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困难阶段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中国不能再仅仅满足于搞“碎片化”的改革，改革需要重点突破。（资料图片）

《十字路口的抉择——迟福林谈第二次改革》是迟福林谈论改革的一本著作。（资料图片）

　　温家宝施政报告提出了改革要理顺的五大关系，以及六项改革任务。在近日的讨论中，“改革”话题持续引热议。为什么改革很难？改革进入“深水区”，该如何打破利益格局？有些改革在实践中为何会变了样？不论是地方大员，还是政府智囊，都各抒己见，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改革需要重点突破，需要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过去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探性改革已不合时宜了。

“改革专家”迟福林：改革需新思路 避免口号式、碎片化

　　长期以来潜心研究改革问题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日在小组讨论中对深化改革发出一串追问：“为什么改革很难？为什么提出多年的深化改革在实际当中推行不起来？为什么有些改革在实践当中变了样？”“改革的确是到了一个困难阶段。现在最关键的是，对当前改革的突出矛盾作出判断。我认为突出矛盾就是利益关系失衡，垄断行业和一般行业的利益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利益关系，以及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等。”

　　迟福林解释：“从地方情况看，在现有考核机制下，地方以做大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上重大工业项目为主要任务，以土地批租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方利益的形成已具有普遍性。垄断行业为何难改？就是行业利益太突出了。”

　　迟福林剖析：“很多新矛盾、新问题，需要新思路，人们期待政府能够拿出一个顶层设计。改革不能再光喊口号，要有实际行动，不能再仅仅满足于搞‘碎片化’的改革。改革需要重点突破。”

先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百姓最关注

　　迟福林说，在各项改革中，首先应该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是百姓最关注的，影响社会公平。

　　第二是财税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战略调整，拿出一部分国有资本投资公益事业，做公益性国有企业。

　　第三是社会组织改革，让各类社会组织代表所在群体，表达利益诉求。

　　最后是行政体制改革，这是关键点和突破口。

官员财产公开 是决心问题而非技术问题

　　迟福林指出，当前，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41.4%社会总体个人财富。随着收入差距拉大，蛋糕怎么分，已影响到蛋糕能不能继续做大。

　　而财产公开是基本制度，也是基础制度。很多国家的经验证明，收入透明度越高的地方越稳定。财产公开，势必涉及财税体制改革，按财产征税；同时涉及政府改革，因为财产公开不是局部问题而是全局问题，所以“要先从官员做起，这样腐败也不再是问题”。

　　迟福林强调，财产公开需要一个过程，但不是技术问题，立法更不是难点，而是决心问题。

　　解决利益失衡这个改革突出矛盾，也就是说巨大利益关系的调整，肯定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因此，改革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需要建立一个部门利益、行业利益、地区利益等各种利益关系之外的改革协调机构，比如改革之初的体改委，国务院总理亲自任体改委主任，这样改革才能冲破压力和阻力。

行政体制改革是突破口 大部制难言成功

　　从上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制改革算起，行政体制改革也推进了十几年。中国很多问题一旦涉及行政体制改革，难免陷入僵局。

　　对此，迟福林指出，行政体制改革关联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管理改革，是整体改革的突破口。大部制改革形式上有进步，但没有达到改革的目的——行政三分制，决策、执行、监督职能分离。比如铁道部，既是一个政府组成部门，又是经营部门，同时还要对铁路安全监管负责。不过，深圳等地已经开始行政三分制试点，虽然起步艰难，但还是看到了希望。

　　迟福林说：“改革必须在这十几年之内有所突破，形成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运行体系。否则，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同时还要面对外部挤压。”

“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

　　近日，迟福林拿到政府工作报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自己去年强烈反对的那句描述改了没有。

　　“松了口气。”他笑着说。

　　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健全的市场机制”问题时提出“市场作用多一些还是政府作用多一些，必须相机抉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法则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相机抉择？什么叫相机抉择。改革开放，始终不变的是市场主导下，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有限地发挥市场作用。”迟福林加快了语速。

　　去年，他曾经就这个“字眼问题”向《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小组提出过意见，最终并没有获得满意的答复。

　　在迟福林眼里，尽管这两种表述看似只有很细微的改动，却折射出一种必须警惕的风险。

　　“从地方层面观察，一种政府增长主义倾向已经形成并有一定普遍性。”迟福林将这种现象归结为，以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上重工业项目为主要任务，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土地出租为主要方式。

　　“这并不符合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取向。”迟福林强调。

　　据迟福林观察，现在很多行业都是国家投资或者地方政府投资的，而在激励机制上，它们往往偏向于将更多的机会和资金分配给具有国企背景的资本密集型企业。

　　“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迟福林一字一顿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