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讨论里我们举出了乔伯斯和小肯尼迪作为例子，他们同样在 “婴儿潮”里出生的，却成了二次大战后美国教育的正反两种结果的典型。

　　乔伯斯是美国教育从理念到体制到市场实践所能产出的最佳作品，他以内在的原创力为催化剂，结合多种因素，把科技转换成了生产力。如果我们的世界能够多冒出乔伯斯这样的创造性个人，带动材料、生化、新物种、新能源等产业，和制度、管理、市场等机制来个飞跃，经济和社会走出目前面临的峡谷般困局，将更有希望得多。

　　乔伯斯和死神过招之后，境界大长。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收尾时，他和同学们共勉之言，“勿自满、勿取巧”乃出于肺腑。（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可以有很多译法，但我如此译，以为较能解其深意。）

　　本系列原本要谈的是教育子女，华夷在方法取向上的异同及利弊，没想到为了解释市场上富（官）二代层出不穷的荒唐情节，一个大圈子绕到现在，我们讨论的教训和结论其实就只那么一个：“勿取巧”。钱财、名位、权势，能量极大，你必须通过相应的付出，方可挣得和获取（洋人所谓“earned accomplishments”），才能享用和保有。如果是白给的，不管托祖上庇荫，还是靠父母巧取，终不可得，或者得而复失，还得赔上寻常人都会享受到的平和、友情、幸福。

　　不久前看到报道，在国内一个顶尖的大学问卷调查，结果超过三分之二的女生答称，“读得好不如嫁得好”，意思是能嫁给一个有钱人子弟要比自己毕业工作强。这样的念头在市场上当然有合理的一面，然而白得的钱和搬钱过来的富家子就那么信靠吗？反过来，富家子在这种情势下娶到的，又是何许人也？

　　基于同样的逻辑，知识和品格也需要努力和教育才挣得来的，靠权势靠关系搞来的，用钱买来的，都不甚靠谱。昨天的《世界日报》（北美）登载一则消息，宁波市新近出台培养创新型领军人才的大工程。以五年为一周期，投资超过五千万元，要培养出1400名拔尖人才。方法是聘请两院院士为主体的一流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传帮带。声称，这样就能培养出“下一个乔伯斯”。这可真是个“天大的创新”，只是要制造出乔伯斯这类的人物，靠此类“取巧”的办法来拔苗助长，未免太缘木求鱼了。不妨看看乔伯斯的成长经历，和这类靠官家大规模砸钱炮制的干法，正好是南辕北辙！其实浙江就有一个创新人物，阿里巴巴的马云，还真被华尔街日报讨论是否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乔伯斯”的候选人呢。了解到马云考了三次才勉强进入杭州师大读英语的情节，我怀疑宁波这类的培养计划，哪怕就是再扩招一百倍，十四万的“创新型领军人才”里，轮不轮得到马云来候选，还大有问题！

　　有趣的是，在同一个版面上又有另一则消息，报道广东省怀集县闸岗镇的前途村，通过学厨艺全村脱贫的事迹。该村的邓剑飞1992年随伯父到广州学厨，出道后带动村民学习烹调，十多年来有五百多名厨师培训出来，“炒遍天下”，不但上海、北京，而且澳洲、新加坡甚至越南，都有“怀集炒手”在掌勺。

　　如此看来，怎样培育人才和创新精神：哪些是灌出来的，哪些是教出来的，哪些是学得会的，还有哪些可以被诱发和释放出来，从观念到途径，真值得好好探讨和求索呢。

　　耶鲁的蔡教授在她虎妈的战歌》一书里谈教养她两个女儿的经验，说是要帮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她挑战的，其实是美国教养“婴儿潮”（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偏失引起的种种问题。如果说对后代的教育值得西人担忧的话，那么华人的教育现状就更没理由让人们少担忧了。当我有机会同陈准民校长讨论这些问题时（陈教授目前是驻洛杉矶总领馆的教育参赞，此前曾担任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校长达十一年），他的经验是教导学生和养育子女，同样必须因才施教，要适才适所，注重因势利导。我在赞同他的卓见之余，把自己的看法表述如下：

　　生之养之育之，由口及手到脑，人之所以成为他（或她），不论是否杰出能否成才，大致上，生物的遗传占一半；在后天的一半里，家庭小境遇占了一半，而家庭之外的大环境占了余下的四分之一。这个50%-25%-25%的结构，是为了便于理解相当粗糙的划分，当然有伸缩调整的余地 （比如有不少研究认为，孩子的智商有40% - 75% 乃由基因决定的）。然而就教育而言，它所传递的基本讯息是，1、长期进化的结果，人（脑）远非一块白板，是不能够任意重塑、无限教育的； 2、个性的铸就和智慧的获取，遗传的因素是决定性的。然而天赋（并不全都是可取的）怎样发挥和实现，尤其是怎样得到社会和市场的认可，即常说的“成才”，则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socialization）,其中环境的因素举足轻重；3、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个性和人际互动的能力大部分是个体习得，而不是被教会的。对于学童，受伙伴团组（peer group）的影响往往超过家庭的影响。

　　上述三个讯息，以及整个基本架构的判断，历来争议极大，甚至构成“问罪”的依据，常常痛遭围剿挞伐（罪名有“优生论”、“种族歧视”、“天才论”、“教育无用论”，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