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来北美陪读的太太们，多半是英文完全不识或至少不过关，就是留学的先生们，英语至多也是将就而已，因此家里的沟通几乎全靠普通话或方言进行。不过父母很快就发觉，六个月到九个月之间，孩子用英语做口语沟通已无问题，而且说得纯正的美国口音。当时有不少同学和我一样也是从上海去的，我们日常交谈用沪语舒服得很，我们的孩子却在迅速改变，他们之间的交谈舍弃了上海话，完全用英语进行。而且过不久，他们甚至把上海话都给忘了，尽管在家里父母朝夕讲的还是上海方言。很明显，上海话——孩子的第一母语，经不起“社教” 的挑战——玩伴圈子、电视媒体、学校读本、溶入当地社区的愿望等等，的影响更强有力。

　　孩子口味的迅速改变同样令人惊讶。到美国不用半年，孩子就开始崇尚汉堡一类的“垃圾食品”，而弃“华夏美食”于不顾，尽管在家里的一日三餐，还是中华的烹调。记得我的外甥十一岁到美国德州，加入我姐姐的留学生涯。几个月后我带他到外面吃饭，除了他选择要去麦当劳，他的一个同学也是刚到美国不久，知道我要请吃汉堡，大受鼓舞，竟说“他最向往的事就是吃一份巨无霸”，看来他的变化没能得到父母的充分理解。给我的印象至今无法淡忘，“华夏美食”，国族的骄傲，看来也敌不过当地饮食文化的拔河。

　　有不少追踪学童的行为改变轨迹的社会调查，也是基于对新移民融入当地文化的过程的观察。例如，有一个在加拿大进行的大样本长周期的研究项目（R. McCrae对五大个性性状所谓OCEAN的报告2005），针对香港移民的孩子就读大学时的个性进行分析，令人信服地显示，孩子的个性是在当地社会化的过程里形成的，受家庭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孩子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受原有的香港文化影响还很明显；几年之后就趋近于其他加拿大孩子的个性；若移民孩子是出生在加拿大，或在婴儿期就到了加拿大，那么他们和其他加拿大的儿童在个性和行为上就几乎没有差别。尽管孩子的家庭环境，父母个性在移民前后变化甚微，而行为模式也依旧是港式的。

　　前文里我们提出的遗传-家庭小环境-社会大环境，50%-25%-25%的结构，对孩子的教育有了一个大致的导向。但这三个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机制，并不完全清楚。迄今为止的科学研究，至少认识到了它们不是可以简单叠加的，比如不能说遗传37%+家庭19%+社会24%，综合教育成果就等于85%之类，而是如同化学反应般，即可以相辅相成，也能相反相成。而且相成了，成就可以超过100%，发生相克的话，综合后果则很可能会剧烈下挫。因此，要成就一个孩子颇难，但使一个孩子挫折却很容易。孟母的典故告诉我们，以她的贤明，知道孟轲的基因已定，要再有所作为的余地不大，而自己家教的本事也颇有限，于是她通过迁居去选择良性的社会环境，来促进儿子的社会化。必要时她会使出杀手锏——引刀割织机，就像典故里象征性的果决手段，令孟轲幡然顿悟。

　　学童教育上的一个最大的误区，是过分推重所谓“智商”的作用。其实，无论从测定它的方法还是从它的内容来看，智商都不足以预测一个儿童将来在社会上成功的几率和程度，但人们还是会因此感到挫折或高估自己。有经验的教师往往不无惊讶地发觉，学生遇到考试成绩不如意的时候，宁愿承认自己疏懒、粗心、没好好准备，而绝不愿意被批评为“笨”。似乎一旦承认智商不如人，他就什么全完了。以至于在下一次考试，他会采取故意不充分准备的策略，以便万一成绩低于要求时可以有理由来推诿，避免面对被人怀疑智商不高的尴尬。

　　智商测定的，是一个小孩的“智力”水平除以同年龄组的平均水平的商数，等同的为100%，高于100%者为资优，低于100%的则为资劣。但是智商没能充分考虑智力早熟和晚熟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智商测定的内容并没有涵盖学习的意愿、关注的强度、持续的努力、以及同其他人的互动的能力，等等，而正是这些对学习效率极为重要的品质，决定了一个人成年后在社会里的表现和绩效。其实，智商的总体水准平平的人，如果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限度，善加利用，专注在某个领域——因为擅长而有热忱的领域，反而更有机会突破，更能有卓越的表现。

　　智商的现代测定总是把人群的智商分布“正态化”成均值为100、均方差为15 的“钟形曲线”，据此，平均四十个人里,约有一人的智商超过130（超过145的则是千里挑一），一人低于70。智商低于70 者脱颖而出的机会固然甚微，超出130的“智者”在社会上成功的概率同样不大，他们能出类拔萃的往往是在“单干的”领域，如艺术、科学、竞技、哲学之类。对于这类吊诡的现象，解释是，由于高智商的人思维轻易而快捷，与常人的同步沟通反而变得困难起来，从而容易遭到疏离。而且高智商者倾向于高估自己，不耐烦苦练持久耐力（perseverance）,所谓“挠挠者易折”，因此他们成功的机会未必及得上智商在115到130之间且能与人互动的人。后者能够洞悉大多数人的感受和追求，了解民众的强弱在哪里，同时恰好比追随者和市场需求领先了“半拍”，足以引导他们，并能组织和激励群体。

　　于是，让我们回到本系列的主题，虎妈的策略能够奏效吗？

　　笔者对虎妈的价值观和方法虽然高度存疑，不过他同意虎妈的出发点，即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蔡教授在和著名传媒人Charlie Rose的访谈中指出，她的教育法的基点是，与其让孩子在高中毕业后方才醒悟到没学到什么的痛苦，不如在小学时加紧炼“童子功”，吃些“萝卜干饭”。而这些向来是华人社会育儿的传统。

　　反观美国二战以来所谓“婴儿潮”一代，多半是“带着丝绒手套”呵护出来的，与他们的父辈，二战里锤炼出来的“伟大的一代”的作风，竟有云泥之别。究其缘故，美国的斯波克医生（Dr.B.Spock,曾被誉为“幼儿教育革命的催产婆”，眼下却常被指斥成“被娇纵一代的教父”）的理论恐怕难辞其咎。顺便提一句，杰奎琳在哺育小肯尼迪们时，就曾把斯波克医生的书视同“圣经”，常置一部在其床头。我们在下期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