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腐败问题是“制度问题”。“腐败是制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标准答案”，“标准答案”的好处是明确，坏处则是一种取消讨论的倾向。因为“标准答案”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说了，就象有人强调的，剩下的不是说而是做。但实际上，还有很多东西远远没有被说完说清，“腐败是制度问题”依然需要深究，因此，本文的重点是：“制度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腐败的中国人”又是怎么回事？……

1、从“腐败经济学”到“腐败文化学”

　　我们先从腐败的类型说起。有位朋友，在纽约市立大学政治系当教授，前几年在美国出了本叫《当代中国的市场与腐败》的书。中国人研究中国的腐败跟美国人研究中国的腐败，感觉真是大不一样，书肯定是比研究中国的美国人的写得好，因为写得很地道，“中国味”十足，全是美国人不可能写出来的“本土感觉”。

　　书中对中国的腐败有一个分类，包括大家都知道的贪污、受贿、挪用、挥豁、以权谋私、非法收入、渎职、投机倒把、违反财经纪律、走私、道德堕落、出卖机密等12种。当然，近些年人们经常谈论的“腐败新品种”还包括：买官卖官、干股分红、假赌送利、裸体做官、政绩造假、学术造假等等。“广东当模范，上海是罪犯；海南念讲稿，北京带手铐”。林林总总的分类，试图把握的就是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

　　我把这些“前腐后继”的腐败，又简化地归成四类：一是官与民之间的“交易型腐败”（权钱交换、权比法大），二是官与官之间的“分肥型腐败”（权权交换、官官相护），三是官对国的“侵吞型腐败”（靠山吃山、捞一把是一把），四是官对己的“堕落型腐败”（不玩白不玩、白玩更得玩）。腐败，贪钱、贪权、贪物、贪色是也。这里，政府之外的腐败不说（如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吸”喝嫖赌等等），只谈“以公权谋取私利”的腐败。

　　当然，出于简便的考虑，前两者的分类标准与后两者的没作区别，内容上因此存在某种交叉。 这个“腐败四类型”却只是一个现象的总结，属于表面层次的分析。要深入到腐败的本质，这个分类还很不充分。在“关于腐败的集体无意识”一文里，我分析了中国式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和“演化博弈均衡”，试图说明腐败的“生物文化基因”和“利益结构的制度演变”。如果“自利泛滥”是腐败的内因，“有权、没约束”或“公权范围程度太大、对公权的制约太小”就是腐败的外因。就是说，腐败的因素要看公权的范围，公权所涉利益的大小，公权的事前制约（道德和程序），公权的事后制约（法律、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以及腐败者的利益结构和需求强度。腐败的内外因是“腐败经济学”的内容，属于腐败问题的明显方面。

　　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和“演化博弈均衡”则是“腐败文化学”的内容，属于腐败问题的不明显方面。“腐败文化学”侧重制度行为和文化心理，企图揭示的是制度规则与个人选择的关系。中国是官僚专权制度的故乡，腐败的“集体无意识”是官僚专权制度的历史积淀，腐败的“演化博弈均衡”则是制度性腐败的传承机制。除此以外，“腐败文化学”在“文化内容”上，还应该涉及中国人的“规则观”、“人情观”和“道德观”对腐败及其制度化的影响。这正是本文关于中国腐败本质问题的要点。

　　当我们说“腐败是制度问题”时，一个暗含的“制度决定论”假设是：改变制度就能制服腐败。制度真有这么大的威力吗？制度到底指的又是什么？在分析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继续“腐败类型”的话题，本文将从一种腐败的新分类引向“制度问题”的进一步分析。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托人办事”是最普通不过的事情。如果托的那个人是政府部门里的人，潜在的“腐败需求者”和“腐败供给者”就产生了。

　　“托人办事”自然不一定就是腐败，但算不算腐败，一要看办什么事情，二要看凭什么观念。在最常见的情况下，事情会涉及到三个层次：第一，要托人办的事属于程序性的关照，比如改变先来后到的次序，要求提供“加塞”的便利；这种“举手之劳”往往只涉及规定程序，还不涉及实质内容。第二，要托人办的事属于变通性的关照，因为政府部门通常享有许多“自由裁量权”，政策的掌握可紧可松，信息的传递可多可少，关键看关系，许多事情多一句少一句、睁一眼闭一眼就办成了。第三，要托人办的事属于实质性的关照，它涉及实质内容或机密，其行为已经要么是违法、要么是犯罪。 如果“腐败需求者”和“腐败供给者”是不同的人，腐败就是“交易型腐败”或“分肥型腐败”；如果是同一个人，腐败就是“侵吞型腐败”或“堕落型腐败”。但在这个“托人办事三层次”的分析里，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一个腐败的新分类：程序性腐败，变通性腐败，实质性腐败。

　　“事情”分析完了，现在来看“观念”。多数中国人根本不把“程序性腐败”和“变通性腐败”当成真正的腐败，这两种腐败通常也很少出现大的腐败规模，人们观念中的腐败主要是指“实质性腐败”。但即便在“实质性腐败”中，如果不是“情节特别恶劣、罪行特别严重”，人们一般也根本不当回事（小儿科，毛毛雨）。中国的腐败实在是太普遍了，也难怪人们已经形成了这种观念。但是，这种观念却使中国的腐败和制度变得“问题很严重”。

2、到底什么不算腐败？

　　理论分析确实是让人“有点烦”的“弯弯绕”，但没有理论分析，人们就只会是案例的俘虏和现象的奴隶。在当今中国，腐败的学问不在于“什么算腐败”。虽然说，腐败跟色情一样，“只要一见，就知道算还是不算”。可在当今中国，腐败的学问在于“什么不算腐败”。这话的意思是，现实的形势和人们的观念，都有把腐败的门槛不断抬高的趋势。腐败越普遍、水平越高、规模越大、观念越松垮，一般的腐败就越能被容忍、越不被当成腐败。

　　老祖宗劝说“莫因恶小而为之”，在腐败这里，基本的信条却是：“莫因恶小而不为”。 为什么“程序性腐败”和“变通性腐败”一般不被人们当成真正的腐败呢？简单的答案是，因为许多“小恶”实际上已经被归入了“人情世故”的“合理”范围了。要是吃顿饭、送点礼、打个红包、行个方便也算腐败，非要送交法办不可，那中国人就别活了。什么叫“待人接物”？什么叫“情来礼往”？要是一点屁事都上纲上线，那还怎么在社会上行走？还怎么开展工作？也算是在江湖上混，还懂不懂事啊？好了，大家有了默契、有了共识，“小恶”就成了惯例，腐败就成了“你知我知”的“集体腐败”。

　　个人灰色收入和政府行政开支就这么双双上去了，“三公消费”和“接待政治学”也成了中国特色的两大奇观（改天我再说说这个妙不可言的“接待政治学”），中国政府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政府”之一。 其实，“程序性腐败”和“变通性腐败”最能体现中国人对“程序正义”和“规则权威”的态度。中国文化是一种偏向“荣辱-亲情-权势”的“关系型文化”，除了同样重视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之外，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注重“感情利益”。

　　在西方人那里，人制定了规则然后受规则的统治，消除反规则的“随意性”是最大的考虑。在中国人这里，人制定规则只是为了方便，“规则是死的，人却是活的”。中国人的观念是：无论如何细密，规则永远不可能穷尽人类的一切情感，永远不可能穷尽生活的一切情况。所以，死守规则就是“走极端”，就是未得“中庸之道”之奥妙，消除规则的“僵硬性”于是就是中国人的最大考虑。“墨守成规”永远是中国人的贬义词，也是“不近人情”的同义词；“循规蹈矩”则被当成软弱、愚蠢和死脑筋的表现。

　　在西方人那里，“合理”是“合规”才算“合理”，在中国人这里，“合理”是“合情”才算“合理”。西方人的“理”偏向“理性”，中国人的“理”偏向“情理”。中国人讲“合情合理”，说的就是“不合情”就很难“合理”。“情”是主体间的“情感”，然后是原则的背景“情况”。以一种“下不为例”和“什么事情都有例外”的态度，“程序正义”和“规则权威”就往往不被重视。灵活、善变、通情达理、应对自如等等，就是中国人应付“原则主义”的广被称道的手法。中国人把“制度规则”看成“抽象原则”，他们要遵守的永远不是“抽象原则”本身，“抽象原则”永远体现于具体的“人际关系”中，灵活运用“抽象原则”才是他们所要遵守的。

　　因此，中国人有“两难”：一是陌生人之间真诚信任合作难，二是在亲友之间严守“外在规则”难。外在的“抽象原则”要被没有变通地执行，就必须存在强有力的“外在权威”，或者，把外在的“抽象原则”转变成内在的“契约原则”，用亲情之间的信义来维持“亲亲互惠”或“亲亲相隐”的规则。总之，僵硬硬和冷冰冰的非人格契约关系，是与中国人的情感格格不入的。也有人认为，中国人比“程序正义”更注重“实质正义”，在“清官明君”那里，“实质正义”往往能“非程序”地实现。不幸的是，这种“人治文化”并没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多少有持续性的“实质正义”，反而因其“非程序”而强化了反规则的腐败现象。

　　中国人的真正困境是：制度规则已经完全“被情所困”，“非程序”已经是人们基因中的一种冲动；在环境适当的情况下，灵活变通化成了犯规犯法，“情非得已”是一种生存之道，无神论、多神论和实利宽松的宗教信仰也助长了中国人圆润散漫的心灵。如此，腐败既被“设身处地”地容忍，也被“将心比心”地炫耀。当然，实利宽松的宗教信仰也确实使中国人更少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式极端。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讲亲情、讲关系、讲面子、讲圈子的民族，好不好另说，是不是才是重点。中国人什么事都不是板着面孔、拿原则说事，有了这一层，有了与别的民族不同程度的这种“心灵倾向”，我们就是既灵活、又懒散却又别有情调的中国人。

　　情感的生活当然也让人活得很累，因为情感交换与货币交换的最大区别是模糊。中国人也讲契约，讲“亲兄弟、明算账”，但这里头的模糊也只有中国人自己能清楚。我们讲金要足赤、玉要足色，但一到“群己权界”，一切就模糊了。明明知道情感交换无法清晰，却又不得不斤斤计较，所以中国人活得累；“感情债”谁也背不起，可一个人的信用和信誉偏偏又由此中来。 要是谁托你办事都办不成，那你也别想托人办事，可“得罪人”、“做人不厚道”、“没法混”和“混不下去”等等都是国人的大忌，谁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一次得手，“滑坡”就在心中慢慢形成了，这就是那个“演化博弈均衡”。“恶大”之事往往就从“恶小”之事开始，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腐败过的人都知道，许多腐败实在是“不得不腐败”。

　　什么叫身不由己、情不自禁？心理学有个著名的“斯金纳箱”实验，老鼠在箱里压一下杠杆就得一团食物，压杠的操作慢慢被食物的激励所强化，后来，压杠的结果改成电击，老鼠压杠的习惯变弱了，可压杠的行为却出乎意料地顽强存在，得到食物的幻想无法消失，这就叫身不由己、情不自禁。也叫“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或者叫“人在江湖走，哪有不挨刀”。人当然不是老鼠，但有人以此理论，建议“取消贪官死罪”，因为通过“电击”去阻止“压杠”被证明是无效的。实际上，这个理论也可以被用于“取消一切死罪”。

　　可惜，有人在不该忘记“中国国情”的时候偏偏忘记了“中国国情”：一个大国，人口13亿多，社会矛盾如此激化，“取消贪官死罪”和“取消一切死罪”行得通吗？我的意思是，这里头有个“人性取决于人口密度”问题，如果中国的人口只有澳大利亚那么多，肯定行得通。可以顺便指出，根本就不是中国人残忍、喜欢死刑，而是骂中国的西方人权分子对人性很无知。

　　人情交换很模糊，可好处一旦被强化，模糊反而是好事。因为什么事情都很清晰，权利划得很清楚，事情反到不好做了。所谓的“隐性腐败”就是这么来的。安插亲信（任人唯上、任人唯亲）、铺路搭桥、通风报信、打擦边球、包小红包等等，其实说白了都不是隐性的。你知我知，这“联络感情”或“感情投资”就是重要，关系搞好了，以后就好办事了。出门靠朋友，一天到晚这也腐败那也腐败的，烦不烦啊？有事互相关照，互相打个招呼，事情都得这么做，什么事情都往“恶小恶大”那想，那还怎么混啊？在感情的世界里，许多事情是无法计较的。

　　我显然不是在为这些腐败找开脱之词，但我要说的是：我们中国人就是这种人，有些事情确实还就无法说清楚。所以，看到“腐败的中国人”这个题目时，也别假装太吃惊好吧？按关系办事是一种注重“固定成本”的世界观，“前期投资”很重要；按原则办事是一种注重“可变成本”的世界观，连“后期投资”都未必需要。这种文化的精神，就是把具体的人际关系，置于抽象的制度规则之上；把制度规则的人格化灵活执行，置于制度规则的非人格普遍适用之上；制度规则因此不是高高在上和不以人的关系为转移的。人们崇敬的不是外在的制度规则，而是活生生的社会关系--是父母、夫妻、子女、兄弟、姐妹、远亲、近邻、朋友、师长、上级、同事、同学、老乡、战友、熟人等等。

　　中国人在这些具体的社会关系面前，坚持原则在心理上有一种本能的困难，就如同他们信任自己社会关系之外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困难一样。事情值不值当然要看具体情况，但面子是人们互信互惠的令苻，正如关系是人们互信互惠的通行证一样。反正清官也已经不好找，所以，中国人怕的不是腐败，中国人怕的是别人不够腐败或自己无法腐败。因为现实中的腐败是一种“选择性腐败”，没有可靠的关系和信任，腐败有风险，有时风险还极大。对中国人来说，“托不着人”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即便有清官，“找不对人”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其实，人们在经验中已经学知，难搞的不是腐败，而是“不完全腐败”，“不完全腐败”带来的反而是“不确定性”，因为你弄不清对方是“真的廉洁”，还是“嫌少装清纯”。

　　总之，中国人灵动的“规则观”和互惠的“人情观”，是腐败的内外因素（“自利泛滥”和“有权、没约束”）相互对接上的最关键环节。这两种观念是人们心中的无形和内在的规则，一旦它与有形和外在的规则相对抗，公权的利益诱惑就充分地“裸露在狼群中”。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制度”，一方面是无形和内在的“文化规则”，另一方面是有形和外在的“政法规则”；前者是中国的“人文环境”，后者则是中国的“法制环境”，两者都离不开中国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广阔复杂的地理空间一方面增加了反社会行为的监督成本，助长了“贪官文化”、“刁民文化”甚至“汉奸文化”，另一方面又强化了集权主义的社会需求。中国的腐败肯定有其独特性。