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六日发布的国家统计数据值得大书特书，它标志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中国的城镇居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人口的一半，在2011年底六亿九千一百万，而农村人口则为六亿五千六百万，城市化率达到了51.3%。这个数字超过了建国之初我们的总人口。与之相伴随的，是我国社会的多元繁荣。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非常低下，仅及10.64%；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进展缓慢，只达到了19%。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增速了三倍，其间把四亿多民众移居到城市，使其中两亿五千万脱离了贫困，而经济迅猛发展了九十倍！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750-1800年间的欧陆？这个问题可能是人们最希望透彻了解的，因为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这个飞跃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崛起，在此之前，中国领先了世界足有十六个世纪之久。在人类文明可考的一万年间，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非常低下，老在0.01%徘徊，而民众活得同猪狗差不多，一直在饥饿铁律下勉力挣扎，而他们的寿命平均也只有35岁左右。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却冲天而起，各方面的辉煌发展一直持续到今天。经过再三的分析和验证，历史和经济学者发觉，以往“工业革命乃发轫于瓦特蒸汽机发明”的假设理据未免太牵强，于是提出了种种理论。其中比较可信的解释，是城乡之间的分工越过了一个关键的高度。那个时期的欧洲大陆，尤其是在英国，土地和农业耕作承载不起的大量（冗余）人口移居到城市，达到了足够密集的程度。

　　高度都市化的结果，不但使效益更高的工具和方法得以用于农业生产，而且密集群居在城镇的人口，彼此的交易大为频繁。人们以互为对象的消费和分工生产服务能够无限地扩展，创新的想法和行为得到迅速传播扩散，制度和规范也随之演进，积累起巨大的产能和财富，形成了市场制度及丰富的生活选择，生生不息。

　　因此说城市是人类最主要也是独有的发明，一点都不为过。两百年前城市居民占世界人口只有3%，一百年前也不过14%。目前，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是生活在城镇，更准确地说，是生活在城市群（metropolitan areas, or metro）里的。居住在超过百万人的城市群的人占了人类的20%，但带来了世界一半以上的经济产值。其中的四十个超级城市群（mega-metros）创造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产值。

　　以美国为例，它最大的十个mega-metros，经济产值极为可观。以GDP（单位：亿美元）来计算和比较，它们分别等同于发达经济体中的：纽约 $12830 :加拿大 $15740；洛杉矶 $7380 ：荷兰 $7820；芝加哥 $5310 ：瑞士 $5230；华盛顿DC $4260 ：台湾 $4320；休士顿 $3790 ：奥地利 $3760；达拉斯 $3770 ：阿根廷 $3690；费城 $3480 ：南非 $3640；旧金山 $3370 ：泰国 $3190；波士顿 $3110 ：丹麦 $3100；亚特兰大 $2710 ：哥伦比亚 $2880。

　　这不奇怪，人际网络和信息联系的密度越大，互惠互利的合作就越是紧密，制度和规则越能更新合理，效率也越高。在十九世纪的铺垫之下，二十世纪的高度城市化卓有成效地发扬了人们集聚效应的伟力，思想不断切磋、探索相互激励、观念反复更新，孕育出的创新观念和流程犹如泉涌，无疑是都市生活对人类世界最重要的贡献，这些创造性活动是文明持续进步的引擎——超级城市群带来了世界九成以上的创新发明，并创造和制造出丰富而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人类的生活为之彻底改观。过去一百年来两个最伟大的进步，在美国组织起来的科研体系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中国城市化使广大民众分享到丰裕的生活选择，都是在城市化的基础上才得以成为现实。

　　城市是更高效的居住方式。目前城市容纳了近四十亿的人，却只占用了全球可利用土地的3%。到2030年世界又将增多十亿的市民，估计总共需要的土地也就4%。同时metro又更安全和更节能，因为按人均计算，维持城市秩序所需的警力是很低的，而集中利用能源和控制污染的规模经济也越可观。2011年出版的新书《城市的辉煌成就——为什么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使我们更富足、更智慧、更环保、更健康、更快乐》里，一流的城市发展研究学者，哈佛的经济教授E. Glaeser 有很不错的描述解析。

　　多数的metro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依托水路等交通便利，在大河或海港边上发育成长。但也有一些mecro，是约法和建制的产物，例如深圳、香港、北美的费城，和十二世纪的卢贝克——历史上兴旺过四百多年的有名经济特区“汉莎同盟”的核心城市，都是得益于人为订立的一套规则生成的软实力而成就非凡。我们不妨称它们为“阴型城市”（metro of Ying），因为它们傲视群伦的核心，是有一套合理的人为约法，而不在于地势位置等“阳”的优势。

　　深圳的发展历程大家有目共睹，划出不到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一套新的经济博弈规则的制约下，不出三十年，就从不足5万人的渔村发展到了超过1400万人的mega-metro。作为自主选择而发展出来的深圳不同，香港则是被迫发展而成的“阴型城市”。打输了鸦片战争，中国被迫割让港岛让英帝国殖民。英国基于它的商业利益，给予香港比本国还要自由和有弹性市场机制，加上有序行政治理，结果香港不但比英国更有活力和竞争力，而且为后来深圳的起飞提供了蓝本、模板、资金、人才、和市场联系。

　　十七世纪迅速崛起并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英语城市的美国费城，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英王查理二世授权北美的移民 William Penn 制定治理的规则，本人是笃信教义的贵格教徒的Penn却制定出一套对不同信仰很宽容的规则。因为他明白，只有自由公平的规则才能带来生意和文化的繁荣，才能领先于诸多的竞争者。结果费城不但上升为当时北美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替后来美国开国元勋们的“政教相互独立”建国准则奠定了基础。

　　卢贝克则是十二世纪日耳曼的领主亨利（Henry the Lion）开发而成的。亨利决心在波罗的海海边的不毛之地发展经济贸易。在清剿了海盗流寇之后，他以小镇卢贝克为中心，圈出一大块地来招商引资。这种创新做法开了现代经济特区的先河，其灵魂是亨利颁布了一套公平的交易约法，包括免税减租，保证信守合同，保护产权，等等。亨利的创新使“阴型城市”卢贝克迅速崛起，不但整个德国，而且丹麦、瑞典、法国的城邦、甚至基辅、莫斯科的商人都踊跃前来贸易。后来发展成为经济史上著名的“汉莎同盟”，繁荣了四、五百年。

　　人们不由得设想，依靠约法来培植“阴型城市”，过程将大为缩短。对于欠发达的地区，比如非洲、南亚、北朝鲜、中南美国家，或我们的中西部地区，走“阴型都市化”的路径，能否迅速改善当地的落后状况？譬如，劳尔.卡斯特罗为了古巴走出经济低迷的困境，能不能够学习当年邓小平的胆魄，划出古巴的一大片土地，请国际上有公信力的国家来主持公平交易和治理规则的设计，及其执行，向世界招商引资，利用本国和周边地区的劳力，建设一个来去真正自由的贸易区和居住都市？约法城市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发展之所以更有效，能跳跃式地启动（jump start），是因为它能参照先进的前例，和推进行之有效的管理流程，迅速改变落后的观念和实践。

　　这个思路来自保罗.罗摩（Paul Romer），美国专门研究创新活动提高经济效益而著名的经济学家。罗摩证明，技术尤其是观念流程的创新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并且日益成为经济繁荣最重要的因素。罗摩近年来的工作集中在“约法城市”，认为这是一条使穷国脱困，减缓世界贫富悬殊的现状的有效途径。在他的设计里，建立并扶持一个“约法城市”的成长，需要三个角色：所在地（host）、担保者（guarantor）、资源方（resource）。所在地主提供一块尚未都市化的“处女地”（open land）， 担保者提供一套约定的操作规程（charter），来建立市场博弈的规则，形成大家对长期的积极预期，有效减低摩擦，拓展的经济交易活动。核心约法奠基后，各方面的参与者在交易的过程里再因地制宜和与时俱进地发展出操作细则和具体规定。

　　譬如，设想在古巴建立的约法城市，所在地主当然是古巴；负责制定一整套的规则并保证落实的具有公信力的担保者，可以是加拿大、法国、或德国之类国家中的一或多个；资源方可以有多个来源，除了古巴，还可以有牙买加、洪都拉斯、多米尼加等的劳动力。投资、运营、就业、资源利用、交易、利益分配、仲裁的司法程序等各个方面，都要力求公平、明确、可持续，给各方信心和正预期，从而努力合作。这个思路虽然大胆，但没有理由不能应用到其他的地域，比如说，若干年后的北朝鲜现代化发展。

　　罗摩的想法，既创新和大胆，也有其技术上的可操作性，所以他一直在为之呼吁奔走。然而他的方法有一个明显的，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障碍，就是它有一种“殖民残余”的倾向，被落后国家的人们憎恶和遭世界舆论厌恶的。但是我想，假如约法城市的这三个角色都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的话，在一个中央政府、一个经济体内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里面实施，可能产生的政治抵制和技术操作难度则将大为降低。

　　以目前的格局来看，中国发展差别的梯度相当陡峭，沿海地区和落后地区的都市化水平相差悬殊，而且可能越来越大。所以探索在内地欠发达地区开设“约法城市”，由沿海发达地区的一线城市来扮演担保者，主导“承包”并提供约法，包括约法规制、资源和财富分配、行政流程、人才培植、考核治理。通过实际的操作来示范约法如何能被落实。资源方面，劳动力、能源和原材料主要由欠发达的内地省份及周边地区来提供，资本、技术及管理人才则可以有国内外的多元来源。从而迅速扩散沿海发达地区已取得的成果，尤其是观念、流程、财富和机会，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发展。

　　现阶段的中国，早已不再可能依托外来支持来建成新的经济发动机，像以往的深圳那样有香港可以借助，而只能靠内力和内需来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技术、流程和制度。靠公平自由的制度和健全有效的流程来完成中国的“阴型城市化”，这个战略思路值得我们作为专题进行深入探索。

　　本文在此先提出它结论性的建议，如果中央政府能全面权衡全局的可持续发展，在行政区域的政绩和业绩的考核中纳入跨区发展的内容，并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分担共建“约法城市”的工作和风险，分享其成果和利益，那么通过“阴型的约法城市”使我国的城市化工作别开生面，不但迅速改变地域的贫富差异，整体提高国民内需和素质，同时探索出新路径来引领世界，是可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