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１９２８年３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桂东沙田，为整肃军纪，颁布“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１９４７年重行颁布。其中“八项注意”中对军人“色戒”有特别的要求：“不准调戏妇女”被列为军人戒律。在毛泽东以后的治军实践中，其中就有我军俩位高级将领，因触犯了这一“天条”军纪，一位被处斩刑，一位被罢官削职。

黄克功逼婚杀人，被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少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立过大功，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他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他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职，1937年，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我军文武双全的高级将领，颇得毛泽东赏识。

　　进步学生刘茜，原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太原市友仁中学进步学生。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积极响应党的抗日号召到达延安。到抗大学习时，与黄克功相识。两人经过短期接触，感情尚好，经常通信往来，渐涉恋爱。

　　黄克功因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来往，心怀嫉妒，加之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就觉得刘茜另有所爱，对他不忠诚，就责备刘茜并要求立即结婚。刘茜对黄克功的反复纠缠，渐生反感，拒绝结婚。1937年10月5日将刘茜骗至延河边枪杀。

　　经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向中央领导报告批准，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将黄克功逮捕收监。在审理这个案件期间，延安各单位围绕这一案件组织了讨论。

　　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是红军的重要干部，对党是有功的，主张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有的同志认为，黄克功自恃有功，无视法纪，杀人者必须偿命。黄克功本人也写信给中央，他说，如果死刑必须执行的话，希望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战场上，不死在自己的法场上。他要求给他一挺机关枪，由执法队督阵，要死在向敌人的冲杀中。最后，经边区高等法院最后判决，仍判处黄克功死刑。

　　在公审大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了毛泽东于10月10日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信中说：

　　“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果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

王近山要做陈士美，被毛泽东“罢官削职”

　　1915年，王近山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穷苦农家，9岁开始为地主放牛，13岁当长工。他生性刚烈，对地主恶霸嫉恶如仇。红军打到黄安时，年仅15岁的王近山就参加了红军。王近山从班长干起，一直干到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川东军区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和电视连续剧中情节一样，王近山的爱情也是在医院中收获的。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团长的王近山负伤了，伤势很重。住进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韩岫岩当护士的八路军医院。韩岫岩是医院有名的院花。经过韩岫岩等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王近山很快康复了。自然而然两人就认识了。后经一同住院的陈锡联撮合，成就了他们的婚姻。虽不一定就象电视剧里那么浪漫，但应该说两人是有感情的，也有着比常人更稳固的婚姻基础，两人共生了八个孩子。

　　王近山战功赫赫，但并非没有缺点。在没有硝烟的世界里，他感到非常不适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王近山爱上了一个女大学生，而这个大学生又是自己的小姨子。王近山的夫人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封信。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反映自己的想法，挽救濒临破碎的家庭。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近山的家庭风波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先是委派王近山的老首长邓小平出面谈话，没用；周总理亲自找他谈话，也没用；他的部下也纷纷前来劝说。最后，毛泽东对刘少奇说：“那你去处理一下吧。”结果，一代名将被罢官削职：开除党籍，从中将降为大校待遇，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公安部副部长降为河南省一个农场的副场长。

　　俩位共和国功臣，就因被当下司空见惯的所谓生活小节，甚至被某些高级干部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令开国将军付出曾经用生命换来的一切。从以上两个典型的案例中,也彰显了毛泽东从严治军的态度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