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时近日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想过为学校另谋更合适的人选，但绝不在最困难的时候挥袖离开。他希望在时间的长河里，印证一份“先行者”的称号，他说不管实验的结果是好还是坏，只要有结果就都是有意义的。

自称绝对不会当逃兵

　　“希望给学校推荐一个比我更好的人。”说到学校的近况，朱清时显得力不从心：如果这个人找到了，而且他愿意来，那我就回到我最喜欢的工作中去。

　　朱清时说：“如果我在学校目前最艰难的时候退出，不异于是一名逃兵，但我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当逃兵的。”他铿锵有力地表示，再艰难也会坚持下去，同时他也强调希望可以找到更加合适、年轻的人。

　　朱清时表示，到深圳之后才发现，现在所面临的困难，远比之前想象的难更多。他说，现在的气氛，不能犯错误，不能让别人不理解，但还是希望老百姓能够相信改革。

学生自己决定“拒考”

　　谈到今年南科大学生发公开信“拒绝高考”时，朱清时眉头有些紧锁，他说当时之所以不表态，是希望让学生自己做决定。“学生的认知和行为会让很多老师和官员都汗颜。”朱清时回忆道，当时在学生的这封公开信中，学生所说的“丢弃虚文凭，捡起真本事”这句话讲得尤为精准。

　　朱清时认为，学生的做法是对的，高考是中国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但不能把偏才怪才切掉，应该有弥补的办法，南科大就是想探索这样的一种方法而已。

一开始不想参加遴选

　　采访中，朱清时还透露了南科大遴选校长的小故事。他说，在遴选的最后关头，猎头公司希望他能来深圳进行竞聘，但他自己把这件事列入了不予考虑的范畴。

　　“我对科研考古很有兴趣，准备去故宫博物院里任职。”但后来，当时市长带着亲笔信，希望他能参加遴选，再加上中国科学院陈国良院士、电子科技大学刘盛纲院士这两位好朋友的一番劝说，朱清时最终被打动了，他的名字出现在最后的遴选委员的名单里。

　　朱清时解释说，不去不是因为“跌份的事情”，而是因为自己对中国教育的弊端认识太深了，一开始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但深圳这种做法本来就很有魄力，所以自己也十分愿意参与。

希望自己是名先行者

　　朱清时透露，当时他向深圳提出的“学校要有高度的自主权、小规模高质量研究型大学、引进领军教授、去行政化”等要求，都得到了同意，这让他十分感动。他说，任何实验都要做大量的准备，实验的结果也不是完全能预测的，实验过程中要很严谨、认真和精确，正结果当然好，否定的结果也好，像南科大的实验会给全国提供实验的依据，看看会存在什么问题，但只要有结果就是有意义的事情。

　　朱清时希望教育能够百花齐放，让南科大这朵小花有生存权。他说：“希望再过10年、20年，大家发现中国的教育已经在走上南科大教改的这条路，而我们是先行者。这样说我就满意了。”

南方科技大学第一届理事会一半是政府官员

　　备受关注的南方科技大学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16日召开。有媒体报道，出席南科大首届理事会的20名成员中，一半是政府官员，另一半是大学校长和企业家。南科大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备受关注的南科大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昨天在深圳召开。虽然是闭门会议，现场“戒备”森严，但是许多媒体还是从不同渠道获知了会议的相关内容。据会议持续了整整一天。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在会上首次向理事会成员报告了南科大的办学思路和发展规划。在学校招生及专业、课程设置方面，朱清时在报告中提到，首届教改实验班学生入学后，前两年不分专业，由学校安排统一的理工科基础课教学及教育部要求的其他课程。大三开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

　　朱清时在报告中还提到，南科大将设中共南方科技大学委员会，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副书记和若干委员组成，在校内设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校务委员会协助校长决策行政事务，学术委员会协助校长决策学术事务。而这次会议之后，备受瞩目的南科大的副校长的人选依旧是悬而未决。

　　南科大可以说是在人们关注的目光中起步的，他每走一步都得到了舆论的普遍关注，今天，南科大理事会也再次登上了百度新闻热搜词的排行榜。新闻中还提到，这次出席会议的南科大理事一共20名，包括政、商、学界人士，其中有一半是厅局级以上官员，还有6名大学校长和4名企业董事长，这也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

　　有网友认为，各界人士加入理事会有利于南科大吸取各方意见，在具体实践中也能得到多方的帮助，但也有网友担心，理事会成员中，超过一半是官员，会有违南科大筹建时的初衷。不过还是有不少网友对南科大的未来充满信心，有网友说，人们之所以对于南科大保持热切关注，是因为南科大寄托了人们太多的希望，而南科大引发的种种争议也都饱含所有人对于教育改革的热切期盼。

　　问题不能回避，争议必须继续。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某一方面。争议应该更多推动我们对自己的反思，如何尽量帮助这所学校，让他有足够顽强的生命力破土而出。这才是争议各方以及围观的我们所需要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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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汉以来，国人对于官阶一直很在意。在门阀的时代，门第多少还能冲淡一点官阶的威势。实行科举制度之后，社会对人的评价尺度，只剩下了官位高低和官阶大小。于是，人的“进步”，就只能看在官梯子上的攀登了。小官为小牛人，大官为大牛人。为官做宦的人，官阶大小，穿的衣服质地颜色，佩戴的鱼袋补服样式花饰都不一样，牛与不牛，一望便知。唐玄宗时，宰相张说借封禅之际，偷偷给自己的女婿升了三级，上朝时，皇帝一眼就看出猫儿腻。人事腐败，不大好弄。

但是，那时的官本位再猖狂，也就是在官场，官阶不大能扩散到官场之外去。社会上的人对有官阶的人及其家属固然羡慕，但也从不指望在自己职业上挂个官衔。顶多，花点钱捐个空官衔，死的时候风光一点。开买卖的人，无论生意做得多大，自家的买卖，也别想有级别，什么品级也没有。要想风光，有两条路，要不就让子弟读书，考科举，考不上就捐个实在的官儿，要不就跟乡下土佬一样，捐个空衔，生前在门上挂块“某某第”的匾，死后墓碑上有个官衔。做艺人的，无论戏唱得多么好，哪怕受过西太后的褒奖，也休想自家的戏班子有官家的级别，就是九品都不行。至于和尚道士，只听说明代有给某些真人，比如张天师赏赐官衔的，到了清代，还给降到4品。和尚喇嘛，被封为国师倒是有，但好像也没有官阶。各地的寺庙，无论香火多旺，地位多高，也没有听说有过级别。

晚清时节，洋人来了。基督教开禁之后，来华的洋人传教士们，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士，在跟中国官府打交道的过程中，痛感中国官员的牛气。于是，就撺掇法国公使，要求按天主教教士的神品级别，跟中国官阶一一对应。当时中国的总理衙门，受到压力，感觉这也有道理，于是就答应了。洋教士要求的是对等，因为这涉及洋人的尊严。但这要求，实际上也是中了中国人官本位的招儿。中招之后，洋教士们感觉很好，总主教、主教、司铎等等一一跟中国官员对应，连所乘的轿子也学官样，主教们坐上了绿呢和紫呢的八抬大轿，招摇过市，让中国的一些士绅们见了，感觉很是不爽。这是第一次，中国的官阶扩散到了官场以外，尽管只是“相当于”，就像当今教授相对于副处级待遇一样。但从后来的历史看，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后来的中国，各行各业，都有官阶了。企业不用说，即使一个街道工厂，也会套上行政级别。其他行业，玩杂耍的，唱戏、说相声的，都有级别。只有一些民营企业没级别，但人家运作一个县或者市的政协委员，也等于有了级别。有的领域，级别还在扩张。比如大学，现在居然有了副部级大学。做了这种大学的校长书记，官阶就是副部级官员，出门铁定要坐头等舱，走VIP通道。

在一个官本位走到极致的国度里，场面上的人，说话办事，就看两个东西，一个官衔，一个官阶。两个都没有，人家眼睛就只看天了。开会安排，当然也只看级别，没有级别，真的就没法安排，要不就只能排在最后。

但问题是，我们究竟想不想改呢？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进而移臭做香呢？还是改改老章程，别让人家笑话咱呢？如果要改，那就得把官阶拿下来。从大学开始，理所当然，一个校长，如果仅仅靠身上的官阶才能得到尊重，不是太可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