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

　　清华大学科学馆，走廊尽头这个近30平米的房间因为没有丰富的物品陈设而显得有些空旷，然而这个房间里却有一个用来思考整个物质世界运动规律的大脑。

　　物理学家杨振宁端坐在办公桌前，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始终用一种缺少变化的语气与我们交谈。他神情温和，那是一种让人感到难以改变的温和，甚至连时间对他的改变都显得那么艰难——这位89岁的东方男人看起来非常健康，言谈举止间保持着足够清晰、敏捷的状态。一个小时的谈话刚一结束，他就起身拎起黑色文件包步出办公室，结束了他日常的半天上班时间。

　　杨振宁把自己的健康长寿归结于“幸运”，他说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都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所以“这一辈子简直可以说是没法子更幸运了”。被他称为幸运的，还有上帝给他的“最后的礼物”——比他年轻54岁的妻子翁帆。杨振宁用自己的晚年生活来诠释的这段“不对称”之美，似乎比让他获得诺贝尔奖的“宇称不守恒”定律更让世人惊奇。

　　即使抛开“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这个光环，杨振宁的人生依然有诸多的戏剧性：他生于民国时代，父亲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西南联大完成大学教育，长期在美国投身于科学事业，最终回到祖国。

　　科学馆西侧的近春园是杨振宁“小时候到处游玩”的地方，从这里走到他在清华园的寓所“归根居”只有一段20分钟的路程，却浓缩了他89年的人生。在这位科学家身上，我们不仅看不到不同文化冲突造成的印迹，也找不到科学天才惯有的孤僻和怪诞。难怪杨振宁的一位老友称他为“最正常的天才”。

　　就在杨振宁的两本传记相继在中国大陆出版之际，《中国新闻周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上个月，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杨振宁传》。台湾作家江才健于2002年写就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最近也在大陆公开出版。你对这两本传记评价如何？它们可以看做是对你人生经历的全面总结吗？

　　杨振宁：我想再三地讲，中国对于人物传记的写作，历史很长，但现在像西方写人物传记那样去做的，却是很少的。西方人写传记，最大的特点是求真实。而中国当代的很多传记，比如关于华罗庚的、陈景润的，都不忍卒读，是“传记文学”，与文学相关，就有空想的成分在里头。而这两本，比较像西方的写法。 这两本书相当不一样，《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是物理学教授，他的物理知识很多，又读了大量的文献，对我的工作有很多详细的、半通俗的描写。江才健的好处是，他在美国访问了很多人，可能有100多人，都是我人生不同时代的朋友，所以也有他的特色。

　　一个人的一生是很复杂的事情。如果把这两本书加起来的话，我人生经历过的，有80%都在里头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很熟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两位作者没有机会跟这些人长谈，所以不能那么全面。

　　江才健的书是2002年在台湾出版的，当时他也跟大陆的出版社联系了要出版，后来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因为书中涉及到李政道和我的事情。中国政府尽可能地不要牵扯到这件事里面去，因此他们认为，如果江才健的书在大陆出版，似乎会代表政府的一个立场。可是后来李政道的传记在大陆出版了，于是江才健又重新联系了这边的出版社，因而这本书最近刚刚获得出版。

　　中国新闻周刊：说起你和李政道的关系，我们知道你表示过不再公开讨论此事。但我们还是想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世事变迁，你现在对于当年和李政道的矛盾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杨振宁：（沉吟许久）我跟李政道的关系是很长、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这里头有学术的关系，也有感情的关系。不过大体上是怎么回事，这两本书里面都已经有了。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不过我不觉得我做了任何真正错误的事。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布，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其中的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表示，自己最高兴的事，是他因为获奖，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赠了一个免费的停车位。我们听说，你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也有这样一个停车位，而这个停车位还时常被别人所占据。获得诺贝尔奖，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杨振宁：多半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获奖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他们都是在科学前沿非常专注地做研究，获奖之后，也还是继续做下去。有没有少数人的注意力转移了呢？是有的，但也是少数的。我以为，我得诺奖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

　　中国新闻周刊：你一直关心中国科技的发展，请评价一下目前国内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

　　杨振宁：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开始大举引进西方的观念和方法。现在几十年间，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得非常之快。这是我跟很多人不一样的看法。

　　科技的发展，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仅需要科学家的努力，也要有大众的支持，是整个社会的事情。西方几百年的发展，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赶上来，是很难的。中国在经济情形这么差的时候，都能使卫星上天，当然是非常成功，而不是非常失败。

　　但你如果要问我，物理学的前沿，中国发展得怎么样？那当然还落后于很多发达国家。不过，我认为整个发展的势头很快，我可以预言，在以后十年、二十年，在中国本土上，做出最重要工作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的拉斯克奖是生物医学界的一个大奖，其中今年的临床医学奖，给了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这件事情证明，在中国的土壤上，事实上曾做过很多重要的工作。可由于一些原因，没有被认可。屠呦呦之前没有被国际认可，原因是她的成果没有用英文发表，而且当时又是集体制，弄不清是谁做的。 如果单讲物理学的话，国内也有很好的工作，比如高温超导，在国际上也被公认是一流。

　　中国新闻周刊：但目前中国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风气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观态度，认为即使再过很多年，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奖。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振宁：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上风气不好，作假很多。这个风气已经从商业领域蔓延到学校、科研机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会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处，我认为肯定是有。

　　第二点是关于资金的分配。国家现在有些钱了，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上，吵得很凶。这方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现在忽然有了很多钱，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可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就要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之死地，是不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前一段时间，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院士评选中落选，由此引发了人们关于院士制度的讨论。请问你对此事有什么观察？

　　杨振宁：你要说任何一个国家选院士，过程是不是都有问题？回答是，“是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唯一在中国才有的。美国有2000多个院士，每年选一次，过程是很复杂的。在美国竞选院士，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学术成就，二是做人的态度、人事关系。在美国，要想成功竞选，是70%靠研究成绩，30%靠关系和做人的态度。但在中国是倒过来的。这是我们现在讨论得很厉害的，而这种讨论是有好处的。今后，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往美国那个方向走。

　　至于饶毅，虽然我和他不是同一个领域的，我想他的工作是没问题的，不过他的作风可能很多人不喜欢，所以他们不投他的票。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形，这并不稀奇。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6月，在邵逸夫奖颁奖仪式上你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对科学的推动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你能否对这个看法做一些解释？

　　杨振宁：当时有人问我，一个民主的政治和一个不民主的政治，对于科技的发展，哪个来得快？我想，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另外我还想多讲一些，最终的问题是，什么叫民主？一般人的印象，以为竞选就是民主，但这只是民主的“一个”解释。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这里面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总账，今天13亿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对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民主。

　　中国新闻周刊：在新中国成立后，你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曾希望你能回国。但当时你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利于你个人学术的发展。而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在文革期间，你是第一位回国访问的科学家。那么，如今你为什么回到中国、回到清华？回来这几年，你在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工作进展如何？

　　杨振宁：我回到清华来，是因为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副校长梁尤能在1990年代就来找我，他们要打造出第一流的大学，希望我来帮忙。一方面清华有这个需要，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可以帮清华做一些事 。我不认为这对我是一个压力，或是一个负担，这是我愿意做、值得做的一件事。至于怎么个说法，没关系，这很自然。所以我最终在2003年搬了回来。

　　今天看来，我这个决定是对的。我是帮清华做了一些事情，也在渐渐地发生一些作用，这将在5年、10年后看得更清楚。我有意识地不要把高等研究中心搞得很大，不要量，而是要质的发展。

　　我们训练出来的本科生，出国以后，都在国外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凝聚态物理方面，今天在美国，这个领域最著名的20个年轻科学家中，几乎有一半都是清华出去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成绩。而现在，在美国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这些人预备回来的越来越多。

　　中国新闻周刊：你投身于理论物理的研究，尤其是受父亲的影响，将物理与数学结合得很好。但这些学科在外人看来不仅非常难以理解，而且是很枯燥的。对于你从中体会到的美妙之处，和获得的乐趣，能够给我们描述出来，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吗？

　　杨振宁：我曾经专门撰写过一篇文章，叫《美与物理学》。物理学是非常美的，这是因为，整个世界的基本结构是非常美的。研究物理你就会感到，在世界复杂的表象之下，有非常简洁的秩序和规律可循。

　　举个例子，现在的网络通讯、X光、伽马射线，所有这些非常复杂的技术和现象，都是基于几个非常简单的方程式的。当年，麦克斯韦用了四行方程式，就定下来无线电、网络通讯的基础。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式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我在文章中说过，那是一种庄严感、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物理学家从中体会到的美，我想正是筹建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最终极的美。

　　中国新闻周刊：1999年5月，在你的荣休学术研讨会上，你的好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称你是“保守的革命者”，你对他这个说法怎么看？

　　杨振宁：他说得非常对！当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这不是物理学的局部问题，而是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时，我又是比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钱玄同和傅斯年发表文章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汉字导致的，因此他们主张废除中文，要用拼音文字，对于这样的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的确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