缘安全考虑。于此同时，越南在党内民主和少数民族政策等领域甚至领先于中国，进一步削弱了这种不平衡感。而越南房地产与证券市场过热所引发的危机也成为了中国学者用来旁敲侧击本国政府的话题。总之，即使作为实力差距明显的两个邻国，中越双边关系也可以平稳发展。   《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东盟核心规范：危机会成为机制发展的催化剂吗？》 ASEAN’s Core Norms in the Contex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Is the Crisis a Catalyst for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迪帕克•奈尔（Deepak Nair） 《亚洲调查》（Asian Survey）   2011年3-4月，第51卷，第2期，第245-267页 本文主要论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东盟核心规范及其机制设计的影响。东盟自建立以来就常常因其无法实现其宣布的目标而受到诟病。这对东盟的可信度及其推动东南亚经济与安全一体化的有效性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东盟执行力的弱小主要来源于其两个规范：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要求绝对共识的决策机制。作者认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促使这两条东盟的传统规范有所改变，然而另外两个趋势——新老成员国在国内政治上差异的扩大以及缅甸的加入——才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这两条规范。 首先，作者指出危机并没有在经济领域促进东盟的机制建设。面对危机，东盟没有迅速建立帮助成员国走出困难的机制。旨在解决成员国资金短缺问题的“清迈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I）的运转不畅便体现了这点。危机还增加了国家的自保心理。东盟变成了各国口头上表示团结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平台，实际上各国却暗中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其次，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危机也没有促进东盟的机制建设。经济提议被放在比政治、安全提议（如东盟宪章）更加靠前的位置。同时，经济危机中资源的短缺也给了各国延缓实行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理由。 危机中的东盟并不缺乏高远的目标（如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的建立以及区域内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但这些新规范却因受到旧规范（主权与不干涉内政以及绝对一致原则）的牵制而沦为一纸空文。金融危机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局面。 那么，既然危机无法促进东盟在经济、政治与安全方面的机制建设，那么东盟区域一体化将何去何从？作者指出了另外两个动力来源。首先，老成员国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对人权的逐渐重视将与新成员国（如柬埔寨、老挝、越南与缅甸）日渐冲突，从而分化传统规范的阵营，为旧规范的改革创造突破口。其次，缅甸的加入加剧了新老成员国在国内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老成员国为了增强东盟的合法性、可信度与国际认可，宣布其成员国将支持政治改革、民主化与人权保障。这些宣言虽然仍然没有机制保证其实施，却与旧规范——即主权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产生了冲突，并且由于“异类”缅甸的加入，原来绝对一致的决策机制开始松动，并向“东盟减1（即缅甸）”的模式转化。   《日本地震：复苏中的政治》 Japan’s Earthquake：The Politics of Recovery 松村正浩（Masahiro Matsumura） 《生存》（Survival）   第53卷，第3期，第19-25页 本文主要论述了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现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将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3月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加剧了日本现有政治经济模式的矛盾，从而使改革的需求更加迫切。日本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政府来冲破现有体制中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实施拖延已久的改革，使日本按照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模式发展。 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从冷战结束后便不再运行顺畅。自民党的政策基础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加之以对低效企业的补助。这种模式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然而随着中国、巴西等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广大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日本的优势不再；以此同时，由于老龄化等原因，国内消费的增长也开始放缓。90年代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发展陷入低迷。 日本急需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采取增加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减少福利项目、增加竞争、增大贫富差距、减少对低效企业的补助等措施。而这些措施无疑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因此，日本选民一直在两党间摇摆，有意推迟改革。震前，日本政府虽然已经债台高筑，但并未到必须改革的地步。然而日本大地震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恢复与重建需要的巨额费用，使得改革成为日本的唯一出路。 民主党的上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政治经济局面。议会中党派势力的分配依然不利于强有力政府的建立。菅直人上台后，民主党的政策较前任首相鸠山由纪夫时期的政策有所倒退，主要表现在推翻旧体制、加强对官僚机构的政治控制以及加强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独立性等方面。菅直人也没有履行一些民主党刚成为执政党时许下的政治诺言，尤其是在社会福利方面。同时，菅直人在此次日本大地震以及核危机中反应迟缓，显示出领导力的不足，再加上中国与俄罗斯等“外患”的夹击，菅直人政府可谓是风雨飘摇。 因此，民主党在2011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惨败便不足为奇。然而自民党的胜利也不具有压倒性。目前没有一个党能够担当起改革的重任，而这次危机提供了日本政党势力按照意识形态与政策重新洗牌的契机。危机应该唤醒日本人，使他们认识到新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必要性。   《网络安全的十条规则》 Ten Rules for Cyber Security Eneken Tikk 《生存》（Survival）   第53卷，第3期，第119-132页 自2007年爱沙尼亚网络战以来，全球对网络威胁的认知彻底改变了，网络犯罪的定义更为广泛。联合国、北约、欧盟等国际组织推行新的网络安全政策并修改现有的政策。只有综合关键领域的法律法规、补救措施和法律实践才能对抗当代的网络威胁。以下十条规则简介了影响处理网络事件和网络安全的法律问题。 1. 属地原则（The Territoriality Rule）。一国境内的信息基础设施隶属于该国领土主权，受该国管辖；2. 责任原则（The Responsibility Rule）。一国要对其国境内的信息系统发起的网络攻击负责；3. 合作原则（The Cooperation Rule）。如果一国境内的信息系统发动了网络攻击，该国应该同受害国合作，共同保护网络安全；4. 自卫原则（The Self-Defence Rule）。取决于重要性和必要性，人人都有自卫的权利；5. 数据保护原则（The Data Protection Rule）。除非另有规定，信息基础设施监测的数据被视为个人的。6. 注意义务（The Duty of Care Rule）。人人都有在其信息基础设施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的责任；7. 预警原则（The Early Warning Rule）。有义务通知潜在受害者已知的即将发生的网络袭击；8. 信息获取原则（The Access to Information Rule）。公众有权了解关乎其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威胁；9. 犯罪原则（The Criminality Rule）。每个国家都有责任将最常见的网络犯罪纳入其实体法；10. 授权原则（The Mandate Rule）。机构的行为能力源自授权。 这十条原则列出了保护网络安全的法律方法所应囊括的关键的概念和领域。他们旨在提高对有关网络安全的现有的法律纠纷的认识，寻求相应的方法克服这些法律纠纷，以及影响之后国际社会具有充分根据的立法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