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全国两会，“改革”两个字成了最密集词汇之一，但如何改革，则仍然莫衷一是。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他说，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是历史的倒退。”他结合在中央纪委的工作经历说，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他同时建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给人大直管，对人大负责，审计署和中纪委合署办公。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基金会副主席、陶铸之女陶斯亮也在关注吏治改革。

　　3月9日《新京报》专访陶斯亮时其表示，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是它的突破口，因为这个突破口是大家都能认可的，能得到最大的响应。在反腐败里头，突破口又是吏治的改革。从干部任命上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差额选举。保证每一个提上来的干部像治疗癌症的干细胞一样，是优秀、健康的，并始终都在监督之下。“我是医生出身，化疗能杀死癌细胞，但也杀灭正常细胞。对整个肌体摧毁得很厉害。现在新的方法是干细胞的治疗，我给你种植干细胞，让这个新生的健康的细胞来代替你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细胞。而不是同归于尽。”

　　但正如刘锡荣委员提到的，官多了不好管，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查处成本都很高。而中国大陆之所以官多，之所以大学毕业生都竞相去考公务员，符合最基本的经济学选择原理，这就是：在整个社会的职业体系中，三百六十行里，就数公务员尤其是其中的官员“含金量”最高！这种选择，其实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是倾向于不创造财富者得到最高收益，因为公务员群体是不创造财富的。这就导致整个社会的恶性循环：不创造财富的群体获得的回报反而远高于创造财富的人群，创造财富的人群就会越来越少；而公务员群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导致这个群体对社会的盘剥和压榨越来越厉害，又进一步扼杀创造财富群体的劳动积极性……

　　权力的含金量太大，民主、廉政、法治、自由皆不可能。这正应验了马克思那句老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哪怕我们拥有最民主的形式，哪怕我们拥有形式上最广泛深入的监督，只要权力含金量过大，不管是在“民主选举”的过程中，还是在“民主选举”出“健康的干细胞”之后，都无法保证“干细胞”永远健康。道理很简单：权力的含金量太大，“癌细胞”想尽一切办法、敢于践踏一切法律都要钻到权力体系中来；权力的含金量太大，神仙当了官也随时有可能成为腐败分子。很多时候，人没有腐败，不是因为他天然具备抵御腐败的基因，而是因为诱惑还不够大。

　　因此，改革的突破口还在于全面彻底地降低权力的含金量，也就是政经分开。这个政经分开，比以往提的政企分开深刻得多，既包含打破国企垄断、国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也包括行政力量完全彻底地从微观经济活动中退出，那种各级政府像公司的行政主导经济模式，更是在彻底改革之列。日前，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独家釆访时表示：“凡是改革的事我都支持、赞成！”当记者问到“改革方向是什么”时，汪洋朗声答“还是政经分离”。

　　“政经分离”，这的确是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口。政经分离之后，才会逐渐有政教（教育）分离、政道（知识、道统）分离、政社分离。政治、经济、文化三足鼎立，互相依存又彼此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