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范围更广阔的社会改革也亟需提上日程，这需要每个人的参与。但事实上，中国即便到了近代也始终是国家强社会弱的格局，这导致人们缺乏公共意识，习惯按照自己的逻辑与利益行事，对不会增进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采取高高挂起的态度。

　　11日下午，将近收官的中国“两会”迎来重头戏：“两高”（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向全国人大会议报告上一年度的工作。两份报告均涉及贪污腐败案件的审理情况。

　　根据报告，最高法院去年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2.7万件，判处罪犯2.9万人；最高检察院去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567件44506人，人数同比增加1%，其中贪污贿赂大案18464件，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含厅局级198人、省部级7人）……

　　数字是抽象的，同时也是枯燥的。作为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每年“两会”反腐败都被大书特书，但话题说久了，在一部分人看来，难免产生“疲劳感”，甚少关心，熟视无睹；或者走向另一极端，只看到查出的案子越来越多，甚至连有些办案人员也被拉下水，“越反越腐”了，由此质疑反腐成果。事情分两面看，查出的案子多了，未尝不是司法机关办事效率提升、工作力度加大的体现。问题在于，腐败蔓延多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究竟是制度不给力，还是有其深层的原因？答案是后者，那就是遍布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潜规则，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转。

　　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不仅官场上，各行各业都有潜规则：做手术的病人要给医生红包，医生为了拿回扣要狠宰患者；家长想让孩子在学校得到多一点关注，就得好好“孝敬”老师；女明星要想获得好角色，就要舍得“献身”……似乎每个行业都有一套被业内通晓且默许的潜规则，像江湖暗语，令各种本来天经地义的事，在潜规则面前变得面目全非。如果不提前用金钱或者其他好处“打点”相关人士，就会有一面看不见的玻璃墙挡在前面，令人百般为难。许多腐败案件就是在这或明或暗的交易中产生。

　　环视整个社会，中国其实并不缺规则，缺的是遵守规则的自觉性，没有有效的监督，导致规则形同虚设。另一方面，现有的法律法规要么存在漏洞，要么违反的成本很低，让一部分人可以有恃无恐地轻松绕过甚至直接冲击，也刺激了潜规则的产生。这些多如牛毛、莫名其妙并且会产生新变种的潜规则，让每个人都感觉很累，加重了社会运行的成本，像镣铐一样束缚着社会健康发展。究竟还有多少潜规则尚未浮出水面，人们除了迷茫只有无奈。说到底，潜规则大行其道是社会的病态，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普通百姓，将其根除已经刻不容缓，如果任由其泛滥成灾，必然导致道德沦丧，官场腐败，也拖累改革的步伐。

　　谈及改革，本报近期亦曾就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有过论述。现在，一场范围更广阔的社会改革也亟需提上日程，这需要每个人的参与。但事实上，中国即便到了近代也始终是国家强社会弱的格局，这导致人们缺乏公共意识，习惯按照自己的逻辑与利益行事，对不会增进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采取高高挂起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面对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各种潜规则，虽然深受其害，但多数人还是会默默承受而不会想去改变它。

　　改革必然会付出代价，需要人们摒弃这种个人的得失；需要有为权利而斗争的勇气，积极行动，争取公共利益；需要更多的精英站在前沿，为破除各种潜规则而努力，为建立公民社会摇旗呐喊。

　　建立公民社会、破除潜规则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设计，也需要自下而上的觉醒，这是改革不可或缺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破除各种无形潜规则的牵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也才能进行得更顺利，才有走向成功的希望。

　　防止真改革被假改革搅了局

　　客观地说，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导致了改革的碎片化现象泛滥。正是改革的碎片化，为下一轮改革设置了新障碍和阻力。在人人都在谈改革的今天，尤其需要防止真改革被“假改革”搅了局。

　　正在北京召开的“两会”上，改革呼声再度高涨。从温家宝施政报告70次提到“改革”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毫不避讳抨击“不改革”；从地方大员记者会上大谈“改革思路”到媒体、学者大声疾呼“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今天的中国似乎比任何一个时期对“改革”寄予的期待更强烈，更急迫。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对“要不要改革”已经达成共识，当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怎么改，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如何排除不必要的干扰和阻力，改革的最终目标和遵循的基本原则又是什么，高层对改革有没有排出一个轻重缓急的秩序来等。

　　综观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人们不难发现，其实中国的改革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最近10年中，“改革”活跃在每一个行业领域、每一个地区，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工厂和村落，没人不渴望改革，没有人不谈论改革，没有人承认自己不是“改革派”，当然，也没有人不怕自己被指责为“不改革者”。

　　由此则导致了另一个问题的出现：由于官方力主改革、全民需要改革，改革是一条明线，成了一面大旗，于是，有人就只是空谈改革，根本不行动；于是，有人就干脆扯着改革这面大旗，干出一些损了公众利益、肥小集团利益的事，借改革之名行了保护既得利益之实。

　　同时，由于人人都在谈改革，人人都有一个从自己利益出发的改革主张，于是，所有改革，在设计时看起来很美，一旦动作起来，问题全暴露出来了。人们发现所改的并非自己想要的，改革似乎走样了，不彻底了。于是，要求再改的呼声高涨；于是，抱怨甚至暴力全来了。

　　正如有人所言“30年来的中国像一个建筑工地，也像一个改革的试验场”。很多改革政策和措施或因为考不周，匆匆推出，或因受某些利益集团裹挟，最后沦为被外界指责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漏式行为，或者“巧取豪夺”式政策。

　　客观地说，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社会利益的碎片化，导致了改革的碎片化现象泛滥。正是改革的碎片化，为下一轮改革设置了新障碍和阻力。

　　因而，在中国社会进入初步富裕和全球化竞争时代，中国的改革是社会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整体要求，必须将之放在国家和全民族整体利益上考量，既要防止在改革中外部势力损害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也要防止不同群体的碎片化利益对改革的分割和瓦解。

　　当前的改革，首先要厘清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必须有一个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规划，以及一个脚踏实地、有条不紊的实施计划。要允许各利益群体充分表达意见和建议，但决策者不能被争议搅乱，被民粹绑架，需在纷繁的争议中，拨云见日、辨识真相、摸索规律、发现真理、找到突破点。可以一点突破，也可多点突破；可以一地试验，也可多地分头蹚路，急不得，也慢不得，而决不能将改革搞成一场一哄而上的运动。

　　其次是必须防止公权力掌握者或强势利益集团，借改革之名行谋私利之实。不能将“改不改革”当作利益交换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和反腐、反暗箱交易、反钱权交换必须并举。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反腐，两手都要硬。防止真改革被“假改革”搅了局。

　　如果说30多年前发轫于安徽小岗村的改革，其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解放生产力，那么今天的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以“求索社会公平，走共同富裕之路”为目标和出发点，将是否公平作为辨识改革真伪的依据，将绝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是否幸福作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既不奢谈改革，也不盲从改革，更不人为夸大改革的难度。真正的改革不会危害社会的稳定，只有假改革才会造成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