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王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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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亚区域化进程
王雅平，2011年9月7日
东亚一体化虽然被认为具有巨大的潜在收益，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一直都还是一个遥远的图景。东亚区域化进程在亚太地区力量对比不断变化、尤其 是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背景下继续展开，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几个区域峰会都将在今年最后一个季度举行，呈现了亚洲区域一体化继续 上升的势头。
亚洲区域组织现状与特点
所有现存的东亚区域组织可以以其与东盟的关系为标准分为东盟与非东盟两大系列。东盟之上衍生出多个合作倡议；这些即为东盟系列。其中，东盟+1是东 盟与东北亚三国（中国、日本、韩国）分别展开双边合作的平台；东盟+3包括东盟10个成员国及中国、日本和韩国，可是说是东盟衍生组织中发展最完善也最为 活跃的一个，拥有64多个委员会与工作组；东盟+6由日本在2002年提出，在东盟+3的基础上再加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被普遍看作是意在平衡中国 的影响；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则是由东盟+6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每年都在东盟领导人会议之后举行。东盟地区论坛是东盟发起的亚太地区第一个政府间多边安全对话机制， 成员范围广（甚至包括欧盟），是成员国外交部门之间就地区安全展开对话的平台，最近才扩展到成员国国防部之间的定期对话。彼得森国际经济学院访问学者 Ellen Frost认为，“虽然重要的双边会谈也在东盟论坛的前后穿梭进行，但最紧要的安全问题一般都被置于谈判桌以外。”
Ellen Frost指出，这些东盟之上衍生出的多边框架虽然经常被批评为分工不明、多有重叠、达成共识的过程冗长，且会议繁多占用过多外交资源等，但东盟根本上的 精简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发生，更何况东盟这种开放式的架构不仅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交流与互信，而且符合东南亚流动式的战略环境。迄今为止，东盟在把地区内对 抗引导向“竞争性合作”方面是相当成功的。“组织建设是这一战略的关键支柱。”
在东盟系列以外，非东盟系列主要是指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由澳大利亚和日本首先提倡、并受到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强力支持的跨太平洋组 织，旨在促进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包括拉美的一些临太平洋国家）的自由贸易与投资。美国将在夏威夷檀香山主办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魏红霞指出，“亚太经合组织未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后随着政治安全问题成为峰会议题，其功能也泛化为一个磋商平台。”对亚太 经合组织未来的发展何去何从，无人能知。
除了东盟与非东盟的划分外，东亚的区域性组织还可分为经济与政治安全两大类。经济领域主要有亚太经合组织及“东盟+”系列。政治与安全合作除东盟论坛、东盟峰会以外，还有香格里拉对话与和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
区域组织多样化背后的利益博弈
东盟+3与东盟+6之间的竞争关系集中体现了“亚洲化”与“亚太化”之间的争议，而这一争议的实质是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对亚洲区域合作主导权的争夺，其间又掺杂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竞争。
一方面，美国坚持对亚洲合作的领导。美国是亚洲的传统势力之一。美国在一地区的利益通常是通过对该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来实现的，亚洲尤其不例外。此 外，许多人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持续存在保障了亚洲战后五十年的和平与稳定，因此认为美国的存在是继续保障亚洲地区繁荣稳定的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崛 起打破了原有的力量平衡；美国在中东的两场战争也分散了它在亚洲的注意力。虽然奥巴马“重回亚洲”的战略已经展开，但在一个力量对比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亚洲 格局中不断保持新的平衡，是对各方的巨大挑战。在亚洲的区域合作上，美国采取直接或间接地支持区域合作“亚太化”的战略，来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影响。
在以上结构层面的分析以外，我们也应对大国外交的老练程度抱有足够的信心。Ellen Frost强调，“华盛顿支持北京的经济发展及北京对国际事务与地区事务的参与。猜疑美国对华采取‘遏制’政策是不存在事实基础的。”在中国方面，魏红霞 指出：“中国不称霸、不当头的外交原则指导着中国在东亚多边合作进程中的政策取向。”“中国过去曾经希望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地区架构，但是随着双边关系的 变化和东亚局势的变化，中国也不停地进行新的战略思考，认为美国的加入不一定对中国不利，比如，美国的参与或许可以减弱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也可以 增加中美对话的机会，加强双方的信任度。所以，对美国在东亚峰会框架下参与东亚区域合作，中国应该是持欢迎态度的。”
中国的意图与角色
中国在不同的区域组织中有着不同的意图，并对不同的组织分别加以致用。但总体而言，Ellen Frost表示, 中国参与这些区域组织的目的在于“扩大外交影响、安抚邻国、边缘化日本、牵制印度、继续控制台湾在国际上的外交角色，并强调‘亚洲化’而非‘亚太化’区域 合作。”Ellen Frost评价道，“中国并不因为其大国地位而对亚洲其他国家颐指气使，这一点值得称道；但与此同存的对立面便是亚洲其他国家也正缘于此并不清楚中国在该 地区的目标。”
在以上不同的区域合作框架中，中国偏向东盟+3。魏红霞分析其原因有二：第一，东盟+3更符合中国外交周边战略的要求。中国希望在东亚区域合作的初 期阶段，成员最好限定在东亚区域内，成员不必太多；而且在由东盟主导的框架内，中国有更大的话语权。第二，从效率角度来看，这个框架也使合作安排更容易达 成和实现。
从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所起的作用看来，Ellen Frost指出，中国的崛起是东盟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原因之一。东盟希望由此打入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并希望 以一系列的地区性网络鼓励中国的和平行 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魏红霞认为，“中国在很多多边合作机制中是被动的参与者，而不是主动的规则制定者。虽然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越来越深入地参 与东亚地区事务，并在东亚采取越来越多的主动行动，但是，中国参与东亚地区事务的新角度和新领域主要是经济方面。”“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由于历史 的原因和现实被宣扬的‘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东亚各国对中国成为大国的未来充满疑惧。中国在东亚多边合作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程度将会遇到很大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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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动车追尾对中国核电中长期规划的警示
涂建军，《政策展望》，2011年8月23日
2011年7月23日，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在温州境内追尾，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虽然中国政府很快就为国内媒体的报道划了红线，官方媒体也异乎寻常地指出，事故动车是基于国外技术建造，但席卷全国的网络问责风暴却愈演愈烈。
虽然事故发生在铁路行业，考虑到高铁和核电都是人类社会成功商业化的最大型、最复杂的工程技术。两者在中国，皆以巨大的市场需求为支撑，有市场换技 术的可行性。另外，国内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诉求，促使两者都有发展空间和吸引资本的能力，因而获得政府高层的重视和支持。有鉴于此，中国政府有必要深刻 意识到，这次事故对中国核电发展的警示作用。
“7•23”温州动车追尾归根结底是中国社会近些年来在公共项目投资领域好大喜功所引发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也反映了国内为了引进重大高新技术急于求 成、贪功冒进的心态。这次事件民愤之大、升级之快所造成的政府与执政党的公关危机显示了由于缺乏宣泄渠道而导致国内矛盾以井喷式爆发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危 害。不过，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以该事故为鉴大力整顿基建投资领域的乱象，并因此能对2020年核电规划目标的修订三思而后行，那么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未尝 不算因祸得福。
考虑到核电开发在财务、技术与环境等方面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核电中长期规划需谨防欲速则不达。以美国三里岛核事故、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日 本福岛核危机及温州动车追尾为鉴，国家发改委2007年公布的2020年国内核电运行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的规划目标短期内不宜上调。如果十二五期间国 内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引进能够有序地顺利进行、或者国内核电行业能扎扎实实地对国产二代半的反应堆技术进行长足可靠的安全改进，中国2020年核电规划目标 完全可以在十三五期间再行调整。
学者文摘
《奥巴马政府有“大战略”吗？》
Does Obama have a Grand Strategy?
丹尼尔•德茨纳（Daniel W. Drezner）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1年7-8月，第90卷，第4期，第 57-68页
作者认为奥巴马政府有两个大战略。其一是多边紧缩政策（Multilateral retrenchment），旨在缩减美国海外承诺，恢复其地位，并将部分全球责任转移给地区性合作伙伴。第二个正在形成的大战略侧重于反打击（Counterpunching）。奥巴马政府希望在受到其他国家挑战时，在全球范围内坚持其理念和影响力，让其盟友安心并向对手表明决心。
大战略包括对国家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操作方案的明确表述。大战略表明国家政策的变化，而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则越慢越好。评论家们强调选择正确战略的重要性以及选择错误战略的失败后果。作者认为大战略并不如战略家们所想象的那样重要，因为评判国家是依据其行为，而并非言语。对于大国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其实力——经济和军事实力。同时历史也表明，大战略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大国政治的轨迹。
如果大战略被明显高估，为何对其的讨论仍如此热烈？原因之一是美国对外政策圈子内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乔治•凯南（遏制政策的创始人）。另一个原因是在国际事务的不确定时期，大战略仍旧是很重要的，因为其象征着国家的政策取向。两类事件会触发这种不确定时期，第一是大规模的全球性混乱，如战争、革命或是经济萧条。大战略可以解释现行的状态以及可行的回应政策；第二是权利转换，当衰落的霸权遇到崛起国家的挑战时，两国都想知道对方是如何看待彼此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的。当今的时代恰恰同时体现了这两种不确定性。一方面，全球经济低迷、食品价格飙升、中东爆发阿拉伯世界革命；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实力的下降。
奥巴马上台时，带有三个坚定的战略信仰。第一，国内经济的复兴对任何长远的大战略都十分关键。第二，美国在错误的地区过分扩张而忽视了全球其他地区。第三，布什政府的错误使得美国在世界的地位下跌。奥巴马的第一个大战略呼吁其他国家，无论对手还是盟国，共同维护世界秩序。但是结果并不成功，因为美国地位的恢复并不代表其软实力的增加，而中国、俄国等大国并不把自身视为美国的合作伙伴。因此，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更为自信的大战略。对内，仍旧以重建美国实力为重点。对外，却由多边紧缩政策转变为反打击政策。
奥巴马新的大战略确实起到了让美国的欧洲和环太平洋地区盟友安心的效果。然而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内部，而非国外。奥巴马新的大战略最大的问题在于国内政治。一方面，美国外交政策的简单化与全球体制的复杂化并不相匹配；另一个问题在于奥巴马的大战略引入了过多的政党政治。对美国民众来说，大战略的失败之处在于经济衰退并没有好转。奥巴马需要向美国民众更好的阐述其大战略，告诉他们以及全世界，他很明确美国政治何去何从。
《中国的自信行为——第二部分：周边海区》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 - Part Two：The Maritime Periphery
史文（Michael Swaine），傅泰林（M. Taylor Fravel）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第35卷， 2011年夏季刊
在《中国领导观察》第32卷中，史文详细介绍了中西媒体和学界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坚定自信的。在第34卷中，史文阐述并分析了在界定和增进核心利益时，中国领导人是否更为自信，如果是，以何种方式？程度如何？这篇文章重点讨论在中国周边海区与美国政治和军事行为相关的中国的自信。本文将主要考察中国在其从黄海到南中国海的周边海区的行为，涉及此海域领土争端的最近的官方外交声明，以及提交的法律照会。
广义上，在过去的几年中，就有争议的领土要求，中国并未改变其基本的、长期的双面策略。一方面，搁置争议、避免冲突，支持以谈判的方式谨慎地处理领土争端；另一方面，对于试图削弱中国外交、法律、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地位的言行，施以坚定地辩护和防卫。这一策略的前半部分表明，无论中国对其海上主权要求做出何种自信的行为，这种行为不能被视为用武力解决某一问题或拒绝谈判的单边尝试。
自中俄解决黑匣子岛领土争端后，北京方面并未在任何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或是海上主权纠纷中做出妥协。同时，中国表示愿意并且有能力通过增强有形的存在和发表更为明确的法律、外交声明等方式肯定或者支持其领土主张。作者认为中国的这种自信主要源于：第一，更有能力在争端区域以及临近区域部署更多的空军与海军资产，增强了中国捍卫其利益的意愿和能力；第二，新兴的大众媒体和精英媒体以及媒体更为自由的评论海上主权问题增加了民众对领土争端的认知，这也就加大了中国领导人的压力；第三，其他领土声索国或非声索国在中国声张的水域、专属经济区以及专属经济区外的近海水域的挑衅行为迫使中国为维护其政策、防止现状向不利方向转变而做出合理的必须的回应。另外，下级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以及类政府行为体愈发自信的行为越来越多地影响到北京方面的回应。
作者认为在短期或者中期内，中国处理海上主权争端根深蒂固的双面策略不会改变。然而，中国相对其他国家不断增强的实力、愈发自信的行为体的出现、更为公开和活跃的媒体和不断提升的国家自信心会增加北京方面在其周边海区自信行为的数量和强度。虽然这些自信行为更多的是外交上的象征意义，但作者认为中国在其周边海区愈发自信的行为将来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对抗、甚至是冲突的重要潜在因素。
《在中日关系、美日关系背景下看日本在亚洲区域论坛的参与情况》
Japan’s Involvement in Asia-Centered Regional Forums in the Context of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钟健平（Chien-Peng Chung）
《亚洲调查》（Asia Survey）2011年5-6月，第51卷，第3期，第407-428页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替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试图通过多边论坛扩大、制度化其在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日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即是如何对待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重要的经济、外交、军事地位，这也势必会影响到其与美国的关系。自2009年日本民主党执政以来，其外交定位为拉近与亚洲邻国的关系，并在保持与美安全同盟的同时寻求日美关系中更多的平衡。因此，近年来日本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在亚洲区域论坛中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并平衡其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本文从几个多边论坛讨论了日本的外交现状。首先，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日本对中亚的兴趣源于1997年桥本龙太郎提出“亚欧大陆外交”（Eurasian diplomacy），即“丝绸之路外交”（Silk Road diplomacy）战略。日本渴望积极参与中东事务一方面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中亚是连接俄罗斯、中东、南亚以及东亚的十字路口；另一方面是地缘经济的原因，日本希望从中东、东南亚以及俄罗斯多元地获取石油、液态天然气等能源。日本对中亚的官方发展援助是日本中亚外交的重要途径。但是日本民众并不理解和支持日本在中亚的活动；中俄两国都没有打算邀请日本成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员。
第二，六方会谈。日本参与六方会谈的主要依据是朝鲜核武器以及相关导弹计划的发展，然而日本代表团要求朝鲜说明“绑架日本人质事件”真相的行为妨碍了日本有效地参与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其他成员国对日本将朝核问题和人质事件联系起来表示不满。但是，日本向朝一味施压，并拒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这只会使朝鲜更依赖于中国获取食物、能源供应和基金，并相应的，使日本对朝鲜本来就很微小的影响更显微乎其微。
第三，东盟10+3以及东盟+日本。一些日本人认为东盟10+3为区域一体化的主要框架，但更多的日本人希望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纳入区域框架中，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韩国通常支持中国，而东盟国家不愿公开反对中国，这使得日本感觉被孤立。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对区域一体化至关重要，日本需要进一步打开其劳动力市场，增加农作物的进口。另外，日本可以通过派遣自卫队至棉兰老岛在联合国以及美日安全联盟框架外监测和平，以体现其全新的、更为自主的安全姿态。
日本面对不断崛起的中国深感不安，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接触和规避并存，因此其以美国为首，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不可避免。中日关系中的合作主要表现在经贸方面，另外中日就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达成共识。对日本而言，与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多数日本人将美日联盟视为应对中国军事崛起的规避措施。《日本宪法》第9条规定了日本无法行使集体自卫权，这就意味着美日安全同盟中的不平等地位。作者认为与美国为伍，在以亚洲为中心的区域论坛中宣传自由民主价值观，并在其邻近区域承担更多的共同防御责任，符合日本的利益。
日本外交政策的王牌是其对任何国家都不存在威胁。日本在传统安全方面没有独立政策，支持自由民主和法治。如果日本能够打好这张牌，尽管其在亚洲区域内的影响力可能不会超越中国，但至少可以维护其自身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的行为。与此同时，日本可以在对其外交、经济、战略重要的区域采取更为自主的安全姿态。
《用制度分析解释中国经济过热（1992—2010）》
Explaining Overheating in China through Institutional Analysis（1992-2010）
伊娃•卡里（Eve Oleta Cary）
《亚洲调查》（Asia Survey） 2011年5-6月，第51卷，第3期，第540-558页
自1978年经济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数次经济过热。通常认为地方政府的腐败和贪婪使得地方官员趋于做出投资决定，从而引发经济过热。但作者认为造成经济过热的原因并非如此简单，本文试图从官僚体制、社会机制、历史因素以及公众行动这四个方面解释过热的原因。另外，本文还考察了为应对经济过热，中国政府紧缩政策的有效性。
一般来说，经济过热指的是由供求关系不平衡所造成的资产和商品价格上升。宏观经济预警指数（Macroeconomic warning index）和经济应变能力（strain on capacity）可以作为衡量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指标。自经济开放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对经济升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面对经济过热，中央政府通常使用财政以及货币政策，或者行政手段，实施财政紧缩计划，确保经济“软着陆”。中国的紧缩计划通常包括限制贷款、限制投资和限制土地供应。
自1992年以来，中国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经济过热。第一阶段为1992—1994年，主要表现为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国有银行未经批准的贷款显著增加。第二阶段为2004年，主要表现为过度投资，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第三阶段为2007—2008年，主要表现为新增贷款倍增，资产投资迅速上涨。
接着，作者主要从官僚体制、社会机制、历史因素和公众行为四个方面来解释中国经济过热的原因。官僚体制因素指的是上层领导的政策或者问题给地方官员制造了动机，从而导致或者加剧了过热。中央政府部门政策不一致使得地方政府较少地考虑中央政府的政策，继续其原有政策。而干部轮岗体制使得地方官员为追求政绩，过分重视经济增长。社会机制因素主要包括收入分配机制，土地使用机制和薄弱的银行框架。中国财政分权的改革，减少了地方政府在中央财政收入中所得的份额，这让地方官员渴望获得额外的财政来源，导致投资热。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让地方政府官员能够轻易地通过租赁土地获得收入。银行基于政治原因的贷款，通常用于重复或者过度的建设，并没有多少经济价值。历史的不可预测性和周期性也会对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择产生影响。历史事件让地方官员学会谨慎地对待中央政府变化的政策，因此通常执行起来比较缓慢。与其他地区攀比经济增长数目的心理使地方官员陷入“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都不愿意率先执行财政紧缩政策。公众行为因素指的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为公众做出不良投资选择创造了动机。中国公众可以选择的有吸引力的投资方式极为稀少，这使得公众对高回报率的房产投资趋之若鹜。房价上涨和短期投机交易会引发或加剧经济过热。
在过去的十年中，经济过热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很多影响，如失业率、社会稳定、环境问题等。如今，中国正在面临新一轮的经济过热，中央政府正在实行紧缩政策，试图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的严重后果。尽管过去中国都成功地避免了经济“硬着陆”，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能够一直保持这个记录。
《与时俱进与巩固地位：再建中国国家领导人培训机制》
Innovation and Preservation：Remaking China’s National Leadership Training System
格雷戈里•金（Gregory T. Chin）
《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2011年3月，第205期，第18-39页
本文详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培训机制的改组，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为适应不断迅速变化的环境，将改革视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第一，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领导下，中国国家领导人培训机制的再建强调改革创新精神，这主要体现在新建上海浦东、井冈山和延安干部学院。第二，尽管中国的政治精英试图兼顾政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层的创新精神，但似乎更偏重后者。第三，建立新的干部学院之后，领导层研究及培训已不再局限于党校系统，变得更为多样化。本文认为这些改革背后的指导精神是在管理培训和研究中推进创新，使中国共产党能够适应市场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治理需求，同时制定措施维护其统治。
以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建设只是学习党的历史任务和为完成历史任务所建立的理论和纲领。然而自江泽民领导的后期，党的重建已逐渐被提及。胡锦涛领导时代，他非常注重干部培训和干部体制的现代化。近期，政党建设提出创新培训和科研。中央组织部意识到需要建立领导层培训体制以满足日益变化的政治领导需求，因此新建了三所培训学院——上海浦东、井冈山和延安干部学院。其中，浦东干部学院因其规模和培训研究项目的性质而相对特殊。浦东干部学院主要体现了改革和创新的精神，鼓励宽泛公开的讨论。而井冈山和延安干部学院主要侧重政党历史和策略分析。
党的重建强调党的先进性和加强执政能力，这易于让人忽视创新背后的深层目标：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三所干部培训学院的建立通过在改革创新和维护传统之间维持平衡，以确保其执政地位。尽管浦东干部学院鼓励领导层不断创新，但其最终的目标是确保政党吸收和掌握必要的领导现代化技能，巩固其统治。
上海浦东干部学院教授中国自己的国际化经验和模式。其科研机构从上海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收集资料以制定中国自己的创新培训课程和治理模式。浦东干部学院通过建立中国改革开放研究所以促进中国的国际经验。另外，它还非常注重非正式的国际联系，例如每两年举办的领导论坛。
综上所述，中国国家领导人培训机制改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为在中央组织部的领导下，建立上海浦东、井冈山和延安三所干部学院，尤其是侧重于领导和管理创新的浦东干部学院。另外，作者指出还应该对中国共产党重建其自身的方式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大陆与台湾的文化治理和地方营造》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Place-Making in Taiwan and China
陈蒨（Selina Ching Chan）
《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 2011年6月，第206期，第372-390页
本文通过比较台湾与大陆不同的地方营造过程，来比较两地的文化治理。作者选取台湾百米和大陆梅家坞两个地方来对比治理策略。这两个小城原来都是普通的农村小镇，现在却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前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主委陈其南认为白米木屐很好的体现了地方特色和个性。梅家坞被中国旅游局列为西湖地区的官方景点，而该地区的龙井茶被视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者通过对比发现大陆与台湾的文化治理实施方式不同。与预期不同，大陆采用了放松管制的模式（minimalist approach），而台湾政府采取了监管方式（hands-on approach），这体现了两地社会政治发展的深层次差异。1978年中国的市场改革导致经济分权，私营企业兴起。基于文化特色商品化和文化遗产复兴的文化治理政策旨在支持中央的经济目标。然而，自1988年李登辉执政以来，台湾当地的历史和习俗被复兴。为支持其台独运动，治理文化被用来重塑不同于大陆文化的台湾当地特色文化。
两地居民对各自政府文化治理政策的反应也不一致。中国大陆的居民运用创新巧妙的方式配合政府放松管制的模式，而政府与当地居民的互动很少。通常，当地居民为追求经济利益，自发的做起生意，销售当地特产。而在台湾，政府为地方营造提供专业知识、资金和培训等。当地居民参与营造地方特色过程中的行为通常是由各级政府文化政策规划的，而不是自发性的，创造性的。
大陆和台湾不同的地方营造目的对两地的文化治理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经济方面，茶叶销售以及茶馆生意等创业行为给大陆的当地居民带来了高收入，而相对来说，台湾当地的经济利益却无关紧要。这体现了不同的政府目标：经济发展是中国大陆政府的中心目标，而重塑台湾人的身份认同是台湾政府的首要目标。另外两地不同的地方营造目的也对社区团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台湾，当地居民共同参与政府活动，让他们的家乡白米成为闻名的木屐之乡，这也让他们产生了归属感和社区自豪感。他们振兴家乡文化的共同目标使他们协同一致，联系更为紧密。社区参与和了解其独特历史的过程让当地居民重新找回他们的共同特征和文化遗产。而在中国大陆，经济收益驱使当地居民为争夺消费者，恶性商业竞争，这导致了社区团结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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