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中国透视》2012年3月（总第76期） - 内外互动 - 最新消息

《卡内基中国透视》2012年3月（总第76期）

2012/3/14 9:15:23 ｜浏览：3058 ｜评论：1

2012年3月（总第76期）
主编：王雅平

热点争鸣

领导人换届与中美关系（第二部分：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

王雅平《卡内基中国透视》，2012年3月13日

至少从表面上看，比起中国领导人换届，美国总统选举似乎更具不确定性。截至日前，美国已有26个州进行了共和党的党内预选，835张选票已被投出（一位候选人需要赢得1144张选票才能获得共和党党内提名）。在所有继续参选的共和党候选人中，罗姆尼是最有希望的领跑者。到目前为止，他共获455张选票，在已经进行了预选的26个州中的17个州获胜。排在第二位的桑托勒姆共获199张选票，赢得了7个州。第三位金里奇获117张选票，在2个州获胜。罗恩・保罗共获64张选票，未在任何州获胜。根据RealClearPolitics公布的综合民调指数，奥巴马的民意支持率为48.0%，罗姆尼、桑托勒姆、金里奇和罗恩・保罗的支持率则分别为45.8%、42.4%、36.6%和41.7%，分别与奥巴马相差2.2%、5.6%、12.4%和6.3%。

本文将从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对华政策两个方面来浅析中国在此次美国大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此次美国大选可能对美国对华政策乃至中美关系的影响。

卡内基中文网最新

能源气候

福岛一周年与中国核电

涂建军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2年3月9日 | 福岛核危机虽然已经发生一年了，有鉴于重大核电事故危害之严重，中国政府有必要进一步明确核电发展安全第一的指导思想，并尽快启动国内核电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考虑到核电开发在财务、技术与环境等方面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中国核电中长期规划需谨防欲速则不达。如果十二五期间国内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引进能够有序地顺利进行、或者国内核电行业能扎扎实实地对国产二代半的反应堆技术进行长足可靠的安全改进，中国2020年核电规划目标完全可以在十三五期间再行调整。

中美关系

中美应多谈技术，少谈贸易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2年2月13日 | 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面对两个威胁。一是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日益加大，二是技术转让之争爆发的可能性，而后者更值得担忧。中国希望向价值链上游发展，生产更有技术含量的产品。但美国如果想保持在全球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力，就必须继续在创新领域中充当无可争议的领导者。作者认为中美双方就此问题还是有可能展开有成效的讨论的——前提是奥巴马不拿汇率失衡和不公平竞争这类老一套抱怨作为开场白，而是把重点放在美国创新优势与中国制造实力的“联姻”上。

中美关系

中国：习近平来了

包道格（Douglas Paal）

《亚太简报》（Asia Pacific Brief），2012年2月10日 |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2月13日飞往美国，开始为期五天的访美行程。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经常在建设性渠道上缺乏互信，而此次访问，就是旨在维护中美两国关系。同时，此次访问，也让美国方面可能连任的官员，提前熟悉未来5-10年中国可能的最高领导人。最后，在经济陷入困境之际，以习近平为首的访问团将签订一些合同，做出政策微调，让利于部分美国农民和企业以昭示善意。抛开党派政治，本次访问也是坦率地阐释许多议题的机会。

能源气候

中国进口石油砂必须三思而后行

涂建军

凤凰网，2012年2月10日 | 鉴于大规模进口石油砂问题的复杂性，中国领导人在2012年美国大选年期间应该禁止任何国有石油公司直接参与北方门户管道的开发。2012年中国领导层换届之后，新的领导人应该一方面尽快从根本上改变政府能源管理部门管制国有能源公司乏力的不合理现状，另一方面应该大力加强各部委之间的协调机制，以保证国有石油公司未来在投资诸如北方门户管道这类敏感项目时，不仅需要考虑国家能源安全及项目的商业可行性，还必须仔细评估诸如中美关系、全球环境治理、项目所在国政治阻力等不宜忽视的相关因素。

中国外交

中国对叙利亚的外交立场

耶齐德・萨伊赫（Yezid Sayigh）

《问与答》，2012年2月8日 | 尽管中国一向在中东事务上谨慎保持中立，但中国最近立场的变化，投票反对联合国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反映了其面临中东事务时的日益不安，因为中国认为美国的政策旨在阻碍其获取中东能源。在接下去的数周甚至数月，随着叙利亚形势的恶化，中国将越来越难以保持中立态度。为了在保持中立和公正的立场下，平衡其在中东的经济利益，中国将致力于在多边倡议中成为更积极的参与者，寻求成为美国、欧盟及其他国家外的补充性力量，而不是直接与这些力量对抗。

中国经济

中国的新挑战：不再节俭

黄育川（Yukon Huang）

《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2012年1月18日 | 中国政府可能减税，并考虑出台特殊激励措施来刺激消费，以防止经济大幅度放缓。但真正的挑战在于鼓励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工）不再那么节俭。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社会保障，并鼓励企业增加派息，可能推动消费占GDP的比例提高约5个百分点。这可能将中国当前的贸易顺差转变为逆差。这种战略对所有人都有利，与逼迫中国允许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形成了鲜明对比。

学者文摘

《金融危机后的中美实力》

American and Chinese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2010年10月刊，第143-153页

文章指出，金融危机后，不少观点认为美国已经失去其黄金年代，而中国经济将赶超美国。但作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认为民族国家并不像人体一样有可预测的寿命期限，也不能从周期循环来推测长期的发展趋势。他认为，重要的是关注这场危机的影响，以此分析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

作者认为，由这场金融危机来判断美国是否将被中国替代还为时尚早。对美国而言，金融危机的打击不一定是致命的。相比20世纪90年代时的日本，华盛顿对这场危机反应迅速，并将损失降到最低。并且在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第二代万维网领域，美国仍然保持领先。

而中国依然面临很多局限。首先，即使中国经济的专制增长模式能够在独裁国家中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它也无法对民主国家产生吸引力。而美国尽管因金融危机受责，其软实力依然强于中国。作者认为，如果宣传与国内实情不符，政府将很难成功兜售国家魅力。在这一层面上，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尽管中国财政实力的增长可能提升其整体实力，并以此抵制美国的诉求，中国依然难以迫使美国改变其政策。作者指出，中国持有大量美元，一方面，它可以以抛售美元来威胁美国；另一方面，抛售美元可能危及中国的对外贸易，导致失业和社会不稳定，因而中国也会在抛售中使自身利益受损。

第三，中国尚未找到一种民主之外的方法来解决人民的政治参与诉求。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荡然无存，执政党的合法性取决于经济增长业绩和汉民族的基础。一些专家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合法性，存在腐败严重的问题。如果经济增长停滞，中国将很容易面临政治动荡的局面。

第四，亚洲有其自己的内部的权力平衡，在这一方面，许多国家继续欢迎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以抵制中国的扩张。

因此，作者认为在全球层面上，中国不太可能成为美国的强劲对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法在亚洲挑战美国。因而中美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

《美国重返亚洲》

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2011年12月21日

去年年底，奥巴马总统对太平洋地区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包括参加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印尼举行的东亚峰会，以及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这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未来几十年内，美国将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美国媒体将这一举措诠释为围堵中国，但作者认为美国重返亚洲并非意在遏制中国，而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以促使美国成功地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

奥巴马政府认为，小布什政府对亚洲地区的关注过少，美国应该恢复其参与亚洲事务的传统。尤其在2010年中国处理“天安舰事件”、南海领土争端以及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钓鱼岛相撞等事件时表现的更为“自信”后，美国做出的一系列回应以及奥巴马总统对亚太地区的访问主要体现了美国对外政策在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支持多边组织，这主要体现在美国希望建立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并正式成为东亚峰会成员。二是经贸方面，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通过以及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的倡议使得亚洲成为美国经贸关系的中心，但这同时也伴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张。三是安全层面，奥巴马将美国的军事和安全重心从伊拉克、阿富汗转移到亚洲，对亚洲安全事务的投入将在美国安全事务中保持最高优先级。四是在民主方面，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他将引领亚洲宣扬民主和人权。不可避免的，这些举措引起了中国的担忧。在中国人看来，美国希望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尽量延缓或扰乱中国的崛起。

媒体普遍将奥巴马政府的举措诠释为针对中国，但作者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奥巴马政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做法：一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在亚洲发展美国的势力，鼓励中国有建设性的行为，并安抚该地区其他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奥巴马政府非常注重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减少中美之间的猜疑与不互信。对于美国重返亚洲，中国领导人的态度比较缓和，因为这正值中国领导层换届之时。另一方面，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却对中国领导层不断施压。

奥巴马政府的中国政策最初由原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和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杰弗里・巴德（Jeffrey Bader）形成。到2009年底，国防部一些人员认为应该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2011年春斯坦伯格和巴德离职后，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五角大楼就没有局长级以上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奥巴马访问亚洲前的记者会上，明显强硬态度已经占据上风。

外交和言辞能够塑造看法和期望，因此是外交政策成果的重要因素。但长期来看，信誉至关重要，可信度要求一国拥有资源和能力来实施其总体战略。作者认为，影响未来美国在亚洲的角色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经济的恢复，即美国能否从当前的金融危机中翻身并很快踏上一条通往金融稳定和强盛的道路。除此之外，中国的前景也是一大问题。如果中国经历重大政治动乱或其增长势头被突然扰乱，中国的地位及区域内中美关系的平衡将受到影响。

文章认为，在任何区域或全球战略中，美国都应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在亚洲，如果缺少了与中国的合作，奥巴马所追求的区域战略就无法获得成功。中美国双方都必须避免轻率行为，并且牢记：只有采取正确的立场，双方才能获得利益最大化。

《伊朗问题上的中美合作》

Cooperating with China on Iran

邓丽嘉（Erica Downs）

政策简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2012年1月

作者认为，中国对美国制裁伊朗中央银行的反应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美国能够成功地削减伊朗的财政收入，从而削弱伊朗的整体经济。

在伊朗问题上寻求北京方面的合作是具有挑战性的。首先，中国在伊朗有重大经济利益——伊朗是中国的第三大石油供给国；其次，中国并不认为强有力的制裁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中方认为，有限制裁可以对目标国家释放有效信号，但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并且认为全面制裁只会起反作用；第三，尽管中国并不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但北京方面可能并不像华盛顿一样视遏制伊朗核计划为国家核心安全利益。

2010年，中国曾经采取了顺从的态度。这从两方面得到体现：第一，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第1929 号决议，这项决议中的制裁比之前任何一个决议都要强硬；第二，中国似乎实际上部分默许了美国出台的《一揽子伊朗制裁法》（CISADA）。根据这一法案，投资伊朗能源产业的外来企业和向伊朗销售天然气管道的企业都将受到制裁。在《一揽子伊朗制裁法》通过后，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相应放缓了其在伊朗的项目。

作者认为，中国的妥协可能与美国等国的施压有关，因为中国不想在关键问题上被孤立。同时，中国公司的商业权衡也起了作用。对此，作者归纳了五大方面的原因，包括美国外交的作用、沙特阿拉伯的施压、俄罗斯的态度、美欧市场的吸引力和在伊从事商业活动的困难。这些原因促使中国让步并在制裁伊朗这一问题上采取合作态度。

2011年底，奥巴马总统签署法律，将对与伊朗中央银行有商业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制裁。中国最初的反应显示，中国不太可能因美国的新法案而动摇。中国外交部也重申了北京对以美国为首的对伊朗进行单边制裁努力的反对。

尽管获取中国对美国制裁伊朗中央银行法案的支持难以实现，但是中国在2010年伊朗问题上的让步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文章最后总结了在制裁伊朗问题上可能促使北京方面加强合作的四大因素，包括国际压力、在美投资机会、波斯湾战争的前景和对中国经济利益的保护。

《自视为常：朝鲜问题上一些持久问题和新研究的综述》

They Think They’re Normal：Enduring Questions and New Research on North Korea – A Review Essay

康灿雄（David C. Kang）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2011年冬季版，第36卷，第3期，第 142-171页

近年的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以及朝核问题将朝鲜半岛带入一个新冷战时期。作者结合三部朝鲜问题的著作——帕特里克・迈克易切恩（Patrick McEachern）的《红盒之中：朝鲜的后集权主义政治》（Inside the Red Box：North Korea’s Post-totalitarian Politics）、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与马库斯・诺兰德（Marcus Noland）合著的《朝鲜的饥荒--市场、援助和改革》（Famine in North Korea：Markets, Aid and Reform）以及金石英（Suk-Young Kim）的《虚幻乌托邦：朝鲜的戏剧、电影和日常表现》（Illusive Utopia：Theater, Film, and Everyday Performance in North Korea）——对朝鲜国内政治机构、经济和人民生活与思想进行探讨。

作者认为，朝鲜既强大又弱小，内外部的压力都对其产生影响。首先，朝鲜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正常”：其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运转方式对其他国家来说也并不陌生；朝鲜人民也自视为常，并且认为自己生活在朝鲜这样的环境中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朝鲜的核威胁和军事威胁只是其整体对外关系的一个方面，减少其威胁性军事行为同发展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不矛盾。

政治上，作者引用迈克易切恩的观点提出三个结论：第一，朝鲜弃核在十几年前是有可能的，但在当前的情境下，朝鲜似乎愈发不可能乐意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协商；第二，朝鲜的内部政治机构和政策一直都在随时间演变；第三，外部施压以改变朝鲜政府的行为在过去不成功，在未来更不可能成功。作者认为，朝鲜不太可能产生利比亚式的起义，但朝鲜政权的崩溃可能是自上而下的。

经济上，作者指出朝鲜的经济并不像很多外部人士所理解的那么脆弱，相反，朝鲜的经济被证明是具有持久性和适应性。但同时，无计划的市场化也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外围领域的控制力。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的大饥荒，它迫使政府调整其内外政策和战略。饥荒后的十五年，腐败问题和与中国的非法边境贸易导致平壤政权对政治经济控制力的弱化。同时，朝鲜的商业活动也在不断增加，当下的朝鲜已经比十年前更加开放、透明和市场化了。

在人民生活和思想方面，作者指出，朝鲜人民不是被洗脑的机器人，也不都是民主卫士，他们是持有不同意见的真实个体。同时，不同于传统的理解，逃亡的朝鲜难民并不完全反对他们的国家。他们继续保持着对故土的自豪之情和返乡的意愿（如果条件适当的话）。研究表明，大部分难民并不愿意离开家乡，如果有充足的食物，他们很多愿意回到朝鲜。

总之，作者认为，对朝孤立政策会导致一个虚弱而危险的朝鲜——它每年都可能爆发饥荒。而解决饥荒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将朝鲜纳入世界市场中，并通过国际贸易使其进口到充足的食物。孤立同样对改善朝鲜的人权状况无益，甚至反过来会助长侵犯人权的行为。

《惴惴不安：为何单极不是和平的》

Unrest Assured：Why Unipolarity is not Peaceful

努诺・蒙泰罗（Nuno P. Monteiro）

《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2011年冬季版，第36卷，第3期，第 9-40页

文章指出，后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呈现单极化。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主流观点都认为单极格局是不会持久的。这种观点认为其他大国会迅速成长为与美国匹敌的大国，从而重新实现均势。但1999年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提出“单极世界的稳定性”（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并认为单极世界是和平的。之后，关于单极格局持久性的争论一直受到关注，而单机格局是否和平却鲜受关注。

作者提出了关于单极和平的新理论。他认为，单极创造了一个制造冲突的机制，而单极本身也可能卷入这一机制中。作者指出，单极体系有三个特征：第一，单极是一个国际体系（inter-state system）；第二，单极是无政府主义的；第三，单极体系只有一个大国，该国享有权力优势并且不面临竞争。同时，单极中的超级大国可以选择三种战略：防御性优势战略（defensive dominance）、进攻性优势战略（offensive dominance）和不介入战略（disengagement）。

一方面，作者赞同威廉・沃尔福斯关于单极世界中不可能存在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的论断。但另一方面，他指出沃尔福斯的理论也有两大局限：首先，它仅讨论了超级大国；其次，沃尔福斯假定处于单极中的超级大国只会采取防御性优势战略，从而忽略了可能的进攻性优势战略和不介入战略。后两种战略则易于导致冲突。作者认为，单极体系下，唯一的超级大国与违抗它的小国之间可能反复爆发战争，大国和小国之间也可能爆发战争。具体而言，进攻性优势和防御性优势策略可能导致超级大国与顽劣小国之间的战争，而不介入战略则导致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地区性战争。

最后，作者提出了“权力优势的悖论”（paradox of power preponderance），即如果超级大国发展其权力，其余国家也会相应地发展实力（包括发展核武器）。实际上，这对超级大国而言也是权力的制约。同时，更多的权力并不能保证更大的影响力，也不能保证在和平条件下，超级大国能够拥有促成对己有利的结果的转化能力。因而对于超级大国来说，只有极大程度的自我约束才能避免被卷入到战争中。

《中国新左派的神话和影响》

The Influence and Illusion of China’s New Left

查尔斯・弗里曼（Charles Freeman），袁文瑾（Wen Jin Yuan）

《华盛顿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2012年冬季刊，第65-82页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领导层来说是一个警钟，它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的潜在局限。文章指出，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展开了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坚持以市场为中心、效率优先之路的讨论。在这场争论中主要有两大阵营：赞成市场和效率优先的右派，他们赞成继续强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以及新左派，他们强调建立社会安全网络和改善社会平等。

文章主要介绍了新左派的对中国未来发展模式上的观点及其影响。政治上，新左派的主流学者，例如汪晖、王绍光、崔之元、甘阳等，认为中国应该向“中国特色民主”的方向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经济上，新左派认为经济改革不应只关注经济增长，还应建立一个稳固的社会安全网络，推动社会平等。金融危机以后，新左派人士提倡中国应采取“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发展模式。一些新左派期望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并更多的独立于西方的影响。

这些观点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作者指出，从最近一些政策的发展趋势中可见，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认真考虑新左派的一些观点。这表现在中国政府扶持大型国有企业、发起自主创新政策和加强对国有银行的控制。进一步地，作者认为新左派的观点在2012年中国新一任领导班子上台后还会产生更大影响。

但新左派的两大主张——增强国家控制和促进社会平等——之间存在矛盾。文章认为，即使新左派对于下一任政府能够产生显著影响，他们关于增加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的主张也未必能解决日益突显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当前增加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推广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计划可能不会产生理想的结果。新左派需要提出更具体的方案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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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log说：

留言于2015-01-10 16:52:03（第1条）

本月下旬，多個BART站停車費預計將上漲50分。此次上漲經過了每六個月一次的停車場使用評估。如果一個車站停車場處於滿負荷狀態，那麼每天停車費可能上漲50分。反之，如果停車場處於95%停車狀態，那麼停車費可能減少50分。BART停車收費政策規定，乘客將車停在車站繳費最高不超過3元一天，West Oakland車站除外。工作日在BART車站停車的乘客需要支付清晨4點到下午3點之間的停車費。
Fremont、Fruitvale、Lafayette、Lake Merritt、Orinda、Pittsburg/Bay Point、Pleasant Hill、Rockridge、San Leandro、Union City和Walnut Creek等車站停車收費3元從1月20日起生效。同樣在1月20日，Bay Fair車站停車費將提高到2.50元，Richmond和South Hayward車站停車費則提高到1.50元。1月26日開始，停車費收取3元的車站包括Ashby、Castro Valley、Colma、Dublin/Pleasanton、El Cerrito Del Norte、El Cerrito Plaz、Glen Park、MacArthur、North Berkeley、San Bruno和West Dublin/Pleasanton等車站。同樣從1月26日開始，將車停在West Oakland車站需要支付7元，在South San Francisco車站需要支付2.5元。停車費維持不變的為Millbrae車站的2元，以及Concord、Hayward、North Concord和Oakland Coliseum車站的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