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黄育川（Yukon Huang），汉斯・蒂莫（Hans Timmer）

2011年12月21日，华盛顿 |  2012—2013年的全球经济前景极不确定：欧元区危机持续发酵，全球信贷市场依然紧缩，新兴市场增速放缓。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能否直面惨淡的国际危机和不容乐观的国内情况，带领其他国家走出困境？美国刚萌芽的经济复苏能否持续？决策者是否为阻止全球衰退而充分作为？世界银行的汉斯・蒂莫，会同卡内基的鲍泰利、尤里・达杜什、黄育川共同讨论了这些问题。

史文（Michael D. Swaine），裴文治（Oliver Palmer）

网络评论，2012年1月30日 | 罗姆尼所阐释的对华政策主要聚焦于经济问题。他认为在经济上应该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并以此攻击奥巴马总统处理美国经济的手法。仅在极少数场合下，罗姆尼从安全的角度谈论过中国，他强调美国需要加强军事霸主地位来应对中国不明确意图所构成的潜在威胁。总体而言，罗姆尼对华政策的选择，反映了他将政策重点聚焦于中国如何影响美国选民，以及如何就奥巴马的对华政策实施最有利的攻击。

涂建军

《财经》杂志，2012年1月30日 | 中国政府一方面应该在国内尽快启动诸如碳税及碳排放贸易试点等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另一方面还应转换思路，从国际煤炭贸易的角度来推动国内能源行业的全面治理以及全球范围的温室气体减排。此外，中国政府还应该率先发起世界主要煤炭生产及消费经济体论坛，形成以洁净煤技术、煤炭国际贸易、应对气候变化、全球环境治理等为重要议题的一个理想的小多边机制。

维克拉姆・尼赫鲁（Vikram Nehru）

网络评论，2012年1月26日 | 对东南亚国家来说，2012年很可能是动荡的一年。东南亚地区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马来西亚的政治和大选之前日益紧张的局势、不稳定的泰国和他信回归的前景，以及南中国海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这四个潜在的重要趋势和事件给这个次区域蒙上了阴影。其间，或许有一线希望，即可能解除对缅甸的国际制裁，让其重返国际大家庭。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亚太简报》（Asia Pacific Brief），2012年1月23日 | 台湾的现任总统马英九于1月14日在大选中轻松赢得连任，缓解了美国和亚太地区对其主要竞争对手、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大陆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中国应该利用马的获胜，重新评估其对台军事部署和对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限制。美国对台军售这个敏感问题并不会消失，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陆对台的态度。另外，台湾内部也面临着经济挑战、人口负增长、昂贵的住房与教育成本高等难以解决的问题。

包道格（Douglas H. Paal）

《亚太简报》（Asia Pacific Brief），2012年1月9日 | 定于本周六举行的台湾大选将是中美关系稳定度及两岸关系遭遇的首个考验。中美双方都默默希望马英九能获得连任，从而保持现状，虽然马英九在民意调查中仅略微领先。虽然蔡英文也一直强调她是一个温和且务实的人，并要保持过去三年的宽松政策所带来的好处，但她的竞选宣言和民进党的“十年平台”使北京对她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一旦蔡英文当选，北京方面将有所行动让其明白调整政策的必要性，或者关闭对台湾的新机遇之门。美国也将派出高级官员对其施加影响。

尤里・达杜什（Uri Dadush）

L'Espresso，2011年12月30日 | 毫无疑问，刚刚结束的这一年将因“阿拉伯之春”为人们所铭记。但历史可能证明，另一个场景会更具重要意义，即萨科奇总统致电胡锦涛主席，请求中国人出钱支持以拯救欧元。美国已经表态他们不会出钱。萨科奇的这个电话象征着大国关系的三个历史性转变：欧洲计划的脆弱和危险、中国的崛起和美国时代开始没落。美国和欧洲都是受伤的巨人，他们内部的统一和恢复健康对于保持现有国际秩序——确保和平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甚至连权力钟摆逐渐摆向的中国人也知道这一点。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1年12月27日 |  2012年，中国将面临一系列令人畏惧的国内挑战——不断增加的社会不安定，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生态和人为的灾难，加上不断升级的外部紧张——这些源于美国重新转向亚洲，同时亚太邻国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感到忧虑。在新的领导层刚刚接手之际，中国的政治体制会继续将注意力放在保持稳定上，但经济弹性的降低，可能挫败北京在这方面的意愿。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1年12月8日 |  虽然市场的注意力胶着在人民币汇率水平上，但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扩大汇率弹性。而如何找到合适的时机，则是一直以来的难点。尽管全球经济有所恶化，但就建设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而言，当前的形势却比一年前更为有利。这一切将为中国建设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创造有利环境。在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下，人民币既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1年12月1日 |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一直面临着两难的政策选择——是恪守偏紧的政策以实现“软着陆”，还是改弦易辙以应对欧元区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迟迟不愿实施更宽松的政策，原因是担心可能引发了经济过热的基本面问题并未完全得到解决。然而难以解决的欧洲金融危机、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放缓以及出口大幅下降加快了政策放松的进程。中国政府可能被迫要依靠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行风险。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1年11月17日 | 中国政府一直利用金融体系为公共开支提供资金——其中许多开支实际上并非商业性的，正常情况下应该由预算承担。中国需要进行金融改革，这一点无可辩驳，但北京方面的真正挑战是，承认增强财政体系、使之以更透明、更不易损害稳定的方式满足支出要求的重要性。除非领导人下决心这样做，否则关于中国应采取更灵活的货币政策、改善关键金融机构治理的劝告，将继续是对牛弹琴。

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奥林・韦辛顿（Olin Wethington）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2012年1-2月，第91卷，第1期，第 135-146页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最大债权国以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人民币即将替代美元的地位，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中国的领导人也在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作为支付和结算货币已被蒙古、巴基斯坦、泰国等国所接受；然而与此同时，美元的地位却在下降。但是作者认为人民币并不能取代美元，更有可能成为类似与欧元、英镑、瑞士法郎、日元的次一级的国际储备货币。

当一国崛起时，往往出乎意料地采取措施防止其货币国际化。这主要出于对竞争和金融体制管制的担忧，这些担忧使得一国在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很久之后，其货币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通。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依赖于保持低估的汇率来刺激出口，这使得中国人民银行不得不购入大量美元，巩固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但是一旦国外市场遭遇金融危机，不能正常运转，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就会受到打击。另外，中国购入的大量美元资产也会因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大幅缩水。早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内部就对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讨论，改革派认为这种模式是危险的，中国需要再平衡，以拉动内需促进增长。但是，国有银行、国有企业以及出口商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不希望改革。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两方调解的方案，成为政府目标。

经济学家伊藤隆敏（Takatoshi Ito）认为开放压制的金融体系最好从国内金融改革着手，而货币国际化应该是改革的最后一步，而非起点。中国的改革却在前提条件成熟前，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中国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诠释也不尽相同。一些领导者提倡国际货币储备的多元化，增加东亚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另一些决策者认为应当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并认为特别提款权最终将取代美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储备货币。

目前，中国采取双轨制的人民币国际化步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和资本自由流动；而在中国大陆仍旧保持原有的金融管制。截止去年，中国大陆已经可以用人民币与香港进行贸易结算。外国人预计人民币将升值，渴望购买进入香港的人民币。香港离岸人民币（CNH）较内地人民币（CNY）便宜，这使得中国进口商使用香港离岸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而不再从中国人民银行兑换美元进行交易，导致中国的美元储备越来越多。这正好与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减少中国的美元储备的愿望相悖。

实施人民币国际化双轨制，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让香港作为缓冲区，有助于中国政府观察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取得经验，稳步推进。但同时中国也面对着挑战——调和自由的离岸金融市场和管制的在岸金融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作者认为即使双轨制的方式卓有成效，人民币也不太可能取代美元的主导地位。就算人民币能够取代美元，那也将是非常遥远的事情了。

史文（Michael Swaine）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第36卷， 2011年冬季刊

本文通过分析采访和书面材料来探讨解放军在中国对外政策和相关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首先，作者认为，在高层决策系统中，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远不如毛邓时代。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最终决策权掌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手中，但政治局常委并不包含军方代表。

一些分析者猜测，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军方将最终重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席位。但作者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给军方席位将削弱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协调和监督军事事务上的地位，并且可能加剧精英之间的权力斗争。而且鲜有证据表明解放军影响了根本的战略和政策结果。

其次，作者指出军方高层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联系的纽带通常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其继任者。中共的总书记同时也是军委主席，但实际事务也由解放军的两名高级军官负责。作者指出，这两名军官在有关军事政策的议题上（很可能也包括外交政策）同中共总书记有紧密的联系，同时，他们作为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对外交政策也施加了影响。但这一影响力被政治局有超过20名成员、政治局常委对政策决策有更深远的影响力的事实所减弱。但这两名军方代表可能通过私人关系等非正式的途径影响外交政策。

第三，解放军高级军官很可能通过以中央军委为中心的系统来表达他们对具体的外交政策中的防务问题的看法。他们也通过公开的言论和在非官方刊物上发表文章来对外交事务施加影响。一些军方元老也可能在幕后表达他们对外交政策的看法。但作者并不认为军方能够对政治决策者施压。解放军并不是一个能够影响政治的独立的机构性力量，而只是施行自己的职责，并接受中共的领导。

第四，在对两类可以影响对外关系的操作层面上的军事活动——即军事试验和中国疆界之外的军事活动——党的领导很可能不会施加清晰的决定性的控制。因而解放军对此类事务有极大的影响力。

总之，作者认为军方不会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决定性的或是重大影响。解放军通过中央军委、中央政治局和各领导小组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有限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总书记其人。通过两名高级将领的非正式的影响是可能的，但这一过程鲜为人知。通过大众传媒和协调机制的缺乏，军方可以对较低级别的具体对外行动产生巨大影响。但作者也指出，中国缺少一个类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系统，这将几乎肯定会成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中共的领导中的一个问题。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

《中国领导观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第35卷， 2011年夏季刊

文章指出，中国国内现在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新争论。新左派认为存在中国模式，并且提倡中国模式，自由派则排斥前者的论点。也有一些人对中国模式报不可知的态度，避免将其政治化。作者认为，这些讨论最终都可以归结于对中国文化认同、中共革命的价值和中国人怎样看待自己与所谓西方价值观的关系的讨论。

作者指出，北京大学的潘维在“中国模式”的问题上是文化延续论的维护者。他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取得成功，并且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延续。一方面，潘教授指出中国模式的支柱在于每一个公民都能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安全感，否则则会引发动乱。另一方面，潘维教授认为离开了一定程度上国有制，中国就无法领导世界走出经济衰退。清华大学的汪晖倾向于使用“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认为当下的模式是从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强调历史的延续性。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讨论了中国模式对时代变化的适应能力。他认为这一适应性与政策制定者、建议者的学习能力有关。

自由派既不认为存在中国模式，也不认为中国模式可取。例如中山大学的袁伟时，他认为中国处于转型时期，谈中国模式还太早。他不同意潘维和汪晖将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归功于文化或历史的延续性，而认为这是中国接纳现代文明的结果。清华大学的秦晖则认为中国模式的特色并不在于与西方的意识形态差别，而是在“平台”。萧功秦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弱小的社会”。这一模式在早期发展中能够有效整合资源，但随着社会发展，其弊端也会逐渐显露。由于社会弱小，社会无法控制官员的权力，造成腐败。而关键资源的垄断造成国富民贫，这一趋势最终将导致不平等。新华社的退休记者杨继绳强烈反对中国模式及其政治用途。他反对将中国当下的繁荣归功于中国政府的统治，担心中国模式完全肯定了中国现状。而这一现状造成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垄断的勾结，导致各种社会问题。

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并没有对这场辩论给出官方意见。但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曾经批评中国模式“非常危险”，危险在于这一概念内在的“自满和盲目乐观”，同时，中国目前还在改革中期，提中国模式有点为时过早。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也反对提“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案例”更好。他认为“模式”有示范的意思，意味着中国可能对外输出其模式，他担心这会引发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

作者认为，中国模式的讨论反映了中国不断增长的自信。但同时，这场争论也是九十年代初中国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九十年代中期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私有化和管理者收购以及二十一世纪初关于北京共识的争论的延续。作者认为这些争论其实是一场中国是否需要进行政治改革，是否应该尝试民主化，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中国是否应该接受普世价值的讨论。它既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也与过去张之洞、胡适等人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争论相共鸣。但作者也指出，这场争论缺乏严谨的分析：没有对党的结构及其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的深入研究。

任爀伯（Hyug-Baeg Im），崔有廷（Yu-Jeong Choi）

《亚洲调查》（Asia Survey）   2011年9-10月，第51卷，第5期，第785-811页

本文首先比较了朝韩关系与两岸关系的异同：无论朝鲜和韩国还是大陆和台湾，都是一方奉行资本主义民主，另一方奉行社会主义。两对关系的区别在于，朝鲜半岛“有对话而无行动”，而海峡两岸则“无对话而多行动”。换言之，朝韩双方虽然举行官方层面的对话、达成协议和共识，但这些交流并未实现功能主义的“溢出”（spill over）效应，相反，使双方积累了不信任和敌意。在官方层面上，大陆和台湾从未直接对话。但非正式层面上，双方不乏大规模的贸易往来、投资和访问。作者由此认为，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政府间主义并不起作用；但在两岸关系中，功能主义作用显著。

作者指出，朝韩实际上面临着囚徒困境的博弈。尽管对双方来说最好的策略是统一，但在独立决策下，双方的占优策略都是继续维持分裂状态。联邦制的方法（federalist approach）是双方转交部分权力给超国家的权威来解决两者之间的问题，促使双方选择统一，以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则倡导持续性的交流、合作与交易，当博弈链条延长，便会促使各方意识到统一是所有参与者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联邦主义的问题是，实现有效控制需要建立在暴力和强制手段的基础上。功能主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交流并不能确保让各方意识到合作的好处，也无法保证公平和利益的平均分配。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朝韩关系主要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朝鲜战争后，韩国总统李承晚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加强韩美同盟。其后的张勉和朴正熙政府都延续了李承晚“不统一”的现实主义策略。作为回应，朝鲜也采取了进攻姿态。但战争兼并实现统一的方式最终也宣告失败。朝鲜战争结束后，朝鲜和韩国都意识到依靠武力统一并不现实。而由于朝鲜当时在经济上具有优势，金日成提出南北联邦的统一方案。

但进入七十年代后，韩国的经济实力逐渐赶超朝鲜。双方开始为争取优势地位展开激烈斗争：朝鲜依旧坚持联邦制方法，而韩国则提出功能主义的方案。七十年代中期，韩国的统一策略又由功能主义转向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sm），即更多的涉及政治解决层面。此时，当朝鲜的经济军事实力处于弱势时，平壤方面则转身提倡一种较低水平的联盟。

在冷战后，朝鲜不再具备武力兼并韩国的实力，因而朝鲜更倾向于保证和平和独立。此时，双方都认同将松散的联邦作为未来统一的形式。韩国领导人金大中则推行“阳光政策”（Sunshine Policy），这可以被视为新功能主义的实际开端。但这一“阳光政策”在保守的李明博政府中并没有得到延续：李明博政府加强了同美国的盟友关系，并把朝鲜无核化作为经济合作交流的前提。这意味着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在韩国的终结，此后，随着天安舰与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韩关系再次回到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的轨道上。

作者认为，在朝韩关系上，现实主义的回归主要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金大中和卢武铉的功能主义的合作和交流成效甚微，反而却加深了双方的不信任和敌意；第二，金日成从未真正接受功能主义的统一，而是投机式地加以利用；第三，朝鲜政权的摇摇欲坠阻碍了功能主义的成功；第四，李明博政府和布什政府抛弃了他们的前任在对朝问题上的政策，转而采取强硬政策。

同朝韩关系一样，冷战时期，现实主义也在两岸关系中盛行。但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美国的台海政策开始有利于大陆。在这一背景下，大陆开始尝试与台湾建立一定程度上的对话和交流。台湾方面以蒋经国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回应。同时，军事化的台湾也被美国所摒弃，台湾转而对大陆采取防守姿态。

1987年到1998年被称为大陆和台湾的“蜜月期”。双方在没有签订正式条约的情况下采取了增强稳定和合作交流的措施。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两岸关系又开始恶化。台湾开始采取措施打破外交孤立。而大陆方面则以联邦主义的统一方案即一国两制来回应台湾方面的建构论。

2008年，马英九上台后，提出“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实际上包含了一系列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的交流、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战略促进了两岸的经济交流和政治对话。如功能主义所期待的，两岸的精英互动也促进了相互了解、改变陈见和建立和平。

最后，作者通过经验研究将韩朝与两岸关系的影响因素分为两个向度：一是力量是否均衡、对称，而是国族认同是相同还是相异。对峙的政权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方拥有压倒优势，且两方分享共同的国族认同；两方势均，且分享共同的国族认同；一方拥有压倒优势，且两方认同相异；两方势均，且认同相异。在四种情况中，第一种对于国家的重新统一最为有利。

作者认为，2008年至今的两岸关系与1998?2007年的朝韩关系属第一种情况，优势方会采取功能主义或新功能主义策略，而弱势方将采取邦联主义策略。1960-1980年，2007年至今的韩朝关系属第二种情况，双方会采取现实主义策略；1996?2008年的台海关系则属于第三种情况，优势方会采取联邦主义而弱势方以建构论回应。东欧剧变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属于第四种情况，双方将出现分离主义运动。尽管作者基于经验做出了这种划分，然而实际上，2008年之后的两岸关系变化并不能说明台湾对于中国的认同加强了，而是重新执政的国民党淡化了独立的诉求，并力避关于统独的表态。

约翰・西奥西阿利（John D. Ciorciari）

《亚洲调查》（Asia Survey）   2011年9-10月，第51卷，第5期，第926-952页

文章介绍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产生的背景、特征、国际政治对它的影响及其意义所在。

作者指出，1997年的金融危机促使了亚洲寻求一个更加强健的制度化的应急财政机制。日本曾提出了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但这一倡议并不受中美等国的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发起了一项紧急援助，但接受国对其条件不满，并延迟了支付。创立紧急融资机制的需要最终导致“东盟10+3”的成立。东盟10+3创立了相应的规则和程序来管理地区和外部的敏感问题，清迈倡议也在东盟10+3的财政部长会议上得以协商。但清迈倡议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对清迈倡议缺乏信心，参加国的中央银行继续囤储以保证自己的储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东盟10+3专家参与其中工作，并逐步使清迈倡议成为更加有组织可信赖的机制。同时，中日关系改善、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东盟10+3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系的转变为清迈协议的多边化创造了条件。

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的三大特征包括：首先，相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阐述了一个相对狭隘保守的使命；其次，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建立了一个制度性的协定，在这一协定下，所有参与方都遵守集体原则和相应的程序；第三，从融资角度而言，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有相对去中心化的特点。

作者指出，中日合作是在亚洲建立真正的多边机制的必要条件，决定中日各自的角色则是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设计的关键。在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中，中国和日本都提供最大的资金支持，并享有相应的影响力。

作者认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还只是一个初生的协议，它力量有限并且面临相当多的挑战，例如地区内部紧张局势依然显著，成员国之间就协议规模问题存在争论。因而，根据作者观点，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目前还相当单薄，实现通过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建立一个强健的亚洲货币基金的期望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同时，作者也认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政治上，在一个被形容为“欠制度化”的地区，通过融资为亚洲多边合作的建立提供了肥沃的土地。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有效性和未来的演变将说明亚洲各国政府是否拥有达成多边方法来解决地区问题的能力、中日这两个亚洲支柱国家能否并驾齐驱。 同时，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也在富国和穷国间、中国和日本之间、亚洲官方组织和他们西方对手（尤其是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建立了重要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