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在上海，公车上和地铁站张贴的一则广告颇为醒目：徐静蕾笑容可掬地自称，“我非剩女，亦非财女”。老徐钱够不够多，只有她自己清楚，但她会担心自己变成“剩女”吗？未免太矫情了吧。这与上海需要的人才结构不符，起码同我们目前的人口性别结构不符。

　　十月三十一日诞生的一个婴儿，标志着人类世界迈过了又一个里程碑：人口突破了七十亿。1999年在塞尔维亚出生的玛维奇（Adnan Mevic）成为人类的第六十亿名成员，她的中选纯属幸运，那年出生的婴儿有八千万之多。而人类第七十亿的幸运儿则是今年出生的七千八百万小孩中的一个，目前的地球平均每小时诞生一万人，每分钟150个。在地球是否还能承载如此庞大人群的担忧里，这可是个好的讯息：人口的增长速度正在放慢，十二年来人口的基数多了十亿，每年出生的新生儿反而减少了两千万。

　　准确地说，这个幸运儿在人类的排序其实是第1080亿号，是我们共同生存的大池子里最年幼的成员，大约有1010亿的人类同胞在我们之先已经流出了这个池子。25万年前，现代人类之初，人口才数千人；7万年前现代人走出非洲之际，人口不过1万5千；1万年前人类文明初显曙光时，也才数十万人而已；到了十九世纪初，世界人口才攀升到了10亿（中国人约占其三分之一）；二十世纪之交全球人口增加到15亿， 1950年则为25亿（中国人占了约四分之一），其后的五十年里却大增了35亿 （我们占了其中的19%）。想一想，能够同时活在这个星球上，在同一个生命池子里的这70亿人占了25万年以来全部人类的7%，你我多有缘分！

　　二十一世纪又会怎样呢？过去四十年里人口的年增长率从2.1%减速为1.1% （中国过去十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57%），所以联合国估算，到了2100年全世界的人口可能在100亿左右，但搞得不好的话，会高达160亿。

　　一个看来费解的变化是，经济越发展，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越丰富，人口增长的速度反而放慢了。这个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逆向而动的变化，在十九世纪的欧美国家就已经开始，近年来在亚洲各国也凸显出来。其中关键的因素，首推妇女的教育和收入，程度越高，她们生育的倾向就越低，而且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这都适用。例如，1955年平均每个女性在一生里生育的孩子，在巴西是6.1个，在中国是5.6个；今天这两个国家的数字，分别下降到了1.8个和1.7个，都低于维持简单规模所需要的2.1个的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中平均得生育2.1个孩子，人口规模才能维持原规模而不增不减。注意在这个期间，巴西并没有推行过严格的计划生育。

　　应对人口的过速增长，除了提高生产力外，城市化无疑是个重要的措施，城市可以容纳的人口密度比乡村要高出许多。美国的城镇居民从十九世纪初期的10%发展到二十世纪初期的90%。 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最大的城市从十个里面有七个在亚洲（伦敦仅次于北京居第二），变化到有八个集中到了欧洲和北美。在开放的三十年里，上海的居住人口至少增加了150%，在目前全球的十个超级城市中上海排名第九，而亚洲重新占了七个。除了日本东京（32.5百万）超大，上海（16.7百万）和第二位韩国首尔（20.6百万）及第十位菲律宾的马尼拉（16.3百万）其实都不相伯仲，到底该排在哪一位，则要看统计的口径，如果把长期居住的非户籍居民都算进来的话，上海很可能就超过首尔，跃居第二。

　　本文的兴趣，当然是集中在城市化过程中，阴阳之间的合理平衡。这个考虑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是越来越紧迫了。第一，城市化的速度在放慢。三十年来的高速城市化，我国人口居住在城镇里的从20%出头一点提高到目前的46%。进一步的城市化将更强调品质而非速度和规模，也就是，主要在于“阴”的内涵； 第二，女性工作者的供应将明显慢于男性，而性别结构的失衡会越来越制约高品质的城市服务。

　　我们在上期解析美国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时指出，城市化所需要的各类服务将越来越倚重“阴性”就业，不管在数量还在质量，都是如此。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地区一样，传统上偏爱男孩，因此新生婴儿的性别结构达到了100:120，严重偏离了天然的100:106的阴阳比例，有些地区一度甚至偏误到100:129。长期扭曲的后果很严重，目前已经多出的2500万男童，将来很不容易安排，不但是就业，而且结婚组织家庭都会有困难。更令人不安的是，“光棍”过于集中的地方阴阳得不到平衡，结果之一，男性荷尔蒙可以聚集到危险的高水平，从而对社会安定和正常秩序构成威胁。历史上各国社会治安的经验无不表明这个规律。

　　从韩国的经验来看，它目前的国民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2左右，甚至比法国还低。而这个趋势，举国上下非常担忧的，是很难被扭转的。（顺便说一句，大陆的不少大城市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1.5以下了。）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取决于女性，她们的基数规模和个人的生育意愿。从个人的意愿来看，韩国的妇女的教育程度和就业收入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经济的崛起，有了极大的提升。结果之一，是她们的生育和成婚的意愿大打折扣，选择晚婚甚至独身的妇女越来越常见，即使结了婚她们也不愿意多养孩子。从女性的基数规模来看，由于韩国偏爱男孩的传统，新生儿的性别曾经严重失衡。这种倾向近年来虽说已得到了纠正，这当然得感谢女性教育和经济地位的加强，但是惯性仍在延续。让我们来看这一组数据：韩国家庭的第一胎，男女性别的比例是104:100，是相当正常的；但是第二胎的男女性别比，变成了113:100；第三胎的这个比例上升到185:100，而第四胎的阴阳比例就更离谱：209:100。人为选择的干预非常明显。将来形成劳动力和婚龄人群的性别结构，自然也是严重扭曲的。对于韩国改变人口萎缩趋势的努力，上述的两个因素构成了艰巨挑战。

　　经济成长一旦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人口的成长是最重要的要素，这是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的。因此剩男引起的困扰要远远比剩女来得严重。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战争的浩劫之中，男性的丧失多半要大得多，但是人口并不难迅速得到恢复。因为人类的生殖能力结构的性别差异极大，比例过小的男性能轻易使大比例的女子怀孕生育，反之却不可能。性别结构严重失调的情况下，过剩的男性却无法使人口恢复正常。他们甚至无法正常娶妻生子，而沦为十足的“光棍”。

　　男性荷尔蒙大面积升高，大幅度得不到平衡的负面影响，将是多方位和深远的。首先，这是一种根本性的不公平，使人们的基本需求不得调和。其次，如前所述，它会引起基础性的不安定，历史上不少社会动荡乃肇因于这类阴阳失衡。 第三，它的经济社会后果也极严重。

　　例如，很少有人在分析日本的房地产市场长期走下坡时，指明房价疲软不振甚至节节下挫的最大的因素，其实是日本人口规模的减缩、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人口抚养比剧减的直接后果。日本的另一个问题是，是女性劳动潜力的巨大浪费。这里的一个简单数据对比，就可以显示日本这种失调的严重性：日本得到大学学位的有一半以上是女性，但毕业后女性就业的不足三分之二，自愿放弃工作机会的高达73%，而后自愿恢复工作的女子，能够找到工作的只有43%，其中还有许多不是全职的工作。相对照的是，美国完成大学教育的女性不谋求全职岗位的不到30%，而后自愿恢复工作而能找到职位的有73%。

　　这个话题相当有趣，在谈日本的阴阳失调时，我们不妨也来看看香港和台湾的情况，这些华人社会比大陆领先了一步发展起来的，这里先请以台湾的现状为例。2010年台湾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惊人的0.9，是全世界196个国家地区里面最低的。十年间台湾的人口就要萎缩，以目前的趋势（须知人口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过来），眼下两千三百万人口在五十年（2060年）以后将缩减为一千九百万。更要命的是，台湾的“老年指数”（aging index，即65岁以上的退养人口除以15岁以下的人口）将有惊人的上升：2050年台湾的老年指数将为4.13，比日本那时的3.39，还要高出一大截。明白这一层道理，难道你能对台湾的持续发展很有信心，比如说，市面上的房价？

　　假如我们能从上面的观察得到些什么教益的话，相信很多人都会同意我，从上海来看，女性的职业生涯将得到更多的重视；从全国范围来看，女性发展的机会将比男性的更有利。因此，新婚夫妇要是有机会选择小宝宝的性别的话，生女孩将比男孩更有“出息”，这和传统的智慧和偏爱正好相反。

　　从个人层面，女性将有更宽广的挑选余地。老徐选择晚婚或者不婚，是她独立自主和能力的表现，而非被迫“剩下”的结果。当然她的基因是如此之佳，不给中华民族添个宝宝，未免是个大浪费。被迫“剩下”的，其实是男孩子们，目前孩子性格结构失衡，迟早会严重损害男子的利益。

　　从家庭的层面，人们发觉给儿子娶媳妇将变得困难起来，也许你必须筑巢才能迎凤。有时你买了房子帮儿子娶亲，还不能如愿以偿，那么儿子入赘到女家，而且孙儿改姓女家的姓氏，很有可能会变得寻常起来，那才是男孩家庭的尴尬呢。

　　从政策层面，首先，上海要避免像广东那样，在替“一胎制”松绑时，规定要第一胎是女孩的情况下才能允许生第二胎，最好能直接允许生两个。若能晓以人类发展的长期趋势，使得人们懂得，生两个女儿可能比两个儿子的“回报”更可观的道理，就更好了。在这方面，观念转变要开，执迷不悟的后果会非常吃亏。

　　其次，作为城市长期发展的规划，要研究、收集、公布上海所需要的“阴和阳”的技能结构，并据以预测需要多少“阴性”人才和多少“阳性”人才，以便在培训上有所导向，在顺应市场需求上未雨绸缪。这方面有可供借鉴的做法。例如，美国的城市，不但公布就业的平均薪资，而且按职岗的“阴阳性质”分类，分别列出体力型、人际沟通型、分析型（physical, social, and analytic）工作的平均报酬和市场对它们的需求强弱。

　　收集、分析、发布这类信息将非常有用，能够帮助城市化进程里的各方有效和有利地进行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