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9月回国，从上海飞到重庆，再飞到广东。这是一条寻常的线路：从中国的中部飞到中国的南方。然而，这条线路恰好经历了中国开放的三个代表性区域：最早的广东，然后的浦东，最近的重庆。更重要的是，走过了近来沸沸扬扬的“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诞生地。

　　先说重庆。没有到重庆前，对重庆的印象就是“红与黑”。但到了才发现，那里还有绿与白：大片绿色的树木、白色的高楼。在山头上生长着茂密的钢筋水泥的“重庆森林”，一时间使人觉得仿佛到了香港。在嘉陵江泛舟夜游，恍如在维多利亚港。当然，在解放碑附近的街头，除了有令人三步一回头的重庆美女，还有三五成群的“棒棒军”，有炎热中赤膊的汉子，提醒这毕竟还是内地。 到了亚运会后的广州，新城区同样是流光溢彩，接待单位不知是有意无意，也安排珠江夜游，在灯色变幻中扭动的小蛮腰（电视塔） ，展现的是南国的妩媚。但老城区的拥挤、嘈杂，也同样的堵心。

　　不论在重庆，还是在广东，在发展的靓丽光鲜背后，都遮不住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物价腾贵、贫富悬殊、官员腐败。重庆的“打黑”为天下所知。广东的一些地方的官场，买官卖官，已经成行成市，甚至已经发展成“官场投资学”：寻找“潜力”股，投资于有发展潜力的科处级干部，待日后发达后提携。胡雪岩若有知，必然叹“吾道不孤”。在物价方面，各地许多民众的月入还是千把两千，而猪肉去到了近20元一斤，远贵于美国，许多百姓已经多少天“不知肉味”了。

　　这些问题，其实并非孤立，而是中国走到今天，所难以避开的一道坎。用广东一位媒体老总的话说，中国各地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如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即指新兴国家突破在“贫困陷阱”后，步入“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体制瓶颈无法突破，经济增长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环顾战后各国，成功走出陷阱的，无非是“亚洲四小龙”寥寥几个。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南美国家，都无法自拔。 中国是否也会落入陷阱，难逃宿命？

　　走出陷阱，无非是两条路：是先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还是先把蛋糕分好。也就是“公平”与“效率”孰为优的问题。重庆人坚信“公平优先” 。听薄熙来介绍重庆发展，不是以GDP 发展为优先， 而是以民生为导向，搞“五个重庆”，如大建廉租房、解决户籍问题，多从公平上用力。市长黄奇帆在答海外媒体问时，提出要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精确地控制在某个小数点位上。他对凯恩斯主义、福利主义不以为然，而对供给学派情有独钟，提出要大力发展数万个微型企业（而非大企业），更多的人当小老板。

　　而广东人坚信“效率优先”，前面提到的那位媒体老总，情绪激动地说，改革不能走回头路，公平只能是起点的公平，比如跨栏，就不能让刘翔慢下来，等着史东鹏。广东人一如既往坚信先要把蛋糕做大，把市场搞活。接触各地官员，谈起经济发展的大手笔、大项目都滔滔不绝。

　　模式之争，其实反映了对走出陷阱的道路的探索。窃以为，“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之争，判断谁胜谁负还言之过早。

　　第一，要看是否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一名重庆官员说，重庆是“双强”：强政府、强市场。但这种模式是创新，还是最终落到“强政府”的窠臼，还要经受时间的考验，更要经受人事变更的检验；

　　第二、两种模式都有重合之处，并非重庆不重增长，事实上，重庆近年的经济发展、引进外资增速，都位居全国前列。而广东在公平建设、文明建设上也下了大力气：广州在“创文”，中山这个孙中山的故居已成宜居之城；

　　第三、模式之争要细化到手段之争。如公平之达成，是靠一次分配、还是靠政府的二次分配？靠中央政策为主？还是靠地方财政为主？也许，手段才是判断成败的最佳途径；最根本的，还要看发展的结果，是让老百姓获得最大的好处，还是让少数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府部门获益，这不仅是发展的社会伦理问题，也是发展能否持续的经济问题，这，也许才是判断模式的最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