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竞争力的关键，”人们似乎都同意，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然而为了创新，你又愿意舍弃什么？

　　我曾在北京的建设银行总行服务过，记得王岐山有句名言，当时他还在建总行任行长，在开导新入行的青年员工时常常说的，“大家好像都明白要什么，但重要的是你得问问自己，为了要什么你肯放弃什么？”创新宝贵，代价也高。创新的价值讲得已经很滥，这里用两个小例子来加深印象，它可真的宝贵。

　　1、苹果电脑的iPhone最新的4S款，根据2011年10月20日的《华尔街日报》批发价为649美元；成本合计196美元，其中各种零配件加总为188美元，组装人工为8美元。iPhone几乎全在大陆组装，获利几何？

　　2、东莞的制鞋举世闻名，早有“世界每十双鞋有一双来自东莞”之说。事实上中国年产鞋子130亿双，占全球的六到七成，出口100亿双。美国三十年前消费的鞋类自产率为53%，目前仅1.5%。然而，据《南方周末》2011年8月22日的报道，目前东莞制鞋企业平均每双只赚0.2美元。想起2008年底我随《南方周末》记者前往东莞考察企业技术升等，曾参观了一家规模数一数二的大鞋企。老板要求我们向广东省呼吁，制鞋业不是夕阳而是朝阳产业，定牌加工的赢利（毛利率不到４％）是最稳当的。

　　在乔伯斯的带领下，在市场赚得钵满盆满的同时，苹果电脑的系列产品更征服了人心，乖乖掏钱买，还没人说不公道。华尔街日报年终盘点2011年十大最受欢迎的故事里，竟有八个是报道乔伯斯和苹果产品的。而中国的鞋子几乎在赔本贱卖，还遭到他国“倾销”的指控。创新之为用大矣哉！

　　说到头，乔伯斯并没有发明出什么原创技术，他甚至算不上一个杰出的信息技术工程师。但是他的眼光悟性洞察力和对市场用户的敏感，在对各种要素的组合及对流程的改造方面，创新成效非凡，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市场回报自是水到渠成。即使在富有弹性的美国，乔伯斯仍是一只令人惊异不止的“黑天鹅”。从新近出版的传记（中文本几乎同时问世）可知，乔伯斯的特立独行，行径怪诞甚至“很不上道”，但终究得到人们——首先是养父母，到硅谷的小圈子，到市场的大环境，甚至总统的宽容，而有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当乔伯斯向奥巴马力陈，政府如能给在美国拿到工程技术学位的留学生H-1签证或绿卡，苹果就有可能在美国招到三万名技术经理，那么替苹果代工的中国七十万个就业机会之中的大部分都将回到美国。当总统表示由于现行法规限制碍难做到时，乔伯斯竟然直截了当对他说，那你的总统恐怕就只能干一届！他向专家作者抱怨，眼下美国的政治家都缺乏真诚的勇气，总统的问题是怕冒犯选民，不敢对他们将真话。而他自己，就从来没有这种毛病。

　　乔伯斯之类的“黑天鹅”虽然稀少，但比起像姚明之类的特高个子，概率却要高得多。证据之一，就是每当人类社会处于危机和转折关头，就有“黑天鹅”成群出现，创造性地战胜挑战，比如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群雄角逐，或者文艺昌明时期的群星辈出。非到用材孔急的危机时刻，或在社会自信充沛展现其大度雍容的时期，社会在一般状况下往往以常规的名义压抑“黑天鹅”，力求将它们漂白。

　　人们往往误以为创造性个人是“来自勤奋”。的确，“黑天鹅”要能有所作为需要各种条件，或许包括勤奋，不过它不可能来自于白天鹅+勤奋。比起勤奋，“黑天鹅”更需要的是宽容，而不是被社会强行漂白。中国不是没有类似乔伯斯的“黑天鹅”，比如晚清的异类儒生左宗棠，要不是太平天国的大危局，若缺少了曾国藩的宽容赏识的小环境，这个挤不过科考制度的“圆孔”的入赘举人，是无法张扬出他“黑天鹅”的头角的。无论美国的乔伯斯还是中国的左宗棠，都说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责任，其实不在“天公”——祂早就把创造力降到人间，而在于社会，能不能够不拘一格地容忍创新人才出现。

　　“黑天鹅”的创新贡献往往引领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和程序流程的变革，在任何社会各个时期都非常宝贵，尤其是现在。美国人推崇乔伯斯，因为他们期待创新来突破目前的一筹莫展。中国人说是重视创新，但一遇到不够白的，就设法漂白，漂不白的则淘汰，文化、民族、政府、学校，甚至家庭对孩子的做法，大致相仿，唯恐黑天鹅的风险太大。懵懂不知的是，漂白黑天鹅的代价更高。仅仅从中国人口在迅速老龄化就该明白，“制鞋出口换汇”的模式是不可持久的。到2050年中国六十岁以上的退养人口将达到四亿九千万，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社会的抚养比率（即16-60岁的人口除以其余人数）将急剧下降到2:1左右；加上现在的年轻人在小康环境下长大，为了脱贫苦干打拼的劲头已大不如前辈了，而且城市青年开始全职工作的年龄也在推迟。总之，今后几代人的经济发展多半得依赖青年一代的脑力和效能，而不是人力和耐劳的投入。

　　中国参与环球化经济竞赛，独特的要素贡献是人力，而非自然资源（如巴西、俄罗斯），也不是科技和资本（如发达国家）。中国怎样善待自己的劳动力，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诱发其创造力，因此更为关键。现代国家的教育体系，既要有效培养一般学童正常的技能和健全的心志，在儿童最可塑而且几乎无法替代的学龄期间（大约十五岁前），建立起他们在智性和个性上真正有价值的基础架构，成为社会有工作能力及责任感的公民；又要多方创设环境，让具有天赋潜质的儿童有机会把内在的原创力喷涌出来引领社会。

　　鉴于此，我们呼吁，在坚持公平的统考形式下对擢拔人才的内容谋求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别开生面地创立新的渠道，使得具有创新潜质的个人能够不受羁绊地脱颖而出。

　　有一个成功的案例颇值得我们琢磨，那就是成立于1963年苏俄的第十八数理中学，世称“柯尔莫哥洛夫中学”。柯尔莫哥洛夫（1903-1987）是苏俄最伟大的数学家，一位二十世纪世界最杰出的科学奇才，在六十岁那年他把成果累累的辉煌研究生涯告一段落，悉心投入到初等教育，旨在培植有创新潜力的儿童。他从全国招募有天分的学生，亲自设计课程，编订教材，又亲自并邀集一流的科学家，不少是他的学生或全球的合作者来授课。除了科学，课程又加入许多人文熏陶，如历史、文艺、音乐等内容，让学生保持其天性、独立人格、创造的精神和高远的追求。结果收获非常丰硕，给俄罗斯和全世界孕育出大批富有的创造力优秀人才。

　　开办像“柯尔莫哥洛夫中学”这样的创新人才机构，民间的资源就足以成事，而且对现有的体制结构也没什么扰动，因此没有理由不可以在中国人尝试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