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爆發後，科技創新和金融創新兩大問題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危機爆發與兩者發展態勢有何內在聯繫？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美國在處理兩者關係時有哪些利弊得失？理清這些問題，或許有助於我們正確解讀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巨大促進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特別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之後，科技創新與金融創新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兩翼：金融創新可以使科技創新儘快獲得資金支持和經濟回報；科技創新產生的經濟增長點又為金融創新提供實體經濟載體。

　　通常，科技創新特別是基礎研究領域的創新在短期內很難獲得經濟回報，而金融創新則很容易在短期內獲得暴利。上述特點決定了，科技創新需要扶持，金融創新需要監管。

　　本世紀初，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後，一方面，美國實體經濟沒有形成新的增長點；另一方面，資本的逐利性使得虛擬經濟迅速膨脹，大量資金涌向短期可帶來暴利的金融衍生產品。由於監管乏力，美國金融市場過度自由化，金融衍生產品不斷翻新花樣，使得美國經濟的虛擬化程度大大提高，風險也相應增加。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就整個美國經濟而言，最近數年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實體經濟發展嚴重不足，而以金融創新為核心的虛擬經濟膨脹過度，這種情況最終導致危機大爆發。

　　回顧１０多年來美國科技發展歷程，對比克林頓與小布什前後執政時期美國經濟狀況不難得出結論，科技創新才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

　　１９９３ 年上臺的克林頓政府高度重視科技創新，決定把發展重點由軍用轉向民用，將科技創新列入國家頂級發展戰略之中，並選擇了“信息高速公路”這樣的戰略突破口。 事實證明，克林頓政府的戰略使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科技地位受到嚴重挑戰的美國站在了知識經濟的前沿。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１０年間，美國經濟持續增長並創戰後最長增長紀錄，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保持在較低水準。這些與美國選擇的科技戰略密切相關。

　　２００１年小布什政府上臺後，美國科技創 新陷入低谷，成為數年來經濟走弱的重要原因。此後美國政府採取的某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科技創新。例如，政府在胚胎幹細胞研究等領域設置重重障礙，拒不簽署《京都協定書》等，這些做法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美國在生命科學、生物技術、環保、新能源等重大領域的技術和產業進步，進而加劇了美國最近 數年的經濟困境。

　　奧巴馬上臺後，美國政府重申科技創新的重要作用，並將其作為應對金融危機的重要措施，試圖通過發展新能源技術等科技手段化解經濟危機。

　　鋻於奧巴馬政府的這些新動向，分析人士預測，美國科技創新今後將會出現適度反彈，對美國經濟發展將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不過，與克林頓政府上臺之初相比，奧巴馬政府迄今沒有找到有利的戰略突破口，也沒有形成清晰的科技發展思路，因此奧巴馬新政尚不足以形成類似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科技創新帶動美國經濟大發展的局面。

　　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首先要吸取美國一段時期以來忽視科技創新、放縱金融創新的教訓，堅持“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不動搖，依靠科技創新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經濟危機往往孕育著科技創新大突破，中國應密切關注全球科技創新新動向，對可能出現的科技革命進行前瞻性研究，尋找科技發展戰略突破口，同時進一步解放思想，創新體制，從而抓住金融危機帶來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